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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与锥子、任兄再论李陵 -- 煮酒正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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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与锥子、任兄再论李陵

此贴是答复锥子兄弟这个贴的:

毛锥子:再说一点

即使我退一步,接受 李陵确实追战过汉军,那么汉廷始终同情李陵这一事实,恰恰说明那个时代的人对降敌后的反攻行为,并不似近古和今人般切齿大忿,究其原因不外两条 --- 1 当时正是民族形成期,2 汉强匈弱 (不赘)。所以,拿后来明末甚至抗战时期的降敌后反攻的人物类比李陵,明显是不合情理的。

更何况,我觉得李陵追战汉军这条记载实在于理难合。且听俺慢慢道来。

锥子注意到没有,李陵降敌后不久,汉帝国朝廷中的舆论对李陵是极其不利的 --- “后闻陵降,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

可见,李陵在朝中并无深厚人脉,在他投敌之后就立即招致严厉指责和迁罪。以李陵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他真的后来将匈奴军追击汉军并鏖战数日,这个罪过可比降敌严重得多,怎么反不见汉廷有人指骂他?你可能会说,很可能有人骂过,但史官觉得没有记载价值于是就没记录。但是,一个仅仅降敌就遭到群臣指责的人,如果再引匈奴军反攻汉军,这个人在朝廷中必然民愤极大。如果李陵在汉廷中民愤极大,那么霍光、上官即使再顾及个人友情,又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遣使召陵呢??即使他二人真有这个胆子,又怎么可能在朝廷上没有遭遇强烈的反对呢?如果确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则应属有记载价值的事件,史官不太可能不记录下来。

由上文悖论可推知,李陵将匈奴军追战汉军之事,只是一个未被证实的传闻。汉廷群臣从开始的迁罪李陵,到刘彻灭陵满门后 得知李陵未曾与匈奴练兵转而开始同情李陵,然后是十几年间除了一条未经证实的传闻 李陵并无不利于国家的行为,于是原有的同情沉积了下来,只有这样,霍光、上官遣使召陵时未遇阻力才能解释得通,才顺理成章。

至于班固对李陵的个人看法,就算班固也对李陵寄予了一定的同情和惋惜,那么,两位史家 --- 司马迁和班固 --- 在不同程度上都对李陵之事表示了同情和惋惜,这难道不说明问题么?这难道不正说明李陵其人其事在当时的历史阶段里原本就是无可深责的么?

不要忘记,刘彻时代发生的阉割儒学的做法尚未完成,未经阉割的 经典儒学仍在影响着士人的价值评判。而基于孟子的君臣平权理念,刘彻对李陵本人的欺弄[注1]、对李陵家族的杀戮,恰恰是“君之视臣如土芥”,负李陵极深极重,这种情况下李陵来个“则臣视君如寇仇”,并无不妥。更何况观李陵与汉使问答 以及李陵与苏武的两次长谈 那几节,可知李陵对刘彻并无寇仇之恨。李陵之负刘彻远远不如刘彻之负李陵!

如果以阉割过的孔孟儒学为据,那么李陵的投敌自然是大逆不道。但是我们凭什么要拿阉割过的孔孟儒学为依据呢?锥子能告诉我么?任爱杰兄能告诉我么?为什么置上古更为合理开明的平权精神于不顾,反而将汉武之后阉割过的儒学奉若圭臬??凭什么“朕即国家”、“不死于王事即为不忠”这些说法就是绝对真理、唯一评判标准,一旦未能达到这个要求就是不堪小人、大逆不道??

前汉是君主权力首次被高度集中的时代,意识形态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为阉割经典儒学)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服务的。“封建”君主极力推崇皇权高于一切的理念自有其统治目的驱使。对这种做法我们可以表示理解,但如果认同他们的这种理念,并死抱着这种理念作为唯一评判标准,那么我们简直连古人都不如了!

[注1]

上曰:

“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因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博德故伏波将军,亦羞为陵后距,奏言:“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

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禽也。”书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乃诏博德:“吾欲予李陵骑,云‘欲以少击众’。今虏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钩营之道。”诏陵:“以九月发,出庶虏鄣,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骑置以闻。所与博德言者云何?具以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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