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太平天国史讲座（3）－－“小阎王”张宗禹 -- 温相

(作者：陶勇 文字录入：翼王坪)

对西捻军自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再迂回南下，经河南进军直隶的一连串行动，史学界历来认为是行使“围魏救赵”之计，即西捻军张宗禹在陕北接到东捻军的紧急求救书信，决定进军直隶，以直捣清王朝“畿辅”重地的军事行动，迫使围剿东捻军的清军回兵“勤王”，以达到救援、解围的目的。

但是，如果比较西捻军离开陕北、到达直隶的时间与东捻军覆灭的时间，并对西捻军的具体战争进程展开考察，再参照清军布置调动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即可发现这个已成定论的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

首先，西捻军之所以进入陕北，乃是追不得己的“逃兵”之行，并非为东进作战略准备，对西捻军来说，荒凉的陕北“必非久留”之地而且也无法久留。西捻军之所以撤出绥德，就是因为湘军刘松山、郭宝昌两军已追入陕北，攻逼该城。离开陕北往何处去?北面是沙漠，西面是甘肃，为回民军所占据，无论是地理、物质环境，还是与回民军的关系，都决定了西捻军绝不可 能再向西北方向撤退。南面，友宗棠大军控制着泾渭两河和关中地区．正等待西捻军“穷极求战”，以图围歼。所以，南下也是不可能的。这样，西捻军离开贫瘠的陕北，摆脱左军围剿的唯一选择就是东渡黄河了。

黄河水流湍急，清军又把船只掳过河东，黄河天险支是历来清军防守的重点。后期捻军曾无数次强渡黄河，但一次也未成功。所以，西捻军要想渡越黄河，只有等待冬季黄河封冻。直到1月9日，左宗棠在奏报中还声称： “刻下天气暖和，尚未到结冰桥之时”。时隔数日，西捻军竟“由川延长一带沿河窥伺乡、吉等处冰桥”，而于12月18日一举突过。这种选择渡河时间与地点如此准确的行动，显系策划已久之举，而非仓促救援之行。

如果西捻军的战略目的是“围魏救赵”，那么在渡河入晋后，就应该作横贯山西南部的急行军，向东直捣京师。这样就能立即给予清王朝以极大的威胁，迫使清军不得不撤东捻军之围而回兵“勒王”，所以，曾参与剿捻多年，深知捻军特点，时任工部尚书的毛旭惊慷呼： “西捻渡黄河后，若到处盘踞，尚可少延时日，我兵得以从容布置；傥直走太行，急趋东下，旬日可达直隶边界，祸患之违，未有甚于今日者。”但是，西捻军计不出此，却在渡河之后，先是南下至稠山，再北上临汾、洪洞，随之，又南下直达河南境内，构成了一个“之”字形的迂回运动，严重贻误了战机，有人认为西捻军之所以兜圈是为了“避开正面的敌人而能迅速的进军”。果真如此吗?若对当时官军兵力部署态势作一考察，即可知如果西捻军直接东进，其正面并无强敌。当时，刘松山、郭宝昌等“陕西迫剿之兵已著著落后，纵便飞速进剿，恐愈逼贼东奔”，因为晋省素无可恃之将，可用之兵，直隶兵勇“层阂尤甚”。根本不能堵截西捻军的迅猛东进。山西巡抚赵长龄心虚力怯地承认： “晋省历年办防，恃有山河之险，水陆各勇不及万人……四面设防，难免零星分散，……兵单地广，兜剿愈难”。直隶总督官文声称，他所能抽调防守直晋边界的各个关隘的兵力，也不过一营或千名左右。可见，西捻军如果自山西挺进直隶，根本无须作此贻误战机、拖延时间的迂回运动，相反，应该直接东趋，便可轻易闯过并无重兵把守的太行山而抵直隶。

退一步说，即使西捻军渡黄之后，对东面的敌情不了解，担心太行山各关有清军里兵把守，，难以翻越，而不得不绕道避兵，由河南进军直隶。那么，就应该沿途马不停蹄，驰赴直隶，抢回因迂回运动而损失的时间，尽快实现其战赂目的。但是，西捻军却在河南怀庆、卫辉、漳德三府盘桓二十余天，才渡漳河北上，进入直隶腹地，这种拖延时间，贻误战机的表现与其所谓入直的战略目的是非常矛盾的。

再看看具体的时间表，也能说明问题，东捻军于上年12月2 日寿光之战后，已基本覆灭。西捻军几乎与此同时渡河入晋，1 月上旬到达河南，理应获悉东捻军的噩耗，既然张宗禹已经得知 救援的对象已不存在，怎么还能把救援东捻军与西捻军北上说成 是因果关系呢?事实上，西捻军在河南时，曾有“由山东濮范抢渡 黄河”的打算，但是清王朝虽然惧怕西捻军直捣畿辅，亦不愿让它再回渡黄河，所以纷纷加强了运河上下的黄河防线。是时，已剿灭了东捻军的清军主力正云集山东，豫军张昭、宋庆两部已由豫曹交界处渡过黄河”，均向北路进剿，“……以力遏东北两面，向西南进剿”；西面，刘松山、郭宝昌两军及吉林马队已由济源迫剿而来；唯有北面“直境平原旷野，兵力太单”。在南临黄河天险，东西清军夹击下， “以致贼无出路，并力北趋直境”。

向来持西捻军渡黄河赴直隶的目的为“围魏救赵”之观点者，皆引《涡阳县志》或《两淮勘乱记》为据。且尤重《涡阳县志》。查两书分别载其事曰：

《涡阳县志》： “(西捻军)破绥德州，得任化邦告急书，将出潼关赴东(即东捻)，有老翁曰： ‘不可！官军聚山左，河北必虚，吾引兵出彰怀，逾大名，直犯畿辅，官军必回军宿卫，则东围不战自解矣！’宗禹从之。”

《两淮勘乱记》， “(张宗禹)得蜡书，将东出潼关以救任 著，老翁曰： ‘不可，官军聚山左，河北必虚，吾引兵出彰怀， 逾大名，犯畿辅，官军必回军宿卫，则东围不战自解矣’！宗禹 从之”。

从上面两段引文，可以看出两书记载其事的文字基本相同，其“老翁”之言更是一字不差，显然是相互转抄。再查两书作者及刊印时间： 《两淮勘乱记》为霍邱张瑞辑著，同治十年刊印，又于宣统元年重印。《涡阳县志》为当时县长黄佩兰等编撰，民国十四年印行。由成书年代的先后，可以判断是《涡阳县志》抄录《两淮勘乱记》。所以，持“围魏救赵”论点者所依据的材料实际上只有《两淮勘乱记》一种。

《两淮勘乱记》是捻军史研究中常用的史料之一，此书多载捻军首领的事迹、轶闻。其中有不少荒诞不经的描写。如记张洛行出生时出现的种种异端：再如记载“围魏救赵”之计的“老翁”， “八十余岁，须眉皓然，使骑牛，号为军师，称三百岁”。宛如得道之仙人，且骑神牛，而捻军皆乘马，描述显系荒诞。总之，《两淮勘乱记》这种清末笔记作为史料的可信程度是相当有限的，在引证是要注意与其他史料对勘、分析。比如，书中所裁“老翁之言”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他是如何得知的?是道听途说，还是自己杜撰?因此，起码该书所载“老翁之言”是不可信的。我们决不能仅仅根据这种不知从何而来的“道听途说”(或杜撰)，就判定西捻军渡河入直之举怀有“围魏救赵”的战略目的。

此外，在通常情况下，请方各督抚、统兵大员往往会根据捻军俘虏供词、逃出难民反映的以推测捻军进军方向。但是在《剿捻方略》中清方各路奏报根本就没有提及西捻军渡黄入直的行动怀有“围魏救赵”的企图。这些奏报都可以从反面成为否定西捻军“围魏救赵”说的有力证据。

总之，西捻军之所以离开陕北，是因清军的追剿和陕北粮食极端缺乏，“非久留之地”，之所以不入潼关而后履冰渡黄入晋，因为这是离开陕北，避开左宗棠大军的唯一出路，之所以由山西而达河南并盘踞近月，是因为该地区乃“完善之区”，并暂时摆脱追军，而在此“就食”、休整；之所以北上直隶，是因为南阻黄河、东西面清军在压迫而来，不得不作“避兵”之行，转进当时清军防务空虚的直隶。在这整个运动过程中的每个具体行动，西捻军都是以摆脱清军的包围和追剿为原则的“见机行事”，丝毫没有一个什么“围魏救赵”的战略计划贯穿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