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懒得一言堂史论 -- AleaJactaEst

庚申十年三月廿六日，忠王、英王、辅王、侍王等以围魏救赵计，击破清江南大营，乘胜东下苏常。八月廿三日，英王大军自天京渡江，沿江北西上，拟攻武汉以解安庆之围，在此之前，辅王、侍王、右军主将刘官芳、定南主将黄文金等已沿长江南岸兵进皖南，开始了长达七十余日的宁国之战。而天国两大主力之一的忠王部却自七月十四日从上海撤退后迟迟按兵不动，没有大的作为。通常的论调是，忠王对西征武汉不积极，消极抵触，导致了战机的延误。

但李秀成在供词中却这样解释道：“解嘉郡围之后，回省正是八月中旬，天王严诏颁到，命我上由（游），推（催）我领军而去扫北去，那时亦无良计，正逢有。。。。。。起义头四十余名，。。。。。。投军，是以将此情由，具本奏覆，云我招集此等之人数十万，再行遵旨扫北等回（因）。虽回如此，主本不从，我强为而止。当即派军选将而行。。。。。。举兵由稣（苏）动身到京，将来情启奏，不欲扫北。我主义怒，责罚难堪，。。。。。。逆主之名，信友之情，从师而上江西、湖北。”

按照李秀成的说法，他迟迟按兵不动的原因的确是和天王发生了战略方向的分歧，但并非通常我们认为的西征与不西征的纷歧，而是西征与扫北的分歧，换言之，不愿意忠王西征的并非我们以前认为的忠王，而恰恰是天王自己，因为天王的意图是“扫北”――让忠王进攻北京。

当然，供词中的说法只是李秀成一面之词，我们不能盲从偏信，那么，事实又是如何的呢？

用后来人的眼光看，湘军之围安庆，是日后制天国于死命的一招，但当时的天国君臣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目前引用的关于天王等当时就清醒认识到“力争上游”的重要性，并指责忠王“不以安省为重”等说法，以及太平军在辛酉十年九月就制定了南北分兵，围武汉以解安庆之围等论断，几乎全部来自干王三年多后被俘供词，而从当时的史料记载看，却似乎得不出如此印象。

四月初七日，曾国荃进驻集贤关围逼安庆，被认为是安庆围城打援的开始，可此时英王正兵分三路，猛攻扬州、瓜洲、邵伯，窥里下河产粮区，其最得力部将刘??琳、黄文金则随忠王大军攻打常州，如果说此时英王或是尚未得到皖北情报、或是迫于天王东下苏常严旨的话，那么从四月廿一日扬州解围到八月廿三日出兵西征间长达四个多月时间内，英王本人一直徘徊在江浦、滁州、来安、全椒间，偶有攻势，浅尝辄止，甚至一度亲身南下苏州，与忠王为了地盘钱粮之类细故发生“误会”，刘??琳这个他麾下头号勇将似乎一直停在常州，而另一宿将黄文金则先去宜兴，后打江阴、常熟，奉英王命，征粮收税，以接济皖北，并因此惹来忠王部下的不快。可见，此时的英王，并没有把湘军对安庆的威胁看得很严重，这或许是因为皖北一向巩固，曾国荃等又力主持重，进军稳健迟缓，不似当年福济和李续宾那样长驱直入，从而使英王产生了一定的麻痹思想。分地在皖北的英王如此，其他各王自不例外，天王、干王、忠王等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苏南，而辅王、侍王、刘官芳、古隆贤等将领则以芜湖为据点，持之以恒地蚕食清军在皖南的据点，没有多少记载能够让人信服地相信，当时的天国，存在着一个“西征解安庆之围”的计划。

即使到了八月廿三日英王出兵西进，也看不出其目标是武汉，我们可以看到，英王大军自九??洲新江头渡江，九月初一日占定远??桥，初五日，围寿州，十三日，全军围攻舒城不下，旋西趋桐城，十月十七日起，先后在挂车河、望鹤墩等处与清将多隆阿、李续宜等大战，均败，十二月廿四日，转攻枞阳，与清将李成谋、降将韦俊相持达一月有余。

从英王进军路线不难看出，这一阶段他的作战意图并非“围魏救赵”间接救援安庆，而是直取扼安庆咽喉的两个战略要地――桐城和枞阳，也就是说，他的战役企图，就是和安庆守军配合，直接击破曾国荃的围城湘军。参照这一阶段其他太平军将领的行动：忠王迟迟按兵不动――按照他的说法，天王一直勒令他扫北――，11月出兵后，又迫不及待地匆匆经过皖南直趋江西婺源，这和他供词中“信友之情”意在会合江西起义军的说法是相符的；其他诸王诸将先是久困皖南，后又徘徊祁门休宁一带（虽然曾国藩自己驻节祁门，并因此被刘官芳围困，但史料证明当时太平军并不知道这一情报，攻打祁门、休宁、建德，不过是略地兼取粮的常规军事行动而已；甚至自称亲手制定了攻武汉救安庆的战略计划，拿着天王御赐的“金笔金花”出征的干王，自庚申十年末出兵，至次年二月回京，一直徘徊皖南、赣北宁国、南陵、遂安一带，不论从其行军的动向，还是从其日记般的《军次实录》里，都看不出其战役目标是武汉，甚至看不出其当时对这次出师有多少“救兵如救火”的急迫感。

笔者认为，庚申十年下半年，天王、干王的确并没有太把安庆的威胁放在心上，而更关注北方的局势变化――当时英法攻占北京，咸丰北逃热河，一病不起，这些消息，常和洋人打交道的天王、干王是知道并且感到惊喜的，从洋人巴夏礼、雅龄、富礼赐等的记载看，当时天京城内常常公开张贴英法攻打清军获胜的战报，并在战报末尾写着“杀尽妖魔”等天国特有的术语，从天王、干王、忠王到侯裕田、李鸿钊等一般将领，都以为洋人“既系同教，宜切同胞”，一度对他们攻克广州、北京欢欣不已，幻想利用这一良机推翻清朝，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派忠王“扫北”的念头，并不足奇，事实上，不但忠王，英王的大军也在很长时间内被置于里下河到滁州的闲地，不断做着打开北路通道的尝试，而当时由于捻军和幅党、长枪会等声势犹盛，北翼事实上是天京周围敌情最不急迫的一个方向，置大军于此，只能是出于攻势行动的准备需要。甚至到了一年后的辛酉十一年秋，干王还在咸丰病故不久发布檄文，拟乘虚扫北“伐丧”，进取北京，按檄文中提到天历“七月十有六日”咸丰病故，而同月廿五日安庆即告陷落，干王此时作此奇文，不啻痴人说梦，但这篇檄文却从另一方面证实，忠王所言天王令他扫北当是实情，而他之南下江西，反倒是违背天王旨意的行动，当然，这一行动的目的是招集起义群众，而侍王、辅王等此时在皖南的行动目的则是裹粮略地，都并非为了贯彻进攻武汉解围安庆的战略计划，因为这时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计划。

到了辛酉十一年初情况却有不同。正月中旬，英王兵趋湖北，并檄捻军进扰河南固始、汝阳等地以分清军之势，正月底、二月初，先后克湖北霍山、应山，长驱入鄂，兵不留行；几乎于此同时，侍王突然不攻祁门，转趋婺源、浮梁、景德镇、乐平，而忠王也一反前段在江西的徘徊迟缓，自二月中旬起不断分兵北上，兵锋直指湖北，结合清方和西方外交人士的分析、报道，以及巴夏礼和英王的谈话、忠王致赖文光询问军情的谆谕等等，可以看出，从辛酉十一年二月起，的确存在着一个南北合击武汉，“围魏救赵”，以扯动安庆围城之师的战略计划，但这个计划应该是在英王屡次直接解围不果后形成的新的战略构想，其最终形成并付诸行动，或系英王自己构思后奏明天京，由天京分令诸王诸将执行，或系英王与朝中合谋定策后转谕其他各军，我们可以说，这个计划的确是英王和包括干王在内的朝中首要群策群力的结果，但计划的最终产生，却是在英王西进4、5个月后的辛酉十一年初，而决不是干王所说的庚申十年七、八月份。

干王在自己的供词中曾经把太平军从广西到天京的进军路线说成是自己和洪秀全1843年在家乡的共同策划，且批评天王“癸丑定鼎后，并守镇江、安庆，未定南方即行扫北，似失机宜”，而事实上洪秀全直到1847年春仍无明确的反清思想，干王本人更是在1843年后两次参加科举考试，王庆成先生《论洪秀全早期思想及其发展》一文对此考辩甚详；且太平军兴后直至占领武昌前，并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专意金陵”是在武汉占领后才逐渐成为进军的大方向的，干王何以能在十年前便制定出这样的计划？至于批评未定南方即行扫北，“似失机宜”固然是对的，但干王本人在庚申、辛酉岁所做的《英杰归真》、《诛妖檄文》中，“于兹而平定天下，越计三分有二”，“智士趋时，必在取乱侮亡之会”等等大言不绝于篇，如何不见他所谓“似失机宜”的高见卓识？从1853到1859年他一直在香港、上海洋界，言行自由，也写了许多为天国鼓吹的著作，为何却不见一字提及他对这个“似失机宜”的评论？至于他攘二破江南大营决策之功于己，炮制天王诗篇以神圣洪氏父子，笔者多篇文章都已详尽论述，此处不再赘言，想要说明的只有一点，不论从干王言论的可信性，或者从公私记载中庚申、辛酉之交各路太平军的动向来分析，都不足以采信其第二次西征系庚申十年夏秋由他倡导制定的说法，忠王在庚申十年迟迟不出兵入赣，也并非不愿履行这个不存在的计划，而是天王令他“扫北”和他对此消极抵制的结果。

事实上，后期天京中枢由于自身情报能力、威信和对外臣众军控制力的削弱，所制定的许多战略计划，如扫北、进北攻南、扯动各路兵马援天京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罔顾实际，纸上谈兵的倾向，其结果也只能是画饼以充饥，反误耕耘收获，最终断送了天国江山的卿卿性命。

补记：据查英王在亲自南下苏州后一度攻占余杭县，军锋直指杭州城外卖鱼桥，以城中有备而退，可见英王当时并没有把安庆之围当作很严重的事情，他在江南江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其目的仍在于和忠王争夺分地――至少是争取分享一部分江南财权，是以当忠王于庚申十年九月初二日借故排挤掉英王派驻常熟昭文的黄文金，令其返回芜湖后，已经出兵西进一个多月的英王仍会派详天福侯德隆至常熟，与忠王派遣的守将钱桂仁分庭抗礼，民事归钱，军事归侯，由此可见，英王之更重视安庆，从动机上而言，仍是出于保持和扩充自己分地的考虑，这一点上，和忠王并无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