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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懒得一言堂史论 -- AleaJacta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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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9.张子朋激变水营年份辩误

北殿右二承宣张子朋激怒水营导致水营几乎哗变,东王杨秀清假天父下凡,杖责张子朋和北王,安抚水营首领唐正财,是太平天国前期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发生年份,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出版物,包括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牟安世《太平天国》、茅家琦《太平天国兴亡史》及罗尔纲先生的巨著《太平天国史》等,都作癸好三年二月,似乎这个时间应该算作定论了。

但只要稍稍留心就应该不难发现,这个所谓的定论,事实上是个错误。

所有这些记载的出处,都是《贼情汇纂。首逆杨秀清传》中如下的一段:

“癸丑二月,伪北王韦正遣其殿前右二承宣张子朋乘船上犯湖北,张子朋性极凶横,因争船只,责打水营多贼,众心其叛,欲尽开船上驶投诚,抑或各散,秀清得信,立至北王府,将韦昌辉杖责数百,张子朋杖责一千,并传到唐正才,重赐金帛,加封丞相衔,用好言抚慰,水营群贼悉听唐正才指挥,唐正才调停群下,始无叛心。。。。。。”

按癸好三年二月十四日,太平军始攻破南京城垣,次日,克满城,廿三日,东王始行入城,次日,天王入城,定南京为天京。由于向荣廿六日即赶到南京东郊,城防压力陡增,整个二月下旬,有据可查的出征行动,仅有廿三日罗大纲、林凤翔、李开方等进取扬州、镇江,和廿七日吉文元的进攻浦口,是时天王和东王方争议定都问题不决,扫北尚且决策于三月,四月初三日方行出兵,而最初意在解决天京粮食物资的西征则更晚,第一批出发的胡以?s、赖汉英等也启程于四月廿九日,而且最初只盘桓于安徽,江西,进入湖北的时间是八月廿七日(石祥祯,广济武穴),显然,北王是不可能早在京城兵焚未定、安徽、江西道路未通的二月,派仅仅职同指挥的张子朋“上犯湖北”的。

且张子朋癸好三年三月方授指挥,四月调北殿承宣,癸好二月时,不过官居月令侍卫,职同将军,并非显职,就算“性极凶横”,也很难肆意妄为,作威作福如此。

更重要的是,同一本《贼情汇纂》,在《剧贼唐正才传》中却道:“甲寅三月,韦贼令张子朋上犯湘潭,因封船只,激变水营。。。。。。”也就是说,即使以《汇纂》为据,也已经有癸丑二月,甲寅三月两说,两说必有一误。癸好说之不成立,前已述及,查甲寅四年三月十九日,林绍璋占湘潭,廿六日失守,考虑到路途遥远而且逆水行舟,往来文报,当须一月左右甚至更长,北王之遣张子朋,当并非得知湘潭克复,派其协力,而是在林绍璋等人出兵前就遣他引兵协同进攻,所以《杨秀清传》言“犯湖北”,而《唐正才传》言“犯湘潭”,实际情况只能是,北王派遣张子朋协助林绍璋等进取,子朋西上,会绍璋于湖北境内,然后合兵攻克湘潭,照此时日计算,张子朋激变水营的真实年月,当是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二月。

还可资佐证的是张继庚事件,事实上仅仅张子朋跋扈,尚不足以激变,张继庚混入北典舆衙,常潜入水营拜盟结义,用“东王待粤人厚,待湘人薄”挑唆水营将士叛降,东王不仅杖责北王和张子朋,且厚赐唐正财,正是风闻这种谣言后采取的极有力措施――东王善于采听消息,其天父下凡,之所以“发人阴私,无不毕中”,也在于此,从他能准确地知道一个女官和李寿春、曾水源私下的一句闲话“东王若升天,尔们为官的就难了”,便可知一二――,事后水营将士悔悟出首,张继庚因盟书写了假名逃脱,但不几天就在街上被军帅张沛泽扭获,其同党为救其脱险,于二月十五日凌晨偷袭神策门图为内应,由此当可推算出,张子朋事件之月份,不在三月,而在二月。

这样一个稍加推敲、甚至翻阅一下同书的不同记载就可以发现其谬误的日期错误,居然被各种权威书籍、文章深信不疑地沿用至今达百余年,可见,治史要严谨,细心,不盲从,并不能仅仅挂在嘴上,而应该实实在在地贯彻于我们日常一点一滴的研究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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