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权力集中化的教皇，特别是招募如此可疑的助理人员的教皇，根本无法阻止人们思考新思想。当时兴起了两场挑战教会当局的运动，其一是罗拉德派（Lollards），其二则是胡斯派（Hussites）。此外奥卡姆的威廉的唯名论也对教皇产生了潜在的挑战。多明我会修士阿奎那曾经改造希腊哲学为基督教所用，而方济会出身的威廉则否认了这种做法所体现的假设。这些假设的核心就是“名词”（nomen）这个词。从最简单的层面而言这个词就是拉丁语当中的“名称”一词，但在当时的哲学术语当中，“名词”还表示某一特定现象的共相：比方说“树”就是个名词，这个词将我们对于每一棵个别树木的感知整合在了一起并指向树的共相。奥卡姆的威廉和他的十四世纪唯名论继承者们否认在名词背后存在着任何独立存在的实体。对他们来说，名词只是在思考类似现象时用来组织思路的词——因此是我们将许多独立客体全都贴上了“树”的标签。如果接受了这种设定，那就根本不可能通过理性思考来构建整体的思想或解释系统。这一来阿奎那著作的意义就遭到了否定，他所构建的横贯宇宙的宏大关系网无非是空谈而已：再进一步说，从亚里士多德派生而来的分析思想也是毫无意义的。

树的问题暂且不论，再来说基督教信仰的主要问题之一：圣餐礼上的面包和酒遭到圣化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说它们就像几乎所有中世纪西方基督徒所相信的那样成为了基督的身体和血，究竟要如何解释这个过程呢？正如前文所见，阿奎那一派的神学家或哲学家们采用了诸如“实体”与“属性”之类由亚里斯多德提供的词汇。而奥卡姆的威廉与其他唯名主义哲学家或神学家拒绝承认这种语言的有效性，所以他们无法构建这样的解释。关于圣化的教义以及其他关于至高神性真理的教义都只能视为基于教会权威的信仰。这样一来，假如有人认为教会的权威出了问题——十六世纪许多接受过唯名论培训的神职人员都有这种想法——那又该怎么办呢？于是唯名论就成了破坏中世纪西方基督教公认原则的腐蚀性理论。尽管唯名主义者们也因为经院主义辩论而感到骄傲，但是唯名论辩手打乱了这些辩论当中的许多默认原则，并且将哲学研究与神学研究分裂了开来。尽管如此，唯名论依旧主宰了十五世纪的北欧大学，多明我会的成员根本无力在大学里捍卫他们的英雄阿奎那。许多新教改革者在大学里接受的都是唯名论教育。

但是我们不应当将唯名论单纯视为通向新教的康庄大道，因为在救赎论（soteriology）这个重要方面，它为人类如何在自己的救赎当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彻底的解释，尽管奥古斯丁对人的能力抱有悲观情绪。唯名论神学流派被人称作“现代路线”或者“新路派”（via moderna），该流派化圆为方的基本做法是将中世纪经济理论与“合同”一词糅合在了一起，当初阿西西的方济各在考虑慈悲上帝与其子民之间的关系时就很中意这个理念。人类的美德可能因为亚当的堕落而毫无价值，但人们可以将这些美德当作严格来说的确毫无价值或仅仅具有象征性价值的代币，但是君主们在紧急情况下依然会通过发行代币来应急：毕竟对于人类来说，没有什么事情能比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犯下的罪孽更加紧急。这种临时代币不像欧洲中世纪的正常银币那样具有内在价值，其面值完全是由统治者决定的。统治者相当于和人民达成了协议、合同或者说约定，承诺为了公众利益而维持代币的虚拟价值。所以无限慈悲的上帝也将人类的美德赋予了价值，与人类达成协议并承担后果，允许人类为了自己的救赎而竭尽所能。按照十五世纪唯名论神学家加布里埃尔.比耶的名言，上帝允许人们“尽力而为” (facere quod in se est)。只要人们接受了这套系统的原则，就可以避免奥古斯丁对于人类彻底堕落状态的纠结。

当唯名论将人类与上帝的关系从理性领域挪出去之后，这层关系就靠拢了自十三世纪蓬勃发展直至此时的神秘主义。这一点也谈到了上帝的不可知性，并且扩展成为了一种名为现代虔信派（Devotio Moderna）的个人虔诚风格。加布里埃尔.比耶本人就同时体现了唯名论与现代虔信派思想。现代虔信派成为了十五世纪西方世界表达虔诚的最主要途径：这种接触上帝的模式既强烈又富有想象力。这种模式也倾向于内省，同时代文本传播技术的关键进步在这方面则出力不小。印刷术使得越来越有文化的公众更容易获取文本并且接触神秘主义者的著作或者类似天梯若望著作那样关于耶稣生平侧面的反思作品。对于那些特别喜欢阅读的人来说，宗教可能撤出公共仪式的领域，转而步入心灵和想象的世界。阅读使得视觉获得了高于其他感官的地位，并进一步使得阅读文字获得了高于眼睛其他用途的地位。阅读完全不依靠手势，而手势正是礼拜或者布道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这种毫无悖离教义迹象的全新虔诚风格就这样出现在了一个越来越大的社会群体当中。对于这个群体的成员来说，读书不仅能带来利润，还能获取快感。与欧洲任何其他部分相比，荷兰有着更加集中的城市生活以及更高的识字率。因此这种新风格在荷兰的发展尤为突出。即使这些人当真随大流地参加了教区弥撒，但是在弥撒仪式过程中往往将心思都放在了其他教友的陪伴或者阅读时祷书（Book of Hours）上面。早在手稿书籍的时代，这些初级读物的产量就不小，但印刷术极大地压低了它们的价格并使其得到了更广泛的扩散。一个欧洲主要语言时祷书的火热市场也随即迅速发展起来。教众群体当中较为富裕的成员越来越喜欢为自己在教堂里修建四面封闭的私人包厢（pew），从而避免其他信众的打扰。*25*

当然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现代虔信派的排他特性。现代虔信派也有能力为所有人（无论是男是女、是教士还是信众）提供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获得既高且深的宗教体验的机会，就像朝圣之旅一样。这场运动当中最早出现的重要人物是十四世纪的荷兰神学家吉尔特.革若特（Geert Groote）。终其一生他的教职都没有超过执事。起初他在阿纳姆呆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在荷兰各地巡回布道，并且在老家代芬特尔建立了一个由私人朋友组成的非正式修道社区。1384年革若特去世后，这个团体呈现了正式宗教教团的特征，起名叫做共同生活弟兄会（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传播遍及整个中欧并且吸纳了许多人才，例如神秘主义作家托马斯.厄.肯培，神学家兼哲学家加布里埃尔.比耶，以及未来的阿德里安六世教皇。

尽管如此，现代虔信派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神职人员运动。即使是正式组织起来共同生活弟兄会的也不鼓励其成员接受祝圣并成为教士，还将下设的姐妹会以及其他一部分弟兄会组织置于当地城镇的控制之下，而不是交由教会当局管理。*26* 值得注意的是，已婚夫妇（及其子女）也可以在平等基础上参与受现代虔信派启发而成的生活方式。根据这项活动的承诺，心思严肃的普通教众也可以按照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而此前人们一般认为神职人员达到此类标准会更容易。加入现代虔信派就是要采取实际行动并且组织自己的思想与生活，这一点在肯培的著名敬拜活动论文集《效法基督》当中得到了总结。模仿基督的想法在西方基督教传统当中的历史并不长，大约在十二世纪之后才出现。这一思想与奥古斯丁关于人性堕落的假设很不对付。此外它还瓦解了一项尤其在西方得到发展的假设，即神职人员与修士上天堂的机会比普通教众更大。

这些相同的想法——教众与神职人员的比较，以及号召所有人按照最高标准自我要求的呼声——是两场教会改革运动的背后推力。这两场运动也像唯名论一样兴起于大学，后来却遭到了官方的反对与镇压。牛津大学哲学家约翰.威克里夫是唯名论者的反面：就像阿奎那一路的哲学家一样，他主张普遍且坚不可摧的现实的确存在且高于个别现象。威克里夫的职业生涯当中惹人争议的阶段其实并不长，不超过十年左右。在十四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职业生涯已经展开相当一段时间的威克里夫结束了一场无甚成果的皇家传教活动并且从传教地布鲁日返回英国，之后就开始为英格兰争取减免向教皇缴纳的赋税。在此期间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哲学假设来攻击当代的教会机构。威克里夫并非着眼于教会的日常弊病，而是瞄准了教会的整个存在基础。威克里夫的敌人声称他之所以发难是因为未能在教会内部获得晋升，而传教团的其他成员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这种说法不是没有可能。威克里夫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将正宗的原则性愤慨与私心杂念搭配在一起的人。

威克里夫将无形真教会的普遍真实与整天在日常世界招摇的假教会进行了对照。他声称真教会只为获救之人而存在，不仅存在于来世，也存在于此时此地。这世上有些人（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人）注定不得救赎，因此从来都不是真教会的组成部分。谁也不知道哪些人得到了或者得不到救赎，因此由教皇和主教主持的可见教会不可能等同于真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声称自己是人间的普世权威。此外，由于所有统治权威或拥有财产的所有权（dominium）都源自上帝，因此只有享受恩典之人才能拥有这种权利。威克里夫争辩说像国王或王公之类由上帝所拣选的统治者与教皇相比更可能有幸蒙恩，因此所有权才会交到他们手里。批判教会的教会人员此前也讨论过所有权的问题，特别是在十四世纪初期关于罗马教皇权威的争议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曾经指出所有权归根结底要归于上帝的权柄。但这些人很少得出如此激进的结论。*27*

威克里夫的论点对于他的英国王公贵族资助人来说极其有利，但是这些论点对于普天下上帝子民来说还有其他意义。威克里夫号召人们背离教会的权威，转而亲自阅读圣经，并加以理解，因为圣经才是神圣真理的唯一来源。读者们会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担当教会权力基础的弥撒仪式其实不过是扭曲了基督亲自创立的圣餐礼。威克里夫不仅深切厌恶在西方教会之内已经成为标准圣餐礼教义的化质说，而且对于面包和酒能够承载圣体实在的理念也非常反感。他认为这是教会在十一世纪篡夺世俗权力期间开发出来的欺骗性学说——所以他的哲学现实主义使得他走上了与阿奎那的亚里士多德唯实论主张完全不同的方向。*28* 这样一来他把牛津大学推向了四分五裂的境地，虽然当时的政治环境使得他躲过了本应无可避免的异端谴责与处刑，但他还是不得不撤退回自己的教区长寓所，而他对教会的文字攻击以及他修改之后的早期著作也变得越来越极端了。威克里夫去世于1384年，几十年之后教会当局派出一个委员会刨开了他位于兰开斯特的坟墓，以异端罪名将他的遗骨烧成了灰烬。

威克里夫最早的追随者是牛津大学的学术人员，象牙塔里的热情人物随后又吸引了更广泛的神职人员和教友。这些人很快就得到了“罗拉德派”——Lollard即满嘴胡言之人——这个轻蔑绰号。*29* 他们与十五世纪早期英格兰政坛的失利一方搅和在了一起，致使国王与教会联起手来在大学与政界要人的圈子里清除罗拉德派的影响。只要找到一个永久性的政治靠山，罗拉德派的走向原本可能大不相同，他们的命运原本可能更接近一个世纪后另一位大学讲师马丁.路德所掀起的运动。相反，对于罗拉德派的镇压体现了英格兰独有的特点。牛津大学的威克里夫崇拜者追随了他关于圣经权威不容挑战的教诲，首次将拉丁语通行本圣经完整翻译成了英语，从而使得所有人都可能有机会阅读圣经并自行理解。1407年，英格兰教会集团正式禁止了所有当时存在的英文版圣经，直到亨利八世在十六世纪三十年代推行宗教改革为止都没有出现替代版本。在此期间，只有那些最最体面且受人尊敬的人物才能安然无恙地公开拥有一本英语圣经，而且这些人的可敬程度似乎也使得他们拥有的文本变得可敬起来。* 30*

欧洲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有做到这种程度，尽管伟大的活动家兼改革者让.格尔森曾经在康斯坦茨会议上建议全面禁止圣经翻译；他担心教众们会花太多时间看书而不去听取神职人员越来越一般化的布道。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印刷技术在十五世纪初的问世导致了地方语言圣经供应量的显著提升：印刷商们感觉到了现成市场的存在，纷纷抓紧上马畅销语种译本的印制工作。自1466年到1522年之间，一共出现了22个版本的高地与低地德语圣经，1471年首部意大利语圣经问世，荷兰语圣经在1477年跟进，西班牙语圣经出现于1478年，捷克语圣经的面世时间与前者大致相同，加泰罗尼亚语圣经出现于1492年。 1473至1474年间，法国出版商又开辟了删节圣经的市场，删节本圣经专注于激动人心的故事，省略了棘手的教义段落，直到十六世纪中叶这种做法都十分有利可图。加尔文的传记作者伯纳德.科特莱特曾经认为，圣经销量的巨额增长是宗教改革的原因而非相反。*31*

针对罗拉德派的打压无论怎么说都没能结束改革英格兰教会的言论。至少自十一世纪以来，英格兰教会一直是管理最到位的西方教会之一，并以极其严格的标准培育出了许多神职人员。这些人绝不会仅仅因为疑似异端威克里夫曾经参与过针对教士弊病的哀叹就对这些弊病网开一面。然而这种做法带来了新的风险：威克里夫对于英国教会当局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以至于他们往往将任何批评都视为异端邪说。即使是奇切斯特主教雷纳德.皮考克（Reginald Pecock）这样和善认真的人都难免在1457至1458年间被指控为异端。他被迫辞职并宣布放弃原有主张，因为他在保卫教会反对罗拉德派时教强调理性的价值而非圣经与早期教会教父的权威。此外他还持有与格尔森相反的立场，对于单纯依靠讲道而不让教众自行阅读从而强化讲道信息的作法表示质疑。*32*

英格兰的罗拉德派通过人际网络一直幸存到了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为止，这张网络里的成员往往相当有身份，但很少是士绅或神职人员。这些人交游广泛，珍藏着英语版本圣经手稿以及日益零落的威克里夫著作，。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没有在十五世纪的最初十年之后产生多少新鲜的文学，显然一直在吃老本。他们反抗教会的行动非常合格，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沿袭秘密宗教活动的同时也继续参与着教会生活，就像十八世纪的早期卫理会教徒一样，一只脚踏在官方教会门里，另一只脚踏在门外。罗拉德派没能打入英国最早的出版行业，没能利用这件对于新教而言如此重要的武器。考虑到当时的环境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还有一件不太容易理解的事情：他们似乎也并没有拿起赞美诗与歌曲之类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强力民粹主义武器。罗拉德派的集会活动似乎一直以阅读本派文学作品与布道为主。这表明他们不仅仅只打算挑战公共宗教，而且还很有心对其加以成全。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教会时不时针对他们的调查以及间或发动的火刑。*33*

与罗拉德派英国异见运动挂钩的是欧洲中部波希米亚王国的胡斯派运动。这场运动有着非常不同的发展轨迹。1382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的女儿波希米亚郡主安妮嫁给了英王理查二世。这场婚事出人意料地将相隔遥远本无天然联系的英格兰和布拉格联系在了一起。查理皇帝同时也是波希米亚国王，他定都于布拉格并且大费资财创建了欧洲中部最壮观的公共建筑群，不仅为布拉格留下了一座初具雏形的大教堂，还新建了一座大学。查理决心在世界末日到来之间将自己的都城打造成新耶路撒冷。甚至早在布拉格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扬.胡斯被威克里夫的改革观点激励得心潮澎湃之前，这座活力充沛的城市就自然而然地滋生了对于教会改革的迫切呼声。胡斯在布拉格进行了一系列越发直言无忌的说教，他对教会的攻击就像威克里夫一样很容易与当代政治挂钩：当时的捷克贵族也很反感在他们眼中教会当局对于个人事务的干涉。胡斯运动主张了捷克身份认同，与波西米亚教会和联邦里的德语民族相对。与罗拉德派运动不同，胡斯运动获得了从大学到乡村社会各阶层的支持。

1412年，担任大学校长的胡斯被三位教皇宝座竞争者施加了绝罚。于是他向即将召开的教会会议提出了申诉。在这场愈演愈烈的危机当中，胡斯和他的追随者做出了特别具有挑衅性的姿态：1414年，他们开始在圣餐礼上向普通教众发放祝圣过的面包和酒，创下了几百年来的先例。祝圣饼酒的回归成为了这场波希米亚运动的核心，盛满酒的圣杯也成为了胡斯运动十分珍视的象征。胡斯运动反对当时的一般做法（虽然与让.格尔森以及若干其他神学家的主张相一致），坚持认为教众应当经常领受圣体，甚至连婴儿都不例外。胡斯派的圣餐礼崇拜与威克里夫的世界观以及后期罗拉德派基于文本的聚会形成了鲜明反差，虽然两场运动之间的原有联系使得现代捷克共和国保存了大量英语威克里夫手稿。然而胡斯本人没过多久也因为背叛而去世了。1415年的康斯坦茨会议上，纠集起来的教士们迫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放弃了保证布拉格改革派与会人员安全的皇家承诺。胡斯遭受了条件恶劣的囚禁并最终死在了火刑台上。他的受刑是一个强大的象征，表明体制化教会已经没有能力建设性地应对改革运动了。

胡斯之死使得他成为了捷克的烈士：群情激奋的布拉格建立了实质上的独立皇家波希米亚教会，这个教会起初还得到了贵族的支持。来自皇帝和教皇的双重压力致使这个实验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废弃，结果进一步激怒了布拉格的民意。圣餐礼再次成为了革命的象征：一位名叫扬.柴利夫斯基的教士高举圣体匣（monstrance）率领一干民众从自己的教区教堂出发一路行进到了市政府大楼，将13名天主教拥护者扔出了楼上的窗口并当场摔死。这就是布拉格的第一次 “抛出窗外”（Defenestration）事件。*34*接下来的暴动针对传统宗教的象征发动了极其暴力的破坏：这是基督教欧洲历史上第一次由基督徒发动的大规模修道院与教堂艺术破坏活动，从十六世纪二十年代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其彻底程度在整个欧洲都前所未见。在第一次与199年后（没那么血腥的）第二次布拉格抛出窗外事件期间是一场时断时续但从未停止的宗教战争，战争的焦点是波希米亚，又因为胡斯殉道而扩散开来，尽管这场战争也与宗教改革的更广泛冲突融合在了一起。早在胡斯危机爆发之前几十年，查理四世就在布拉格启动了圣维特大教堂的重建工作。在四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座未能完工的大教堂成为了动乱时代的永久纪念。奢华的东翼足以与任何早期法国大教堂相提并论，但修建到一半的耳堂上却遍布着本应是窗户的巨大空洞，没有完工的尖顶摆出一副假模假式的派头，本堂的位置上则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泥坑。

但经过几十年的内战以及外界破坏革命企图的接连挫败，独立的胡斯派教会结构仍然存在，并且得到了罗马方面既不情愿又不彻底的认可。之前几十年的破坏风潮过去之后，这个教会依然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传统派组织，仍然珍惜造像、游行以及玛利亚崇拜。但胡斯派教会与教皇教会相比有两点令他们感到骄傲的差异：该教会使用捷克语而不是拉丁语进行崇拜活动，而且一直坚持饼酒同领（sub utraque specie）的作法。第二点对于胡斯派波希米亚教会如此重要，以至于该教会干脆给自己起名叫做圣杯派（Utraquist）。从1471年起圣杯派教会就没有自己的大主教，于是与天主教世界的其余部分做出了奇怪的妥协，将教士候选人送到威尼斯，由这个独立思想共和国的主教进行祝圣。由于缺乏本地出身的主教团，贵族与主要城镇城市的领导人牢牢掌握了教会当中的实际权力。类似的转变正在欧洲广大地区静悄悄地进行，这里的例子只是比较极端而已。此类转变成为了下一个世纪宪制宗教改革（magisterial Reformations）的一大特点：自下而上缓慢进行的教会权力分散化将会无情地遏制中世纪后期教皇重振自身权威的企图。*35*

较为激进的胡斯派分支波希米亚兄弟会（Unitas Fratrum）于1457年正式从圣杯派当中独立了出来。他们的宗教激进主义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因为他们受到了波希米亚南部作家切赫.赫尔斯基的启发，以新约基督教的名称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包括政治镇压、死刑、参军作战或向世俗当局宣誓。他们拒绝接受独立教士体系的理念，也不认同圣餐礼上的面包与酒会通过奇迹变成耶稣的身体与血（圣杯派尤其珍视这一信条）。所有这些教条都会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期间重新冒头。在1547年波希米亚进一步动荡之后，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都跑到了摩拉维亚省避难，后来被称为摩拉维亚兄弟会。历史在这里发生了有趣的转折：当年胡斯曾经从一位伟大英国基督徒的作品当中得到过启示，后来胡斯被摩拉维亚人奉为英雄，而摩拉维亚人的继承者们则将会在三个世纪之后对另一位引发宗教大变革的英国人产生重要影响，他就是卫理宗创始人约翰.卫斯理。

在圣杯派与波希米亚兄弟会的合力作用之下，波希米亚成为了中世纪拉丁语欧洲率先摆脱教皇辖制的地区。十五世纪期间，在波希米亚王国只有少数几个德语地区以及皇家特许自由城市（royal free city）仍旧效忠于罗马教皇。这些波希米亚境内服从于罗马的孤独前哨很值得注意，因为在整个中世纪欧洲，“罗马天主教”这个描述唯独在这些地区才有意义。乍看之下或许会令人感到惊讶，这个英语世界耳熟能详的术语在宗教改革之前毫无意义。当时波希米亚以外的每个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组成了天主教教会结构的一部分，以各种复杂的方式与整个教会组织位于罗马的首脑阶层联系在了一起，因此这个词显然是多余的。很快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改变。到了1500年，连续好几任试图摆架子硬充普世教会领导人的教皇都惨遭失败，损害他们在十五世纪挫败会议至上主义者的战果也化为乌有，针对教皇至高无上地位的批判此起彼伏无休无止。这一切使得教皇的人马对于任何针对教皇权威的新挑战都越发敏感，任何复兴从前用来对抗教皇的语言与思想的尝试都躲不过他们的注意，路德即将在1517年领教到这帮人的厉害。不过甚至早在路德出手之前，好几位欧洲最优秀的思想家就已经采取了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