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宗教改革与天主教改革分割了一度在欧洲大陆全境之内团结一体的拉丁语基督教，以至于欧洲基督徒的生活节律都产生了在基督教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裂痕。在新教与天主教地区的人们对于年月的体验有着很大的不同。拒绝承认圣徒权柄的新教社会很少或并不庆祝圣徒纪念日，所以节日（holidays）不再是圣徒的“神圣之日”（holy days），有一些（通常不是很多）圣徒纪念日还被改造成了新教的节日。在英格兰，每年11月英格兰人都会点燃篝火并举行庆祝活动，提醒他们要维护好自己新近得来的新教遗产。为了维护这份遗产，英格兰人击溃了西班牙无敌舰队（1588年），挫败了罗马天主教徒炸毁议会杀死国王的企图（1605年），最终还逼退了一位威胁到英伦三岛整个新教体系的罗马天主教国王（1688年）。相比之下，忠于罗马的欧洲国家发现了新的圣徒和节日，借以强调自己的忠诚。一个幸运的巧合帮助了他们：1578年，人们在罗马的地表之下重新发现了一大批几个世纪以来几乎不为人知的基督教地下墓穴，其中塞满了似乎是早期基督教殉教者的尸骨。这批骨骸销往了天主教世界各地，彰显了罗马教会的光荣历史，极大地助长了天主教的威风，打压了新教徒的志气。这批骨骸成了炙手可热的商品，与它们一起流入市场的还有科隆的圣乌苏拉的一万一千名处女同伴的无数骨骸碎片。耶稣会士是这项神圣商业活动当中的首席经纪人。*39*

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教堂里接近上帝的方式尤其发生了重大分离。在大多数归正宗教会，在宗教活动间期锁住教堂大门很快就成了惯例做法，这样做是为了制止未曾与教众集体一起听取布道坛教诲的个人在教堂里进行迷信性质的敬拜活动（胆敢这么做的人往往会遭到处罚）。与此齐头并进的另一项措施是为了增进布道专业化而大幅削减新教事工：教堂的存在目的仅仅是进行布道与偶尔举行社区圣餐礼。新教教堂里最突出的陈设不是祭台而是讲台。各座路德宗教堂的内饰都在不同程度上效仿这一模式进行了重塑。英格兰教会的教区教堂也是如此，尽管其归正宗的身份正在变得愈发模糊。*40* 相比之下，天主教教堂依然像宗教改革之前那样在频繁的集体礼拜活动间期向信众开放，并且允许进行私人敬拜活动。就像从前一样，教堂里会有大量神职人员接待普通民众。听取告解的神父们随时恭候着遭受折磨的良心。他们开始越发频繁地使用一款全新的礼拜仪式陈设：一个分成两个隔间的大号木头箱子，四面密封，中间的隔板上安装了格栅，既便于交谈又可以隐藏神父与悔罪者双方的身份。米兰大主教卡洛.博罗梅奥率先在自己的教区推行了这款陈设，这也是他在信众当中强化告解纪律的手段之一。*41*

博罗梅奥偏爱秩序，而天主教反宗教改革则对于外向张扬的做派抱有不逾规矩的热情，两方面正好相得益彰。急于驾驭并集中信众敬拜热情的反宗教改革神职人员与建筑师们将中世纪教堂里阻碍信众看见主祭坛的屏障一扫而空。他们将此前往往与祭坛相分离、用来保存圣体的会幕放置在了祭坛上。所以反宗教改革教堂当中的主祭台就成为了压倒性的视觉焦点，就像早期长方形教堂当中的单一祭台一样，尽管西方教会的大量中世纪侧祭台并未遭到打扰。天主教教会起初也做出了修正中世纪后期建筑与音乐过度奢华的姿态并表现出了更有过之的简朴作风，但是随后天主教徒就意识到恢弘壮丽的风格正是他们的主要资产之一。天主教教堂里的崇拜活动越发成为了教会权柄与气势的展现，成为了宗教宴席与斋戒的背景。

新近发现的殉教者遗骨增进了罗马城的气派，也吸引来了大批朝圣者前来参拜安葬殉教者的古老圣地。就天主教排场而言罗马城可谓无与伦比。经历了几百年的倾颓之后，如今的罗马城通过一场规模浩大的投资建设变得更加庄严了。教皇领导了罗马城的复兴，城里红衣主教住户的财富也对此大有帮助。红衣主教们特别关注教区教堂与宫殿，因为他们在理论上都是教区神父，而宫殿则为他们的豪华私人生活提供了理想的舞台。尽管拉特兰圣约翰大教堂的确规模宏伟，但却还算不上罗马城里的核心建筑，而只是对于圣彼得大教堂的胜利（乃至于胜利主义）补全。在1602年和1615年之间，拉特兰圣约翰大教堂在卡洛.马代尔诺手下得到了大规模扩建。此前大教堂有一座由布拉曼特与米开朗琪罗共同设计并且在此前一百年里逐渐竣工的中央穹顶，这次扩建则以此为基础向西扩展。马代尔诺最不满意的作品是教堂的西侧外墙。这堵墙看上去气势平平，毫无平地飞升的动感，部分原因要归咎于当初建设施工的基础没有打好。然而这个建筑学上的败笔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得到了弥补。这堵墙的正对面修建了一座广场，这不只是反宗教改革运动所创建的的最不寻常的公共场所之一，而且在全部基督教建筑当中也算得上出类拔萃。

这个椭圆形的柱廊广场是由贝尔尼尼设计的。此人不仅是天才巴洛克风格建筑师，也是一位才思泉涌的雕塑家。此前贝尔尼尼已经为圣彼得大教堂内部的主祭坛与圣彼得陵墓打造了气势恢宏、戏剧性十足的青铜华盖（baldachino）。他在广场两端又各自修建了一个面积较小的漏斗形广场，这样一来广场既能直通圣彼得大教堂，又恰好能安置在众多必须保留的历史建筑之间。广场有两大主要功用。首先它提供了一条从台伯河通向圣彼得大教堂的通路（日后墨索里尼的强拆行径又进一步增强了这种效果），但与此同时它又是能够容纳成千上万名朝圣者的户外空间。假如教皇在梵蒂冈宫殿南侧柱廊的众多窗户之一附近显身的话，一定会落入广场朝圣者的眼中。在二十世纪，声光影像技术使得广场为教皇提供了特别有效的戏剧化背景。在这个背景的映衬下，宫殿里的教皇与分布于世界各地且变幻不定的信众群体进行着交流沟通。周复一周，他们渴望和他一起祷告，或者在他问候教众以及发表涉及敬拜与道德的言论时向着天空欢呼致意。任何一位当代基督教领袖都无法依靠如此现成的布景来统御信众，虽然一些当代五旬节派与福音派电视布道家已经尽了全力。麦克风与恢弘的巴洛克建筑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任何一位未来教皇如果打算与罗马主教早已习以为常的君主气派分道扬镳都，都必须首先克服这一关。

尽管一开始依纳爵曾经担心过度虚饰喧宾夺主的问题，甚至一度曾经劝阻耶稣会士们在教堂里诵唱大弥撒，但是耶稣会士们还是积极采取了全新的外向战略来解决宗教实践形式化与缺乏感情的问题。当时有一个名叫巴尔纳伯会（Barnabites）的教士修会，也是十六世纪三十年代意大利教会革新的产物。受到他们的启发，耶稣会开始采取一切可能的戏剧性轰动手段来抓住那些对于教会所代表的事物抱固化贬低成见的人们的想象力。他们会举行特别壮观的敬拜传教活动，接连几天甚至几周占据某个特定社区的教堂、街道以及周边区域。耶稣会士成为了演艺人士，他们的造访必定是足以令人心跳骤停的盛事，因为他们就是上帝的马戏团。他们的传教活动无异于狂欢节，但是这个狂欢节放荡不羁地彻底颠覆了所有人类社会等级，将全体人类打翻在地，按倒在死亡当中。站在布道坛或者集市路口的耶稣会布道者们总会毫无怜惜地提醒如痴如醉的听众们不要忘记自己必死的结局。教会也为此提供了补救措施：摇曳烛光映衬下的圣体集中体现了教会与神性的联系，向信众们承诺了希望与救赎。虽然救赎手段不同，这种演剧做派以及从绝望之境拯救绝望者的行为与一个世纪之后新教徒开始酝酿的新教复兴当中的显著主题其实传达了相同的信息。*42*

就连时间本身都遭到了宗教改革的分裂。格里高利十三世是一位充满活力和求知欲的教皇。反宗教改革增添了他对于教皇权柄的信心。在此激励之下，他开始着手修订现存儒略历从1582年10月15日以来的疏漏。他非常关注团结东方教会，十四年后他的继任者将这份关注落实成了布列斯特教会合并会议。因此为了强调教皇作为世界团结的焦点在俗世以及教会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格里高利十三世决定根据君士坦丁大帝的榜样来塑造自己。根据尤西比乌斯的记载，君士坦丁在上帝的吩咐之下召开了尼西亚会议，以此解决儒略历不准确的问题并且确定一个普遍可靠的复活节日期。不出所料，新教徒将教皇姗姗来迟的科学矫正当成了阴险的奸谋。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最终接受更正之后的历法，致使欧洲不同地区在同一时间存在着不同的日期。后世历史学家在确定文献写作时间的时候往往因此而绝望不已。英格兰直到 1752年才接受了更正版历法，此时距离这套历法的推出已经过了一百五十多年。此前越来越多的新教徒以及更遵循逻辑的苏格兰人已经不事声张地承认了教皇的正确性。*43*

尽管在历法问题上做出了正确的科学决策，罗马在对待伟大的意大利天文学家兼数学家伽利略.伽利雷的时候却做出了灾难性的误判。1633年罗马宗教裁判所谴责伽利略为死去已久的波兰神职人员尼古拉.哥白尼提出的宇宙学激进修正提供经验证据。直到1616年拖延已久的教会才宣布了哥白尼的谬误。随后罗马当局就强迫伽利略否认地球绕太阳运行而非相反，因为他的观察挑战了教会作为真理之源的权威地位。教会之所以拒绝接受日心说有很好的神学原因：圣经从道德角度出发来展现创世与造物，描绘了一场罪与赎的宇宙大戏，戏剧的矛盾焦点就是上帝与人类的关系。因此假设上帝在创造宇宙之际将地球而非太阳当做宇宙中心是很有道理的。毕竟地球才是罪与赎戏码的舞台，而太阳只是一个没有道德倾向的火热巨盘而已。

然而伽利略的意见代表了现实。他硬是把罗马当局对他的羞辱发挥出了积极作用。1633年罗马当局强迫可怜的伽利略放弃了他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中胆大包天的天文学讨论。可是他在软禁期间又秘密着手创作了一个新的版本，在其中心平气和地讨论了物体运动的物理原则。伽利略去世之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也许是他对西方思想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即基于实证证据且无视强大传统权威压力的真正理性调查。这部著作的出现早于日后成为欧洲启蒙文化标志之一的理念，即针对现象的客观调查。如果不是教皇在路德叛乱之后采取了防御性态度，天主教教会大概不会犯下这样重大的错误。伽利略的审判也发生在三十年战争期间。这场破坏性的战争的焦点正是天主教与新教对于中欧地区信众灵魂的争夺。因此当时教皇感觉自己异常脆弱。新教徒不应当没心没肺地讥讽乌尔班八世教皇，因为许多新教学术著作也都表达了对于伽利略科学观察成果的怀疑。*44*

罗马教会与路德宗以及归正宗宪制改革之间其实存在许多足以团结双方的契机。双方的信仰基础都是圣经，尽管他们对于圣经含义的看法很有分歧。激进基督徒或者伽利略这样挑战圣经权威的家伙难免被双方共同视为上帝的敌人。双方对于其他宗教都保持怀疑和蔑视的态度，虽然新教徒普遍更倾向于容忍犹太人，因为他们发现犹太人的圣经学术研究是对抗天主教徒的有用工具。遭受过各种政治动荡的归正宗新教徒尤其与犹太人感同身受，因为他们也像历史与现实当中的犹太人那样经历了背井离乡茫然若失的苦楚。*45*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冲动，宗教改革阵线的两侧仍然都强烈渴望重建一个以单一神赐秩序为特征的、失落的基督教世界。欧洲变成了一个集中管制的社会，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争先恐后地向对方炫耀自己创造的社会有多么道德。一个多世纪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详细论述过两个宗教派系之间的根本区别，他认为这种区别使得归正宗新教徒逐渐认同了自律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徒具有一种井井有条的“工作道德观”，而天主教徒则很少拥有这种品质。韦伯的理念至今依然在公众意识当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只要仔细了解一下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来龙去脉，这种说法就会不攻自破，因此我们最好尽量避免这种说法。纪律以及对于生活秩序的渴求原本就是所有基督徒全都认同的品质。*46*

这方面的动机之一与宗教改革并没有多大关系，倒是与新近猖獗传播的性病梅毒关系匪浅。这种疾病使得人们对于社会习惯产生了极度的焦虑。统治者的心中依然回荡着伊拉斯谟的反问，“一个城邦如果不是一座大型修道院还能是什么呢？”。当新教徒大规模关闭旧修道院的时候，这个问题也变得更加紧迫了——这个问题的牵连面很广，例如在根除了依赖灵魂祈祷产业而存在的宗教会所之后，新教社会将如何赈济穷人与残疾人。新教徒还有另一个惴惴不安与进行社会管理的原因，因为他们将道德重点转移到了性问题方面。新教徒关闭了独身主义社区，宣称神职人员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并且应当通过结婚来实际演示这个神学观点。换句话说新教徒认为异性婚姻优于独身，朝着强制独身的动机砸下了一个大问号。新教牧师很快就养成了蓄须的习惯，借此支持自己的神学。*47*

宗教鸿沟的两边都下大力气关闭了中世纪教会视为社会安全阀并批准营业的妓院（尽管妓院总能偷偷摸摸地地重新开业）。双方全都加紧压制男同性恋。独身天主教神职人员尤其恐同，唯恐坐实新教徒对于自己性向的污蔑。出于自卫的天主教徒可以指出，天主教有着讨论家庭事务与庆祝家庭活动的悠久传统。但新教徒也可以抬出他们为西方基督教做出的独特创新，整体而言这项创新取得了实打实的成功：他们重新建立了神职人员的家庭。圣职薪俸制度（parsonage）为欧洲的家庭生活提供了新模式。牧师私宅也许不是适宜居住的地方，因为一家之主的收入十分微薄，而且不断受到公众目光的扫射。但是在这里长大的孩子身边总是环绕着大量的书籍与认真的谈话，因此他们也会继承父辈的观点，即生活的意义在于发奋造福整个社区——至少要告诉社区成员应当做什么，无论他们对你的建议欢迎与否。毫不奇怪地是，众多神职与学术世家在新教欧洲迅速成长起来，此类家庭当中的孩子们往往心事沉重且少年老成，成人之后经常会在更宽广的事业当中占据一席之地。约翰与查尔斯.卫斯理兄弟，威廉与吉尔伯特.坦南特父子，勃朗特三姐妹，弗里德里希.尼采，卡尔.荣格，卡尔.巴特，马丁.路德.金，还有很多其他人都曾经是这样的孩子。所有这些人都肩负着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对于西方社会与意识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造，而他们的事业则未必总能得到父母双亲的全盘认可。

如何对待女巫也是宗教改革的一个侧面。在这个问题上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存在着最令人费解的联系。除去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和马丁.路德（这个组合着实出人意料）这样的光荣个例之外，天主教和新教双方都将中世纪的女巫信仰推向了全新境界，恣意迫害并处决他们眼中的女巫。早在十四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关于女巫的学术分析。在中世纪先例的鼓舞下，人们将这些不幸者当成了魔鬼的代理人。值得注意的是，恐惧巫术的新教徒们态度如此严肃认真，以至于采用了由两位多明我会修士在宗教改革之前撰写的、充斥着仇视女性论调的反巫术教科书。两位作者当中有一位名叫雅各布.斯普伦杰，此前曾经大力推广过主打玛利亚崇拜的《玫瑰经》。这本书就是恶名昭彰的《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1487年在斯特拉斯堡首次出版。*48* 在1400年到1800年之间，欧洲和北美殖民地因为巫术指控而死的受害者大约有四五万人。巫术指控的高峰大约在1560年前后，恰逢异端迫害逐渐平息之际。有趣的是，女巫迫害运动在欧洲不同地区有着时间各异的高峰和低谷。我们一般提到女巫都会想到鹤发鸡皮的老太婆，但是这样的刻板印象并不能反映现实。在英格兰遭受女巫指控的受害者往往都是社区当中家境富裕或者地位显赫的人物。如果她们确实是老年妇女，那么此前往往遭受过长期指控，只不过丈夫的去世使得她们突然失去了男性的保护。*49*

巫术迫害的发作率在西欧地区往往很高，这方面新教和天主教都是半斤八两。当地衍生了一套有效的法庭纪律体系，生活在这套纪律之下的人们很难以小搏大。最终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往往是个人性格。当地最严重的几起迫害发生在巴伐利亚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将科隆大主教职位收入掌中之后。1612年任职科隆大主教的斐迪南是激进派反宗教改革自律作风的典型产物，维特尔斯巴赫王朝以及比他们更好战的盟友哈布斯堡王朝都很能反映这一作风。有一种合情合理的观点认为这些虔诚的天主教统治者整天不仅仅关心与新教作战，而且他们的耶稣会导师还使得他们格外关注罪孽与审判，对于这些人当中的神职人员来说尤其如此。与宗教改革之前相比，如今的天主教教会更加严格地要求神职人员保持独身。哈布斯堡王朝，维特尔斯巴赫王朝以及众多竭力与自身诱惑相抗衡的反宗教改革主教都认为女巫象征着撒旦用来折磨社会的普遍诱惑。

在新教徒当中则出现了一位独立思想的荷兰归正宗牧师巴尔萨泽.贝克（Balthasar Bekker），此人撰写了一部颇具影响力的《巫惑世界》（1691），针对猎巫活动发动了严厉的指责，致使许多羞臊难当的德国新教当局放弃了女巫审判。不过荷兰归正宗教会并没有因此而感谢他。他们的十七世纪中期苏格兰同事发动了就统计数字来看最为激烈的迫害，迫害强度在全欧洲也堪称不同寻常。苏格兰神职人员始终要在王国境内与世俗权力不断斗争借以维护自己的权威，这一点未必不是致使他们如此凶狠的原因之一。为了获取供词，苏格兰教会别出心裁地发明了剥夺睡眠这种至今依然流行于当代世界的酷刑。*50* 东欧的模式则又有区别：女巫迫害的偏执情绪起步较晚但持续时间更长，实际上在十八世纪才达到高潮。此时的波兰已经结结实实地成为了天主教国家，波兰境内遭受女巫指控的受害者有一半都会惨遭火刑而死，而在十六世纪这一比例仅仅是4％左右。“没有火刑架的国家”越来越对不住自己的名声了，与此同时对于宗教多样性的宽容也日益衰落。直到1776年，波兰的皇家法令才终止了处死女巫的做法，此时大概已经死了大约一千人。同一时期在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受迫害死者数字也相差无几。哈布斯堡，罗曼诺夫和霍亨索伦三方势力正在东欧地区重新绘制地图并处置古代政治对手，由此导致的新一轮危机与社会紧张局势助长了东欧的迫害活动。。

到了十七世纪末期，尽管东部大片地区落入了俄罗斯东正教的控制，但是整体而言欧洲宗教生活远比1600年更加归附于天主教之下。这一路上有好几块政治里程碑：1596年的（布列斯特联盟）似乎将大部分东欧东正教吸纳进入了天主教，1620年白山战役粉碎了波希米亚圣杯派；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限制了新教恢复领土，1685年《南特敕令》的撤销否定了亨利四世关于两个基督教派共存于同一个王国的慷慨愿景。这个故事涉及了战争，上层外交，官方迫害和与强力胁迫，但同时也是宣教、讲道以及重塑敬拜生活努力的结果。经过重塑的敬拜生活既保留了一部分传统，同时在创新方面又不输给任何新教徒。这些耶稣会士，行乞修士或者与俗世打交道的教士们或者在东欧的森林与平原辛勤劳作，或者试图在意大利的偏远村庄为教会生活激发新的活力。他们之所以有这份心气，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全都属于一场范围更广泛的传教活动的一部分。耶稣会士将他们费力经营的欧洲偏远地区统称为印度，这个说法颇有些意味，因为耶稣会此时也已经接触到了欧洲以外的世界，不仅当真来到了印度，还踏上了许多刚刚得到命名尚且不为欧洲人所知的全新土地。宣教士的目标是使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古老愿景成为现实：让整个世界服从于耶稣代理人所统治的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