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与废奴运动相分离的另一场运动是世界范围内传教势头的骤然上涨，尽管后者也是由英语福音派主导的。摩拉维亚教会尽管在挑战奴隶制方面无所作为，却在这方面提供了先例。现在类似的传教热情笼罩了所有的主流英国新教教会。各个教会迈出第一步的时间如此接近，着实令人侧目。甚至只是看看记录有关日期和机构的目录都足以使人感到惊讶——比方说有一位精力充沛（说打了鸡血未免有些难听）的托马斯.柯克牧师，他于1790年获得卫斯理大会（Wesleyan Conference）委任，成为了卫理宗世界传教总监督，随后他在1792年获得了浸信会传道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任命，在1795年获得了以公理会为基础的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任命，在1799年获得了圣公会福音派教会传道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任命，在1804年获得了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任命，最后在1810年又获得了美国海外宣道理事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任命。

世界性传教活动与英国新教在欧洲的特色形成了互补的关系：这场传教活动当中的主要参与教会都与官方教会保持着距离。一百年来，这些教会在联合王国内部的蓬勃发展与英国传教活动的增长保持着同步。整整十年的思考与规划预示了这些机构的出现。从1783年到1792年之间，在非洲、英属印度和加勒比地区传教的宣言激起了极大的公众热情，传教活动的领导人不仅包括赫赫有名的约翰.卫斯理，还有当时名声不显的加尔各答圣公会特遣牧师大卫.布朗以及籍籍无名且没有受过教育的浸信会鞋匠威廉.克里。*24* 詹姆斯.库克船长的环太平洋航行引起了同样强烈的兴奋之情。库克孜孜不倦地出版了大量期刊，宣扬自己无可否认的非凡探险与测绘壮举。1779年第三次远航期间他戏剧性地死在了夏威夷群岛，这个结局进一步炒热了他的名声。

但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带来了新的紧迫性。法国大革命暗示着福音派期待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世界末日可能终于要来了。就在浸信会传道会成立的同一年，乔安娜.索思科特也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公共活动生涯。她的活动只不过是这种情绪的外在表现而已——她是激烈而公开的大革命反对者。*25* 1798年到1799年期间法国革命者监禁教皇的举动以及教皇在流亡期间的死亡为世界末日的蛋糕增添了一层糖霜。十九世纪的逝去并没有显示多少神意干预，但是就像此类狂热情绪的普遍表现一样，这一点并没有挫伤末世情绪积极性。很显然，福音派在新教徒群体当中获得了长足进展，浪漫主义表达情感的新倾向也丝毫没有降低虔诚的热度。到1830年，有人十分可信地提出，大约60％的英国新教徒参与了某种类型的福音派宗教活动，而在1800年到1840年之间，总共出版了一百余本谈论当代神迹的英语书籍。当时新冒头了许多名为诸如《黎明守望》的期刊、类似“预言调查会”这样的组织以及定期召开的福音派会议，而神迹从来都是它们的热烈讨论题材。*26* 世界末日的兴奋之情在官方教会集团当中早已不时兴了。所以英格兰主教坚持不愿涉足传教活动，同样也不愿意开启乔安娜.索思科特的预言盒子。直到1841年，一位典型的老派高派教会人员、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豪利，终于接受了与教会传道会之间的当然关系，此时距离他受任大主教之职已经过去了十三年。

到了这个时候，全英主教长如果还要忽略与英国的全球政治经济地位相称的英语全球传教就实在太愚蠢了。凭借海军的全球影响力、无远弗届的商业网络以及这张网络所滋养的无与伦比的工业生产与工程建设力量，英国达到了国力鼎盛的巅峰——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英帝国全球领土扩张到极致之前，到那时英国的实际力量其实已经走上了下坡路。传教与帝国扩张之间的复杂关系可谓一言难尽。近年来，许多最了解这个问题的历史学家们都喜欢有意淡化传教工作与殖民扩张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大英帝国的故事当中。*27* 当然，大多数英国传教士都是异见教会或者卫理宗的成员，不太可能自然而然地与官方教会的目标保持一致。几乎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各种教派的传教士的脚步都比官方殖民干涉领先了几十年，而且圣公会也像其他教会一样反感可能威胁到他们辛辛苦苦建立的精妙地方关系网的官方干涉。*28* 然而事实上，几乎在任何英国传教工作蓬勃发展的地方，英国的霸权最终都会跟随而至。

殖民统治跟随传教活动的经典案例来自基督教成功的第一个主要地区即太平洋，最终这一地区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受到了欧洲列强或美国的统治。库克船长的胜利与准殉道激励着伦敦传道会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将太平洋岛屿提升成了优先传教地区。在这里，传教工作的关注点与启蒙运动非常接近：主要的公理会领导层都来自智识活跃的异见者，他们将全身心的热情都投入到了当时的科学进步当中。他们打入了圣公会启蒙运动头面人物的圈子，这个圈子里的成员包括库克船长的博物学家同事与探险家同伴约瑟夫.班克斯以及农学作家阿瑟.扬。将自然神学与人们对新千年的憧憬结合起来并不是问题。在自然神学当中，信徒能够因为造物主的奇妙作品而赞叹不已；而在新千年当中，人们将有能力彻底研究这种种神奇。基本上后者就是为了迎接世界末日而进行的有目的冥想。*29*

尽管如此，伦敦传道会的福音派立场还是使其具有了与班克斯十分不同的视角。班克斯痴迷于太平洋上的海洋乐园，而伦敦传道会领导人却认为太平洋并非是众多原始伊甸园的所在地，而是远古堕落恶行的渊薮，迫切需要新教的救赎——至少太平洋诸岛上土著人的性习俗实在过于放纵，比方说从不避讳同性恋，而这些随意特质在其他欧洲观察家看来却很有吸引力。*30* 所以当1796年伦敦传道会首次抵达大溪地与其他邻近地区的时候，计划了一项雄心勃勃且富有想象力的项目。三十多名勤奋务实的英语传教士来到这里，目的不是像新英格兰的清教徒那样为了殖民，而是要在堕落的岛民面前建立一座传教社区，树立起良好的新教榜样。他们的打算其实是效仿了摩拉维亚教会的集体生活理念。一整个英国村庄的可敬村民们（没有乡绅，因为乡绅可能会带来欧洲特有的腐败）搭乘同一条船来到了大溪地：其中除了四位神职人员以外，还有织工，裁缝，鞋匠以及一位园丁。他们毫不怀疑自己不仅会传播基督教的好消息，还能传播欧洲文明的实用技艺与更高一层的道德水准。*31*

但是这个定居点的结局却极其令人失望。殖民者的敬虔生活方式发生了令人瞠目的退步，伦敦传道会也没有再次重复此类实验，转而投向了另一种同样依靠运气但是不那么需要复杂基础架构的活动模式：一次只派遣一名单身男性，依靠好运、培训与祈祷来打动和激励地方领导人，让他们进一步命令自己的百姓成为基督徒。毕竟，正是同样的模式行之有效地在一千二百年前将基督教传入了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许多传教士组织纷纷效仿。在传教事业当中，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因为一度看似有戏但迅速恶化的当地局势，好几个传教士都遭受了库克船长的命运。但是当地人死得更多，尤其是因为与传教士一通抵达的其他欧洲人带来了更令人兴奋的各种西方福利，包括酒精和它的婢女——也就是性病。就像当年欧洲传染病在美洲大开杀戒所导致的结果一样，人口灾难破坏了传统宗教信仰的基础，也为决定支持新宗教的当地头面人物提供了口实。在相当早的时候，一些当地皈依者就成为了先知。他们承诺当地教众早晚会获得欧洲人带来的各种称心物件作为回报。与这种先例相类似的“货物崇拜”至今仍然在美拉尼西亚蓬勃发展。*32* 除了这些人对于基督教信息的地方化改造之外，传教士也并没有忘记伦敦传道会当初对于实用技能的强调，因此欧洲来客不仅为当地人带来了可供贸易的货物，还继续提供了许多其他服务。

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大溪地的范例发展成了一套统一模式。大溪地是在太平洋创建基督教社区的第一次大规模成功。传教工作借助了太平洋各民族高度发达的航海技能，将当地皈依信徒沿着古老的海上航线送到了其他群群岛。这些皈依信徒对于基督教神学的掌握并不太详细，但是他们魅力十足，十分清楚基督教信息包当中的哪些内容最能吸引当地领导人，还有着摧毁传统崇拜的坚定决心。随着接触欧洲人所导致的社会动在太平洋各地此起彼伏，上述三者的组合往往能取得成功。各路政治领导人逐渐意识到了传教士的支持可以为他们提供胜过对手的优势——通常随着大规模皈依的发生，凶残战争的参战者会各自与竞争教派的传教士结盟，而传教士们经常不太清楚自己在地方政治当中遭到了怎样的利用。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忠于卫斯理的卫理宗与伦敦传道会为了结束彼此之间的竞争关系而令人称道地达成了协议，将萨摩亚划分给伦敦传道会，同时汤加和斐济则划分给卫斯理的追随者。这一来气坏了萨摩亚当地的卫理宗信徒。他们绝不肯损害自己信仰的纯洁性，哪怕他们与伦敦传道会使用相同的圣经和赞美诗。整整二十年的吹胡子瞪眼之后，欧洲与澳大利亚的卫理宗传教士们才有些尴尬地回到了萨摩亚*33*

奥特亚罗瓦群岛（这一对大岛被欧洲人称作新西兰）的毛利人从属于同一套海洋文化。两个岛上的毛利人都对欧洲文化兴趣浓厚，而且也极其擅长利用西方文化。吃足苦头之后他们终于意识到，并非所有西方新事物都对他们有益：一直以来，毛利人之间的战争都是习惯性的，因此多少有些仪式色彩，但是自从他们购买了大量火枪之后，伤亡规模就发生了骇人的升级。基督教的各种传教形式为调节欧洲在当地的存在提供了更有前途的路径：到了1845年，在不到五十年时间里，至少有一半毛利人口都在基督教教堂举行崇拜活动，远远超出了当地的欧洲教友。*34* 毛利人在圣经当中发现了许多令他们感兴趣的内容。1840年，在教会传道会的帮助下，他们与英王在怀唐伊达成了一项条约，毛利人领导层将这份条约视为圣经模式的立约。尽管英国殖民者随后屡次背叛了条约的精神，但是条约本身还是延续了下来，并且在最近几年以来为更加公正地解决毛利人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签约之后的一代人当中最有创意的领导人之一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一位毛利酋长的儿子，受洗名为威廉.汤普森（毛利语名为维尔穆.塔米那（Wiremu Tamihana））。塔米那最初遵循了他的欧洲传教士导师针对传统毛利纹身的敌意，但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亲自详细检查了一遍圣经原文，随后就高兴地向自己的同胞宣布圣经从未禁止纹身。这是当时毛利人自我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塔米那还有更重大的政治目的，即利用圣经补救签约后的局势恶化。在他的努力下，旧约以色列为毛利人提供了尝试建立单一君主国并团结北岛所有世仇部族的灵感。除了旧约圣经以外，毛利传统当中没有其他的君主制模式。到了1860年，这项计划堕落成了与英国的战争。塔米那给英国总督写了一封斥责信件，悲哀地回顾了这段历史：

因此，我考虑过如何可以在这岛上消除流血：我看了你的书，书中以色列求上帝立一个王治理他们……国王一旦继位，流血就立刻停止了……我并非暗指近来的流血；这些流血是你的草率行为造成的。*35*

届时，殖民者移民数量的膨胀使得欧洲起源教会领袖的同情心发生了倾斜：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赞成针对毛利人的军事镇压。现存教会，尤其是圣公会，因此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许多比塔米那更激进的先知促成了传统宗教与基督教实践的结合，还引入了诸如摩门教之类替代英国教派的选项，从而填补了这条鸿沟。*36*

基督教与太平洋和大洋洲原住民之间的接触留下了许多悲哀的故事，其中最悲哀的一个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的遭遇。英国殖民定居者一门心思要在远比英伦三岛更加阳光明媚的澳大利亚重现英国生活与宗教模式，而原住民则在1788年被排挤到了英国人无意涉足的广袤内陆。一般来说，传教士总会尽己所能地鼓励原住民接受新的社会形态，借此为他们提供进入欧洲社会的渠道，这种做法显然对毛利人很有效。传教活动得到了位于偏远地区的土地，原住民可以在这里建立定居点。但是传统的半游牧生活方式和这些基督徒定居点之间的鸿沟实在太宽了，传统的领导层与文化习俗无法在定居点里得到延续。话又说回来，无论是哪个教派的传教士一般都认为犯不着这么费事：原住民本来就是一个濒死的种族，如果他们能完全融入现代世界自然最好不过，没必要花费太多心力来保存他们的语言。原住民的文化记忆在欧洲定居者眼中就是文化整合不可逾越的障碍，为了摧毁这堵障碍，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无数原住民儿童被迫与他们的父母分离，接受传教教育：好几代人当中的无数个家庭骨肉离散，一切关于基督徒家庭生活的积极理论都遭到了践踏。时至今日，这项恶政的后果依然死死纠缠着当代澳大利亚社会。*37*

最终在澳大利亚或太平洋地区，只有汤加这一个地区躲过了欧洲或美国的直接统治，因为汤加新近成立了君主制，并且精明地与英国结成了联盟。汤加君主制别出心裁地将卫理宗官方教会当成了法统基础，这种做法想必会使得高派教会托利党人约翰.卫斯理满怀欣慰。受到伦敦传道会激励的大溪地人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奠定了汤加的基督教基本面，不过卫理宗的传教活动还要再等十年才会开始。陶法阿豪是汤加哈派族群当中图普家族的一员，为人兼具抱负与才干。他与一名来自伍斯特、铁匠出身的卫理宗牧师约翰.托马斯结成了同盟。陶法阿豪不仅支持托马斯的传教活动，还拉拢了一位汤加贵族出身的卫理宗传教士皮塔.维（Pita Vi）。三人协力轰轰烈烈地发动了一场针对传统汤加崇拜的传教运动，而陶法阿豪在整个汤加群岛的势力也随着这场运动而不断增长。1845年，托马斯心满意足地为采用英国加冕仪式为陶法阿豪举行了登基典礼。陶法阿豪就此成为了乔治一世国王并且成立了一个延续至今的皇家王朝。

三十年后汤加颁布了成文的君主立宪宪法。宪法的起草人是澳大利亚卫理宗牧师雪莱.贝克，他的抱负超出了自我克制的本分，为汤加政坛造成了一个奇怪而苦涩的转折。此时担任汤加首相的贝克辞去了自己在澳大利亚卫斯理大会当中的圣职，从而逃过了越发警觉的大会所施加的纪律约束。接下来他又鼓励国王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汤加卫理宗教会。在1885年到1887年之间，汤加卫理宗教会与卫斯理大会之间的决裂造成了惨烈的后果，无数卫理宗基督徒在同宗教友手下遭受了残酷的迫害，直到大英高级专员介入为止。乔治一世的长期统治于1893年结束。随后贝克就沦为了边缘人物，而图普王室的皇家教会也回归到了更和平版本的卫理宗。1900年，汤加正式成为了英国保护领。作为汤加王位的继承人，气度大方且体态丰盈的萨洛特女王于1953年访问英国并出席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加冕典礼，得到了英国上下的交口称赞。*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