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孤独的圣徒——大明宰相孙承宗（中） -- 京华烟云AMIP

接管兵部后，孙承宗雷厉风行地查办了几项群众反应强烈的大案要案，辽东两位封疆大吏——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首先被罢官审讯；而四川事变（彝人酋长奢崇明趁被明廷征调援助辽东的机会起兵造反，一度围困成都，后被秦良玉等人镇压）的几个始作俑者，包括率先建议征调奢崇明的一名御史和一名给事中，也很快被逮捕。

辽东巡按方震孺、登莱监军副使梁之垣、蓟州兵备道邵可立等不作为官员，都被行政警告。这几位颇有贤名并非什么坏人，比如方震孺是铁杆东林党人，名列阉党《东林点将录》中“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还是当时知名书画家；梁之垣是出色的外交官，曾多次出面办理与朝鲜李朝当局的交涉；邵可立则是著名教育家和慈善家，死后获康熙皇帝专门表彰。

史载在这位宰相防长严厉的目光下，各主要责任人纷纷获罪，将军们则惴惴不安，生怕下一个就轮到了自己，于此同时，孙承宗自然也给他本人招来一片怨恨——“诸人以次获谴，朝右耸然，而侧目怨咨者亦众矣”。

钱谦益这样赞誉自己的老师——先生从不交结权贵，也从来不参加交际宴会，人格厚重而谨慎，性情淡泊而无欲，既不屑于巴结谄媚，对安逸生活和沽名钓誉也视若浮云。先生经常举荐贤能，但却不拉帮结派，而那些小人都躲着他走，不敢经过他的门口，但当后来先生贬官及战死以后，他们却都以庄重的态度，发自内心地表达了自己的慰问。

这位品格高尚的官员在心理上却很孤独，他的朋友大多基于同年进士或工作关系，特别亲密的极少，与其说他是东林党人，不如说相比阉党等其他派别，孙承宗与自命清高的东林党更合得来罢了。对帝国弊端洞若观火的他习惯了对事不对人，无论东林党、阉党还是其他什么派别，统统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在那个党同伐异盛行的年代，这样一位不讲情面又不仔细站队的技术官僚，自然被政治官僚共同排斥，因而只能注定孤独。

如果没有天启这个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眷顾，孙承宗很可能无法出头。但即使在皇帝学生面前，孙老师也从不奴颜婢膝。钱谦益写道，先生对小皇帝既谆谆教导耐心无比，同时对天子的不恰当行为，也毫不姑息纵容。由于自幼没受过多少教育，天启基本是个文盲，开始时连“九族”是什么都不晓得，而且常常出口成“脏”，错别字连篇。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先生便停下课程，坚决而又耐心地加以纠正，直到学生认识错误为止。先生还十分注重教学方式，常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人物画像和民间故事为切入点，循序渐进地让小皇帝明白大道理。正因为如此，天启对先生又敬又怕，变得越来越注意自己的言行，生怕再出错遭到批评。

与以往帝国重臣们具有显著区别的是，孙承宗极其重视火器，史载他曾抛下拖沓累赘的大袖官袍，穿着短小精干的工作装，身体力行带着传教士到明军中传授火炮使用技术。每到军队发奖金的时候，他还专门把奖励标准向枪炮手倾斜，以突出后者的地位。正是在孙承宗的大力支持下，短短三个月之内，神父们就训练出八千名枪炮手，其中许多人在日后的明清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当时，兵部侍郎王在晋已取代熊廷弼成为新的辽东经略，他开始颇想有所作为，便与蓟辽总督王象乾商量，打算联合蒙古人偷袭广宁，一举收复这座辽东大城。但总督听了后却反应强烈：“即使拿下广宁，咱们也守不住，到那时罪过就大了。倒不如在关外多建防御阵地，只要山海关在，北京就没有危险。”

潜台词是，北京没事，咱们也就没事。深谙官场之道的王在晋很以为然，于是转而上奏朝廷，要求在关外往东一个叫八里铺的地方“铺筑重关，用四万人守之”，顾名思义，该地据山海关只有数里，两者几乎挨着。

换句话说，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施，那将意味着明帝国从此放弃了关外全部领土，来换取山海关的固若金汤。可以想像，该计划一经提出便立即遭到许多辽东官员的反对，而言辞最激烈的正是王在晋一向欣赏和用心栽培的袁崇焕。

双方辩论的焦点仍然是把前线设在哪里，当时主要有三种观点，辽东经略王在晋坚持山海关，他的政委即监军副使阎鸣泰主守觉华岛（又名菊花岛，是辽东湾最大的岛屿，位于宁远二十多里外的大海中，由一个主岛和三个小岛组成，是当时明军重要的后勤基地），而宁前道佥事袁崇焕等中级官员则认为这两个方案都太保守，应该把防线大胆前移，直推到关外二百里的宁远（今辽宁兴城市），与附近的觉华岛互为犄角。最后见争辩无效，袁崇焕他们一气之下，竟然越级直接给首相叶向高打了报告。

面对几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叶向高也不知谁对谁错，不过一向谨慎的他认为不能妄下判断，应当派个大臣去现场瞧瞧再定。于是这个任务，便落在了主管帝国防务的兵部尚书孙承宗身上——皇帝宣布给老师加太子太保衔，并赐蟒玉银币，代表自己前去视察。

孙承宗在听取各方建议后没有轻下结论，他宣布要实地考察，这一举动把王在晋吓坏了，劝上司说，现在关外到处是女真人和蒙古人，如果您有个三长两短，那我可没命了！见对方笑而不答，经略涕泪横流，终于让孙承宗勉强同意，只视察到中前所（在今辽宁绥中县城西44公里外的京沈铁路北侧）为止。

出关之后，只见满眼荒凉，到处充斥着牛马骆驼的气味。孙承宗并没有遵守与王在晋的约定，而是继续向西北方向跋涉，一直到达最前线的宁远。途中他了解到，山海关以东至宁远以西，一共有五座城池二十七座堡垒，而明军实际能控制的只有一城一堡，所谓中前所早已破败不堪，如果这两处城堡丢失，那么关外就再不复明朝所有了。

孙承忠发现，做为关外唯一在明军手中的城市，宁远的位置极其重要，扼守着辽西走廊的中间地带，它东南是渤海，西南是汹涌的六股河，西北是山地丘陵，东北则有首山成为天然屏障，尤其是海中矗立的觉华岛，与宁远形成了一副左右收紧的夹子，孙承宗不禁感叹，这简直就是老天赐给我们克制努尔哈赤的礼物啊！视察回来后，他马上成了袁崇焕等人的支持者，转而试图说服王在晋。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农历七月初，山海关，辽东经略衙门。

所有人都已睡去，昏暗的灯光下，两位身着红袍头顶乌纱的大明高官，面面相觑地枯坐夜中，他们都已口干舌燥，头脑麻木得几乎停转。终于，其中的大胡子首先站了起来，他长叹一声：“明初兄，言已至此，孙某再无话可说！”遂拱手而去，留下那位姓王的山羊胡子呆若木鸡……

此时，大胡子——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孙承宗——已劝了山羊胡子辽东经略王在晋整整七天七夜，无论前者对后者如何“推心告语”，仍然毫无成效，双方只得不欢而散。

后人写道，王在晋坚决拒绝接受孙承宗的看法，并且很动感情地说，与国家安全比较起来，个人身家性命微不足道。过去的失误就在于帝国过于轻佻，抚顺之战失之于轻敌，萨尔浒之战失之于轻进，沈阳辽阳失之于轻战，而广宁则失之于轻逃。一个轻字，导致帝国的辽东覆亡。时人有言，自辽东战祸以来，从未见堂堂正正地做过一件事情。如今只能慎重于固守山海关，方是君子务本之道。

关于这场长谈的结果，各种史籍说法不一，《明史》等大多数资料都记载王在晋最后无言以对，即“在晋无以难”；而王自己的《三朝辽事实录》则称，最后答不上来的竟是他的上司，即“臣遂无以应”——“臣”指的是孙承宗，据王在晋说，这是孙承宗奏章中的原话。

后一种说法尽管接受度较低，但并非没有可能。孙承宗是一位雷厉风行的实干家，并不擅长口舌之争，还经常遭到以此为业的言官暗算，而他后来形容王在晋“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也就是此人写作和辩论都是一流，但里面却绣花枕头一团糟，显然在伶牙俐齿的巡抚面前，拙言敏行的宰相起码嘴上没占到什么便宜。

孙承宗没有办法，只能回京复命。随后，趁着给皇帝学生讲课的机会，老师指出，王在晋这人很不靠谱，但人家没功劳也有苦劳，不如明升暗降，再找个能人接替他为好。于是，明廷提升王在晋为南京兵部尚书，同时宣布，废止在八里铺筑城防御的方案。

阻挠者尽管离任，但谁都不愿接过辽东经略这个烫手的山芋，孙承宗见状道，既然没人去，那还是我去吧！遂慨然“自请督师”。天启“大悦”，马上下旨表彰，让老师“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便宜行事，不从中制”，即仍身兼大学士和兵部尚书的职务，做为蓟镇、辽东、天津、登州、莱州等地的明军总司令，他遇事可以自行决定不必请示。

皇帝随即颁发了委任状即“关防敕书”，里面有“朕所能倚靠的，就只有老师您了，对我来说，你就是蜀汉的孔明和唐朝的裴度”之语，显然让孙承宗极为感动。八月十九日，孙承宗正式启程，天启亲自前往送行，同时授予他两件极为尊贵的信物，一件是可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另一件则是崭新的蟒袍——按照明朝官制，“贵而用事者，赐蟒，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而这件蟒袍“尤贵”，因为它上面绣的是坐蟒，即脸朝正面的蟒，而非通常侧面斜向的蟒。

随后，内阁宰相们代表皇帝，一直送到崇文门外。时人感慨道，当年唐相裴度讨伐淮西吴元济叛军，宪宗亲自送行，君臣洒泪惜别，史书载为盛事，从那以后宰相领军出征所受到的礼遇，再也没有能超过孙先生的了。

史书中通常称孙承宗为“督师”，与熊廷弼、袁应泰等人的“经略”相比，前者的级别更高，一般由内阁大学士出任，如孙承宗、杨嗣昌等，最不济也要像袁崇焕、洪承畴那样，带有兵部尚书衔。但这种划分也不绝对，比如王在晋也有尚书和副都御史头衔，仍被称为经略。

明清战争揭开了新的一页，后人叹道，随着孙承宗的到来，这段惨痛的历史终于抹上了一道极为耀眼的亮色。

说明：本文节选自笔者正写的一部书《鞑靼战纪——明亡清兴的第三方视角》，请勿转载，以免将来有机会出版时发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