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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整理】东德趣事 -- 真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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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整理】东德趣事

谢侯之:亲历柏林墙倒塌那一幕

20 多年前,我到德国时,柏林墙还没倒。

在德国遇到的人,学校的社会的,上层的下层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连退休居家的老头老太都算上,人人都跟我骂柏林墙。后来发现西边骂,东边也骂。真不招人待见。我那时长见识,感叹世上的物或事,竟可以闹到这样人人唾骂的程度,本事。真了不起。我那时又见识到,世上的物或事,无关人人痛骂痛恨,可以跟这堵墙似的,不睬千夫所指,楞戳在那儿,就是不倒。更是真了不起。

那会儿过关去看东柏林,觉得挺破挺穷的。许多建筑物上还留着二战破败的残迹。晚上到处黑灯瞎火。因为是从西柏林过来,觉着东柏林商店里就没东西。电器店里就卖个收音机,大黑铁匣子,方头方脑,见棱见角,二战苏军电台似的。其实东欧集团中,东德是经济最富的。而东柏林是他们的窗口,刻意着修饰,还是给外人这种感觉,没法。

我感觉中国那时的变化已经比他们快太多。我们已经在流行卡式录音机,四个大喇叭音响,放录像什么的。他们这些都没见过。那时的北京小年青,带了贴着商标的蛤蟆镜,托举着大音响,满世界奏的迪士高,正在招摇过市。

关口都是东德的。西德不承认这里是边境,拒绝设关。大厅里一个个检查窗口,坐着东德兵。都扳了脸,不通融。过关很费时,关口里外涌着人潮。过年过圣诞的时候,更是洪流滚滚,得排长长的队。

东德规定,每个西边进来的人,强制掏 25 西马克,按 1:1 比价换成东马克。而那时行市上,1 个西马克能兑 6 个东马克。我们从中国来,按的规矩却是:社会主义亲兄弟,不用 1:1换这 25 马克,享受优待。虽然我们跟苏联跟东德都已经闹翻了,早不亲兄弟了。但没人改这“亲兄弟”规矩。东德兵就直了脖子直了脸,照章执行。这事儿挺有意思:计划体制下的政策。

(真某说:这是造谣了,中国和民主德国关系很不错,因为昂纳克和戈尔巴乔夫夫不对付)

按照东德的规定,东德的男女,过了 65 岁退休年龄的,且在西柏林确实有亲戚的,可以提申请办手续,经批准通过关口到西柏林来。于是东德的老头老太们当起了搬运工。他们提大包提小包,把东边买不到的东西,从巧克力糖、奶酪、火腿、香肠,到糊墙用的好壁纸,吃力地往回搬。

那人流是蚂蚁搬家。关口许多楼梯台阶,没自动步梯。看着那些老头老太,可怜都一把的年纪,可真不容易。东柏林这边的关口大厅里,看见聚了大群年轻人。都是些儿女侄孙辈,翘首焦急着掐时算点儿,那会儿都没手机,等爷爷奶奶,等东西。

西柏林包围在东德里面,成了孤岛。出西柏林去西德有两条路,一条去汉堡,一条去汉诺威。都要穿过东德。出关时,汽车排大长队等检查,然后上了东德境内的高速路。这时看到东德人的车从各支路开进来,和西德人的车汇合在路上。

西德人的车,除西德自己的奔驰宝马奥迪大众欧宝保时捷,加上法国瑞典日本意大利的车,五颜六色。东德人的车,清一水儿灰突突的特拉班特牌国产车。小轮子小灯,二冲程四座儿,驾驶舱比个大饭桌大了点儿。

我就搞不懂,德国人高大,怎么能给塞在那里面?还得挤四个。那车壳是纸做的,得过东德大奖,说是给劳动人民节省了钢材。我在一辆破车上掰下过一块纸壳子,一面儿刷的灰漆,挺光亮,有点儿像我们早年凭票大衣柜背板的纸板。开这车得小心,不能跟人撞。一撞没法不吃亏。高速路上,东德车都躲边儿上,看西德车人高马大,风驰电掣从身旁飞过。

离西德边境还很远,就开始出现大牌,之后,隔若干公里就竖个牌。上面大字警告:东德公民注意,前面临近西德。把车开下高速路。如继续前行,后果自负云云。我想,这路上的这些对比未免太强烈了点儿。光这条高速路,就得把人的观念都给搞砸了。那些观念玻璃似的,本来就容易碎。

到了 1989 年8 月。匈牙利首先,擅自开了边界,随便人们出入。东德急了,叫它关,它不关。匈牙利社会主义亲兄弟,东德没法立规矩,禁止人去匈牙利。大批东德人开着特拉班特小车,拥向奥匈边界。把车往那儿一扔,取道奥地利去西德。特拉班特给扔了一边境,没人拣。现在那车可时髦了。现代派们都想去搞一辆,开了街上出风头。网上看见卖到一千欧了。

还有人到布拉格到华沙,翻西德使馆的栅栏墙。涌进去的人太多,房子里住不下,就在使馆花园露宿,点得到处篝火。西德东德紧着谈判,商量西德得给多少钱,商量怎么个了结法。最后 9月 22 日,西德外长根舍在布拉格使馆阳台上宣布,已经谈好了,所有闯进使馆的人,由东德用专车拉到西德去。下面轰得一下翻了天,欢声雷动。

东德弄了专车来,拉这些人去西德。亲历者后来讲,专车进入东德境内时,车厢里寂无声响。人的脸色煞白。生怕人家食言,车门被打开,人给拉下车关到东德。一直到专车进了西德境,人们脸上才有 了血色。

那时候乱套。短短两个月,跑掉了上万东德人。东德原来那个头儿,昂纳克。本来一德国人,却哪儿闹的小男人的那么股子劲儿,来不来右手握拳宣誓奋斗,特使命特崇高。梗的脖子,特假,不由得会让人琢磨他心里真怎么想,不招人喜欢。记者会上人家怀疑柏林墙怕长不了。他努着个小嘴儿(他嘴小,而且喜欢努),把脸硬了,庄严着说:柏林墙至少还要挺立一百年。这话牛,而且不看时候,把西边儿震得。各大报都拿这话做了标题。没一个月,昂纳克自己倒挺立不住了,被他们党中央的克伦茨(Krenz)一伙人给收拾了,下台。

瓦格纳,我大学的熟人。那两天什么也干不下去。天天往街上跑, 请人吃饭。他对过来的东德人说:你一定从来没吃过中国饭吧?你想象不出它有多好吃。今天我来请你!西柏林到处的中餐馆。而东柏林只有两家,是为官员开的。东德的老百姓,一般都从没吃过中国饭。一个星期下来,老瓦把他的工资傻乎乎地花个精光。

28年的柏林墙。开枪打死了近 200 个翻越柏林墙的东德人。打伤的更多。墙倒了之后,找不到下令开枪的主儿了。谁都说不是他下的令。

昂纳克人恶,一直就相信开枪镇压,说是这能管事儿。因此惹了下令开枪的嫌疑,给弄到监狱里去呆了些日子。

当初智利大乱,阿连德左派们被皮诺切特追杀得没个地方逃。昂纳克跑出来做好事。把人接到东德,好吃好喝。后来昂纳克狱里得个绝症,德国政府想找个地儿放他走,正不知往哪儿送。智利人跑出来,说我们要他。把人接到智利,也好吃好喝。

1993年我在德国看电视专题,播的智利人给昂纳克过生日。想到老头儿当年无心,不想却留得这么条后路。叹智利人最终得了报的机会。

10.2009 Berlin

李英:让人民选择--柏林墙倒塌目击记(十)一位中国女教师的自述

2007-08-27

我来自北京大学,50年代曾经教过北大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班里有几个东德学生。我们虽是师生,年龄却相仿,成了好朋友。几十年过去了,这几个东德学生回国后都担任了重要工作,而我饱经人世沧桑也已年近花甲。80年代末,我突然收到一纸邀请函,早年我教过的一位东德学生,现在已是东柏林洪堡大学的教授,邀请我以客座教授的身分,去洪堡大学任教两年。于是,1988年的秋天,我搭乘飞机飞往东柏林。

仅仅几天的接触,我已经感觉出东德的知识分子,时时表露出一种矛盾心态。他们都是二战后由政府出钱接受高等教育的,之所以能被选送读大学或出国深造,首先是他们出身工农家庭,与政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一致。二战结束后,原有的专家教授因曾给希特勒纳粹党的政权服务过,绝大部分被驱逐或被判刑,以至知识阶层出现了严重的青黄不接现象。东德政府连忙大批培养新一代知识分子,穆女士等人就是这新一代的第一批。目前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都在普通老百姓之上,对此他们怀有感激之心,认同这块被分割出来的土地是一个自主的国家。但他们又明明知道,原来同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联邦德国,现在经济是那么繁荣,技术是那么先进,老百姓又有那么多的自由。他们有许多亲友被分隔在高墙的那边,但是要想到西边看看,难于上青天!

我想起前几年在北大教过几名西德学生,一个女生告诉我,她五岁的时候,父母暗地商量要举家西逃。这事不知怎么被她七岁的哥哥听见了,在街上和孩子们玩时就领头玩逃跑游戏。邻居得知此事,马上报告给警方,把她父母带去审问。幸好这是小孩们的游戏,审不出什么结果,但也使她家的出逃计划推迟了许久才敢行动。"我们越过边界之后,我父母哭了。我问母亲,为什么要带我们逃跑?母亲说,为了自由。那时候我还根本不懂什么叫自由呢。我们家是1961年春天跑出来的,没过几个月,柏林墙就修起来了。"另一位西德同学更加感慨地说:"我父母那时不怕死,把我们带到西德。就为这一件事,我也得一百次感谢上帝!"

从我寓所的阳台眺望,树叶已变为红、黄、绿相杂的颜色。附近有一处别墅区,据说这是东柏林市政府划分给市民经管的,每家有一个小院子和一两间小木屋。院里有主人精心培育的果木花草。我最喜欢傍晚去那儿散散步,欣赏篱栅内的繁花与硕果。平时屋主人并不在这里居住,到了周末或假期才携家带小来别墅休息。

如果说人的欲望仅仅为满足温饱而已,那么,东德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比较充裕的。他们的食品商店里,虽然蔬菜品类不多,长年只供应土豆、洋葱、圆白菜和胡萝卜四大样,但还不缺肉肠、鱼类、禽蛋和乳制品,而且多年来从未涨过价。

  在这个国家,政府号召妇女多生孩子,每生一个小孩,就能从政府领到一笔补助金。孩子进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都是免费的,中午在学校包一顿饭食,每月象征性地缴20马克就够了。他们的住房大都是公家分配的公寓,一套三房一厅的单元住宅,每月房租不超过200马克,是普通教师工资的十分之一而已。

他们不满意的事情有许许多多。每天晚上,西柏林电视台播出的节目都会在东柏林的电视屏幕上显现。东德政府无法制止电波的流通,也无法控制人们的思维动向。西德广告节目中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可望而不可即。人们开始逐一比较:我们虽然有便宜的住房和食品,可是我们没有便宜的彩色电视,没有先进的汽车,没有音质良好的录音机……我们的工业技术真正是几十年一贯制,没有一点改进。我们的马克不是自由外汇,任何外国新技术产品我们都买不着,甚至连香蕉和菠萝也吃不上!人家有钱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可以到任何国家去读书。我们除了苏联和东欧几个国家之外,哪儿都不让去!想上大学也不许自由报考。生活不困难又怎么样?我们不愿意当动物园里的野兽,吃饱喝足被关在笼子里过日子。

创立于1809年的柏林洪堡大学,是由当时的两位贵族兄弟--语言学家卡尔·威廉·洪堡和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捐出了他们豪华的宫殿式宅邸兴办起来的。一百多年来,这所大学培育出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可是现在,我想复印几页讲义,却找不到一台复印机,更不要说电脑和其它先进设备了。学生入学,首先得经过多方筛选(主要是政治审查),由原来的高中推荐,才能参加入学考试。这些幸运儿一方面庆幸自己能进入最高学府,另一方面却又十分遗憾学不到最新的科学技术。苦闷时就去听摇滚,随着那声嘶力竭的狂热歌声,年轻人拍手跺脚,呼啸唏嘘,借此抒发心中的愤懑。要不就去迪斯科舞厅,跳他个大汗淋漓。年长些的喜欢坐酒吧,高踞在圆凳上,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德国啤酒灌出了数目可观的便便大腹。政府当局对老百姓的吃喝玩乐不多过问,私生活方面更是各随尊便,只要你不公开反对政府,不叛国投敌,你干什么都不多干涉。这就是以高福利政策来堵住人们的嘴,肠胃尽可以塞满,头脑不必多灵。

我以为像我这样一个无党无派,被请来教书的女教师,不会引人注意吧。但接连几件意想不到的事引起了我的警觉。一天课后,我不想马上乘车回家,信步从菩提树下大街向亚历山大广场走去。突然,我看见脚下有一个文件纸夹,就俯身捡起交给前方不远的一名警察。那警察迅速翻看了几页,立即问我这是从哪儿得到的,又索要我的身份证和工作证。他把我的证件号码记下以后,马上拿起报话筒,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内容。这时另一名女警察也过来了,又反复检查了我的证件。然后两名警察一句话也没说,带上那个文件夹,跨上摩托车飞驰而去。我当时颇为恼火,心想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后来我又觉得有点可笑,一个年长的中国女教师和几张掉在地上的字纸,竟使得警察们那么紧张,至于吗?

又有一次,我坐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稍稍休息一会儿,无意中抬头,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妇女正举着像机对我摄影,连拍两张之后转身就走。这绝不是摄影爱好者的行为举动,肯定又是那些业余便衣警察对我这外国人的活动做记录。中国大陆曾流行过全民皆兵,东德则真可谓全民皆警。又如我与西德朋友的往来信件,要耽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这当然是在检查机构被存档了。

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东德人表面平静的生活不过是一种假象。

有一次应一位汉学家邀请,去他家喝咖啡,闲聊天。这位先生在科学院工作,没什么机会用汉语和人交谈。他是在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时认识我的,可巧我们的住所相隔不远,闲时就互相拜访一下。他希望借此多练练口语,我也更喜欢这非官方的接触。喝罢咖啡,我忽然想起应该给系主任穆女士打个电话,约定与她商谈教学事务的时间。得到主人允许后,我开始拨号。正在这时他的太太和小孩回家来了,他连忙用手势制止女人和孩子,不让出声。看他那紧张严肃的样子,我有点不好意思,赶快把话说完,放下听筒。

他们全家都长舒了一口气,对我解释道:"我们不敢让大学方面知道您在我们家打电话。因为我不是党员,不派给我和外国人交往的任务。"

"但是我们有来往,他们能不知道吗?"我有点担心。

"他们没看见就算了,要是看见了,我就说是您找我帮忙做点事。他们没权力禁止您的行动。"

我听后笑道:"好,那我每次都想个理由,比如说,我求您太太教我做蛋糕什么的……"太太听了他的翻译之后,虽然陪着笑脸,却是眼泪汪汪的。

本文作者说明:东德有个流行很广而又臭名远扬的名词:“Stasi”,这是“秘密警察”的缩写。“Stasi”有极为宠大的人员队伍,并逐年膨胀:1959年13000人,1973年53000人,1989年85000人,并且还有109000至20万的签约情报员,此外,一二百万非固定情报员也为其服务。“Stasi”的首要任务是在国内进行特务活动,80年代,它对1600万东德人中的600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任何人,只要被怀疑搞了反对活动,就会对他进行暗中监视。”而什么是“反对活动”?企图出逃、与宗教有联系、或者在选举中不投票等等都算在内。东德老百姓把“Stasi”讥讽为“偷听窥侍社”,这个机构的人数比当年的盖世太保还多一倍多,而它监控的人口却不到希特勒时期德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东德人认为,如果有三四个人聚在一起谈话,其中很可能有一个就是情报员。

“Stasi”在军队和边防部队各级指挥部和所有的联络参谋机构,在各个部委,在各大工商业公司,在各党派,大学和中小学校,教会,剧团和文化组织以及规模很小的和平、环保和人权小组中都安插了特务,他们不仅收集情报,还搞分裂破坏、分化瓦解活动。在许多城市的邮政系统,每天都要将来往邮件的五至四分之一秘密拆开检查,尤其对与国外的来往信件进行特别监控。

1988年的圣诞节即将来临,东柏林的圣诞节市场上搭起了彩棚,为孩子们设置的电动游戏机、童话人物塑像、木偶演出台以及传统小吃,招徕着过往的游客。住宅区各家的窗口,装饰了闪烁的小花灯、桥形烛台、多层转动塔等等。金碧辉煌的国家歌剧院和大音乐厅每晚都上演优秀的古典剧目。人们想利用节假日的机会舒畅一下,国家也要趁此多赚一些自由外汇。按东德政府的规定,西德人可以随便到东德来探亲访友。但是,入关时必须以一比一的兑换率强行兑换一定数量的东德马克。西德人不甘心受此盘剥,因为在西德银行,一个西马克可以兑换七个东马克呢。可是你如果身上带着东马克过关,一旦查出,就全部没收,还会招惹许多麻烦。西德人为了看望自己的亲属,不得不忍痛掏腰包。换到手的东德马克,还得花在东德地界内,唯一值得一去的场所,就是那高水平的歌舞剧院和大音乐厅了。

  这个节日我是在西柏林和西德南方的巴伐利亚州度过的,那里有我近年教过的学生和一些汉学界的朋友,她们写来了邀请信。我从西德驻东柏林的办事处领到了入境签证,可是在洪堡大学举行的圣诞联欢会上,我的同事们得知此事,颇有不满之色。其中一位告诉我,要去联邦德国,应该先到公安局登记,否则回来的时候可能不让再入境。既然这样,我就照章办事吧。跑了好几趟之后,得到的最后回答却是"不必办什么手续"。这种类似开玩笑的事,说穿了并不稀奇,只不过是大学和公安局对我的行动都备了案,但也都不负责而已。

  从东柏林排队等候过关卡的人们,几乎都是年过60的老人。他们在瑟瑟寒风中,一步一蹭地往关口挪动。这总算是东德政府开恩,最近宣布允许已退休的老人,每星期可以去西柏林一天看望直系亲属。青壮年和小孩就别妄想了。我提着旅行包,准备过关后乘坐开往慕尼黑的火车。排到检查口时,离开车钟点还差半小时,没想到检查人员竟把我提包里的衣服一件件抖开,仔细查看商标牌号。我不知他们究竟要干什么,还要检查多长时间。好不容易其中一名检查员说了声"不是我们民德产品。"这才中止了盘查。后来我了解到,这是他们生怕在此地工作挣东马克的外国人,把东德产品带出去卖了赚外汇的缘故。

  我进入月台时,还差五分钟就该开车了,站台上的人寥寥无几,我赶紧拿出车票匆匆登车。守门的列车员一把拦住我,让我退回站台。我很奇怪,车次号码和时间都没错,为什么不让上车?突然,我看见走来了一队边防军,有的手里还牵着军犬。站台上的人们连忙让路,原来搭乘这趟车的旅客都还没上去呢。一声号令,带军犬的士兵忙把狗往车厢底下轰,军犬匍匐着从车厢的这头拱下去,再从那头拱出来。而另一些士兵则分头登上各节车厢,打开所有的照明设备,撬开活动板壁,用大型手电筒里外照射。谁都明白,他们这是搜查躲在列车的什么角落企图偷越国境的人。不过,今天晚上他们什么也没查出来,于是拉上狗,排好队,皮靴踏得喀喀响,昂首阔步地回去交差了。火车因此推迟了半小时才开。

  这趟车是从东德开往西德的国际列车,车上没多少旅客,座位还空着一大半。火车开行不到十分钟,就是西柏林的火车总站,这里才有大批等待乘车的西德人。从东柏林至西柏林,这段路程有一大半是沿着无人区开行的。1961年修建柏林墙时,东德把这块本来十分繁华的市中心地带炸为平地,拦上了双道高墙。万一有人越墙逃跑,绝不可能一脚跳到西柏林的土地上。要想穿过无人区,再翻过第二道墙,那可真得玩命了。

我认识的一位东德朋友偷偷告诉我,他的儿子7年前居然跑过去了,身上中了十几枪,可是没死。这简直是奇迹!原来这个年轻人早已探听明白,无人区的子弹都是自动发射的。你如果能避开巡逻兵和探照灯的光柱,翻过第一道墙,千万别撒腿猛跑。应该等第一批子弹扫射过之后再迈步。"我儿子每走一步之前,先扔一块石头,等石头触发的自动枪响完了,赶紧往前迈一步,然后再一次次扔着石头往前走。就这样还中了十几枪呢,不过都没有至命。"朋友边说边摇头,"我太太一想起这个孩子就流泪,7年没见了,走的时候他才17岁。现在他在那边有工作,他是托人到东边来告诉我们这些事的。"

  从西柏林看柏林墙,与东边大不相同,墙身上几乎找不到一点空白,全画满了五颜六色的漫画。有一处并排挂了许多十字架,那是为纪念因投奔自由而丧命的东德人的。墙边立着一座高台,西德人可以随便登上高台向墙的东边张望。我跟西德朋友开玩笑说,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望乡台”。

据说这是东德首脑昂纳克邀请全国青年代表来柏林,为庆祝建国四十周年举行的大联欢。虽然此时离10月7日东德的国庆日还有好几个月,但他们迫不及待地提前活动起来了。

柏林的所有剧院全部免费开放,市中心广场上搭起了高大的演出台。入夜,人们聚集在这里,与共和国的政府要人一起欣赏千人乐团的演奏。广场两边各竖了一个大型电视屏幕,实况播出台上的演出和台下的观众场面。每当昂纳克的形象在屏幕上出现的时候,人群中就响起一阵不大不小的欢呼声。昂纳克也就笑容可掬地点点头,颇有洋洋自得之色。演出结束后,又放起大型焰火,五彩缤纷的火花映照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这究竟是真的与民同乐呢,还是为了粉饰太平?

我所教的学生中,有几位外交部的年轻翻译,中文水平已经相当高了。按说他们都很谨慎,不会对政府的事务妄加批评的。但这次他们忍不住了,摇着头对我说:"花这么多钱搞联欢,能有多少效果?除了柏林之外,我们国家别的城市都很穷,房子破破烂烂,政府总说没钱修理。食品也没有首都这么多。"

另一个插话说:"去年圣诞节,柏林有一些进口的桔子卖,我买了几个送给我的祖母,她住在乡下,多少年都没吃过桔子了。"

还有一个更气愤,对大家说:"你们知道吗?他们把我们捐给穷困国家的款项,用来举办这次的联欢了。以后工会再跟我要捐款,我一个芬尼也不给了!"

不久,一则新闻震惊了东德政府:匈牙利拆除了和奥地利相邻的边界铁丝网,两个国家互不设防了。由于东欧各共产党国家不需签证就可互相往来,于是东德的老百姓,首先是年轻人,纷纷借道匈牙利,穿过奥地利,进入西德。西德方面对东德人采取来者不拒的欢迎态度,搞得东德政府叫苦不迭。这些天整个东德都沸腾起来,人们一旦找到了安全出口,就不再惧怕高压手段。许多城市连续举行示威游行,抨击当局,要求改革。剧院变成演讲厅,每晚进行激烈的辩论。

人们最痛恨的是秘密警察和国家安全部,有许多人想冲进去捣毁这个机构。东德的军队和警察都严阵以待,准备武力镇压。

有一位极特殊的人物,我每星期为他一人单独授课两次,连假期也不中断,他是东德统一社会党的高级翻译艾先生。他不但精通汉语,俄语也十分专长。每当昂纳克或东德政府要人出访北京或莫斯科时,一定有他随同。艾先生40多岁,精明能干,可能由于童年家境贫寒,身躯显得瘦弱些,但他工作和学习的劲头却非常充足。就在他们国家这样动荡不安时,他仍是请我继续给他上课。为了不耽误工作,经我同意,把平时上课的时间改为清早6点,上课地点改在我的寓所客厅,下课后他再赶着去上班。我给他授课不用固定的教材,由他提出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各类疑难,诸如同义词辨析、成语典故的出处、口语与书面语的异同、甚至方言土语的特点等等。解答完所有问题之后,我们就进行各样话题的交谈。

  虽然我和他的政治立场截然不同,但我并不因此隐瞒自己的观点,只是不多触及敏感问题,避免争执辩论罢了。他笃诚相信共产主义,身体力行,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从他身上的确看不到高级官员的腐化昏庸现象。现在艾先生面对自己所属的民德统一社会党即将崩溃的局面,感慨万分,他担心一旦民德不复存在,希特勒时期残留的纳粹分子又会复活。他还担心以后给老人、儿童的福利将要减少,这些人生活会遇到困难。他承认以往采用的高福利政策,不能达到收买人心的效果。他也承认自己党内确实有不少特权阶层,有腐败现象,人们对此非常痛恨,许多部门正在罢免统一社会党的党员,不许他们再担任领导职务,以至党员们纷纷提出退党。对他本人今后作何打算我不便多问,但我看得出,他不愿像许多人那样,几个月前还和当政者唱一个调子,在目前局势下又突然提出退党,包括我们的系主任穆女士在内。

  "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目前的群众运动呢?"艾先生以询问的口气问我。

  我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魏征劝谏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看后沉吟片刻,收起笔记,向我告辞。

10月7日是民德国庆日,大街小巷的阳台、窗口仍按往年一样挂出了民德国旗,但整个气氛却显得冷冷清清。商店因节日都关门停业,可是苏联占领军营地附近有一家食品店还开门。这是专门为苏联驻军开设的,一般德国人都不去那里买什么。刚好有几位朋友今天要来看我,我就到这儿来买点东西。没想到商店门口竟排了那么多人!他们都提了大旅行袋,迅速抢抓货品,什么都要。买得最多的是肉类、食油、大米、白糖,甚至把一瓶瓶的汽水打开倒入大塑料罐里提走。这些人都能和苏联售货员说俄语,原来他们都是波兰人,从这里贩运了物资回国去卖。波兰语和俄语同属斯拉夫语系,在这儿买东西不但讲话方便,而且不必看东德售货员的脸色。苏联售货员不怕货源不足,反正东西都是德国的,要多少你们都得给运来,不卖白不卖。

  轮到我选购时,我想买一块牛肉。售货员递给我一大块,足有四公斤。我要不了这么多,请他给换块小一点的。那售货员睁大了眼睛看着我,用生硬的德语问我: "klein?klein?(小的?小的?)"他很奇怪,为什么我这个外国人不抢购商品。

  下午,我和朋友们来到亚历山大广场。这里虽然响着震耳的舞曲和歌声,也设有几处游乐场和演出台,但人们似乎无心玩乐,三三两两地在广场上散步或低声谈话。而夹在人群中的警察们,个个警惕百倍,都是三人一组,背靠背,朝三个不同方向巡视。至于还有多少混在群众里的便衣警察,那除了公安局或安全部就没人清楚了。

艾先生有几天没来上课,我从东德的电视新闻中看到他又陪同昂纳克去莫斯科了。等他再来,一见面我就觉得他似乎很疲乏,尽管他仍是西装笔挺,打着漂亮的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但我发现他几次摘下眼镜揉揉眼眶,显然是被过多的工作累的。他抱歉地对我说,这些天连一句汉语也没讲过,舌头都不灵了。还告诉我,这次去苏联,比哪一次都紧张,因为全靠他一个人给两国首脑来回做翻译,因为苏联方面没有派翻译。

我心中明白,这准是一次关键性的密谈。果然,没过多久,昂纳克下台,换上了指定的接班人克伦茨。同时我也听说,昂纳克已经签署了武力镇压示威群众的命令,但是克伦茨没有遵命执行。这究竟是真是假,还有待证实。不过苏联这次没插手,却是东德人避免了流血牺牲的关键之一。

10月一过,东德局势就像这个季节秋风扫落叶的景象一般,急转直下。每天晚上,沿居民区的街道散步,就会见到有人往垃圾箱丢弃大量的旧物,甚至连电冰箱、电视机等也搬出来扔了。公寓楼外停放的汽车里,大包小袋塞得满满的,然后一家人挤坐进去,飞速开走了。这些出走的家庭,大部分都是开车经捷克、匈牙利,到奥地利后又转去西德的。他们不惜倾家荡产,长途绕道。反正先要去的捷、匈两国以前都可以随便来往,现在东德也不能收回成命。至于从这两国转往哪里,只要那两国不卡人,东德政府就无权过问。警察眼看着车子开走,人去楼空,却无法阻挡。东德这时如果统计人口数目,恐怕会一天一个大变化。出逃者进入西德边界,公开在电视屏幕上亮相,欢呼雀跃,连小学生都在话筒前数落DDR(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缩写)的不是。终于,这个维持了整整40年的政府发出公告,宣布解散原部长会议,执政的民德统一社会党也将另行改选中央委员会。

  到11月10日那天,柏林市的居民潮水般往弗里得里希大街奔去,关卡门外排起一条望不到尽头的长龙。人们已得到信息,11日零点开始,东德人可以凭身份证过关前往西柏林了。(谁说的呢?)

这时的勃兰登堡门,又是另一番景象。一排排东德士兵站在门前铁栅内,背对柏林墙。防止东边的人群冲进广场。远远望去,那道隔离墙上骑坐了许多西柏林的市民。他们高声呐喊,呼叫东边的人们。隐约中可以听到砰砰的凿墙声。广场铁栅外,围满了外国各电视台的摄像记者。他们穿上臃肿的御寒服,把菩提树下大街为行人安放的座椅也搬过来了,守住一个摄像角度,连连抢拍难得的镜头。

这两天是周末,就在开放关口的第一天,通过专为外国人设置的进出口,搭乘市区火车,来到西柏林的市中心。以往这一带虽然相当热闹,但还不算拥挤,今天情况可大不相同了。妇女们站在百货商店的橱窗外,目光艳羡,久久不愿离去。指定为东德居民每人发放100西德马克的银行门口,排起了一条长龙。领到钱的人,拉着老婆抱起孩子,急匆匆奔入向往已久的各家商店。

  归程的火车上座无虚席,人们不论相识与否,都愿兴致勃勃地互相展示各人的新购物品。年轻妇女们买的大都是化妆品,口红、香水、眼影小刷之类,再就是一些式样别致的假首饰。年纪大些的太太则提着大包装的洗衣粉,或是一些瑞士巧克力、丹麦乳酪、香蕉、桔子等。这些都是曾在电视广告节目中见过的好东西。小伙子们几乎人手一罐可口可乐,一边谈笑,一边潇洒地将饮料罐掀开,仰脖喝几口,再继续高谈阔论彼此的见闻。只有极个别的几家,不参与这临时的快乐聚会。这几个家庭,神情庄重地坐在位子上,全家共同关注放在旁边的一台彩色电视机或一台双声道双卡录音机。

虽然东德关卡对过境者的盘查比以前稍有缓解,但护照仍必须交给他们检验真伪,盖章后摄像留底。悬挂在高处不同角度的录像机,也同时把过往者一一摄下。除此之外,每人所带的钱包还必须给他们看看,证实没携带东马克进出,才正式放行。既然两个德国的政权还没有被新形式取代,东德这边绝不会自动放弃行使主权的职能。

那位和儿子一别7年的教授,坐在我旁边,小声告诉我,他儿子已经回来过了。我向他道喜,问他儿子的情况怎么样?他摇摇头说:"当个普通工人罢了。他都快25岁了,还没上过大学。刚到那边的时候,他要养伤,要吃饭,连高中都没毕业,除了做工他能干什么?我和我太太都很遗憾。如果他那时候不偷跑,说不定在这边还能有念书的机会。"

说到两个德国的统一,他也一反常态,发起愁来了。这位先生中文水平很高,他比穆女士等人年轻,不是党员,也没去北京大学进修过。但凭着他的业务专长,在系里仍能站得稳,有时还大胆说几句别人不敢妄加评论的话。今天该是他高兴的时刻,愁什么呢?细谈起来我才知道,他怕统一以后,东柏林的洪堡大学也要和西柏林的自由大学合并。

他说:"如果真合并,学校肯定会裁人。西德有的是汉语人才,他们当然保留自己的,把我们解雇掉。"

我安慰他说:"前几年我教过的西德学生虽然学得不错,但他们到底还年轻,而且大部分在商界和政府部门工作,学术界当教授的并不多。你们是高级汉语人才,会受重视的。"

他叹口气说:"但愿如此!"

更多的人除了担心失业之外,还怕币制统一时,他们手中的东马克会变得一钱不值。有人打算尽快把存款变成实物,开始抢购洗衣机、吸尘器、家具等等。一位教师说他邻居有个老太太,手中积攒了三万多存款,怕统一以后钱都作废,一下子买了六台本国出的彩色电视。六千马克一台呢!她把这六台电视存在地下室里,准备以后慢慢卖掉换回西马克。我听了直替那老太太叫苦,这种东德出的质量极差的彩电,以后谁还肯买?西德有的是名牌电视,花几百西马克就能买一台。地下室的六台电视机,肯定都得砸在老太太手里。

一个政治集团的兴衰,牵涉到千家万户,悲与喜,愁与乐都各有比例,关键是哪头占的比例数大。我参加的这个联而不欢的聚会,反映了少数原属优越地位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态。对广大群众来说,还不足为凭。这个维持了40年的国家,目前情况好像把所有的东德人置于一个大离心机内,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原来搅和在一起的分子,都重新改换了位置,浮沉聚散,各凭各的专长与本事。大学生纷纷转系,选择新学科,掌握新技术。一些人开始经商,创办新企业。我教的那个外交人员班,他们知道统一以后肯定用不着东德外交部的原班人马了,趁年轻赶快改行。有人去学英语,有人去找售货员的工作,甚至有人去当出租汽车司机。而高级翻译艾先生,则不肯动摇自己的信念,拒绝西德方面的聘请,情愿以在野党成员的身分,领取低于原来的工资,继续为他的政党服务。至于系主任穆女士和她早年的同学们,大都准备以年长体衰为理由申请退休。因为退休总比失业名义上好听些,而且退休金也比失业救济金更有保障。

11点整,伯恩斯坦登台,掌声过后全场屏息静气。从那细巧的指挥棒引出第一个音符起,大厅内外的所有听众都仿佛跟着乐曲渐渐飞升,一直进入那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神圣天堂。聚集在厅外广场上的人们,有的注视着屏幕上的场面倾听,有的仰望苍穹冥想,几对相恋的情人依偎着,共同欣赏这辉煌的乐章。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围绕着广场中心诗人兼剧作家席勒的雕像嬉戏游玩,恰似一群可爱的小天使。当合唱队的洪亮歌声唱出这位诗人所写的欢乐颂词时,群情激动,许多人跟着唱起来。贝多芬于1824年在维也纳曾亲自指挥第九交响曲的首场演出,他双耳失聪,仅凭心灵指挥乐队。16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贝多芬上天有灵,定会为他的祖国重新聚合而再次欢乐。(未完)

这是两篇著名的公知体,河殇体的文字,在今天,读起来分外的有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公知眼里的世界和关注点,同时从他们的描述里面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东德的经济水平,比西方的窗口西德确实有差距,这点没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

但是,这种差距究竟到了什么程度,1989年大学没有计算机,是个问题,但是是不是很严重,大家怎么看呢?当然了,没有复印机确实不太好,可是,我们想想,1989年,中国又有什么?未来?呵呵。

大家都喜欢谈东德人逃西德,某先生说了当年的逃港,呵呵呵。其实东德的人口大规模迁移西德,很多就是两头的问题,即修建柏林墙以前,和楼上写的朝代末期混乱时期,这事和克伦茨群体有很大的关系,就这点,两位公知都毫无疑问的抓到了。

可见我们的公知并不小白,也许他们后来爱国了,但是至少在写这个文章的当时,他们的整个思想表现得非常的明显。

东德的好生活,现对于当时的天朝,算什么呢?对于他们来说不算什么,西德才是目标吧。

尤其是西德还恶心的在当时,柏林墙倒塌前后,搞了个免费100马克购物游,把本来没有兴趣的小市民也吸引了。一人一天一次100马克,这并不是个小数目,但是比起来换来一头肥羊国家,这点投资实在值了,要说这事没有计划,柏林墙倒塌没有推动,我是不会信的。

总之,这是一个精彩的阴谋,那位沙先生该死,重要的是克伦茨太愚蠢,而昂纳克有担当,接受了所谓杀人之罪,如果不换人,昂纳克镇压,就不会有这个声势,而且昂纳克对于镇压的后果看起来算的也是很清楚了。

只是被苏联米尔克和克伦茨一起搞了,这是苏联克格勃和克伦茨邓亲苏派的一次合作,愚蠢的合作。

从现在来看,当年的公知都是什么玩意啊,他们的关注点都在哪里?作为他们自己宣称的所谓他们同情的东德知识分子的未来,似乎的朋友,他们表现得冷漠和漠不关心,如此精神分裂太令人作呕了,然后还自称自己的人性多么美好,简直是不知羞耻啊。

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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