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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罗荣桓突破“16字诀”反常用兵,受教员盛赞 -- 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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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l刘厚总的确似乎来自特科,就职务来说,也是很像,否则无法

解释项英的信任。项英其实是很谨小慎微的,这点也可以确认。

但是现有的各种资料确实混乱,比如刘厚总的死亡,似乎就有两个版本,其实这种定论,应该是忘情河友应该做的。

回顾刘厚总杀害项英后投敌,新四军军部参谋刘奎用反间计将其铲除

屋里侃点

2023-07-27 00:04

江苏

1941年3月14日(阴历二月二十七),皖南山区大雨滂沱。此时惊蛰已经过去了八天了,随着一道道闪电自苍穹刺入丛林,第一声春雷炸响在泾县赤坑山的上空……

闪电照亮山林的一瞬间,也照亮了赤坑山主峰下一个叫做蜜蜂洞的山洞口,那里坐着一个项英副军长的“忠实”守卫者——副官刘厚总,只是此时他“守卫”的已经是项英的遗体了。

项英

杀人者正是这个副官刘厚总,同时被他杀害的还有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和他的警卫员黄诚。

在电闪雷鸣的掩护下,刘厚总于3月14日凌晨1点40分,对着三人连开数枪,在确认项英他们均被打死后,坐在洞口,悠然地抽着从项英身上搜出来的全禄牌香烟。

动手后的“回报”是丰厚的:二万四千六百元法币(那时的团营干部每人津贴是三元,有时还发不出),赤金八两五钱,金壳表一只,钢壳表一只,怀表一块,大烟土一块(周子昆治胃病当药用的),手枪三支(项英的勃朗宁手枪是斯大林送的)。

刘厚总是湖南耒阳人,贫苦农民出身,大革命时期在家乡是农运的骨干。大革命失败后,在家乡打过游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带领的游击队被编入新四军。考虑到游击队长期脱离组织,中央安排他1938年到延安抗大学习,1939年又转到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副官处任副官。

但刘厚总个人主义十分严重,总感到自己不得“志”,一直对党对组织心怀不满,又有严重的流寇主义、报复主义的思想,尽管两次脱产学习,但由于他隐藏极深,他的思想并没有能够得到彻底的改造。

周子昆

杀人后,刘厚总又在洞口坐了三个多小时,等天放亮时才离开。

他在下山时被人撞见,住在山下的新四军军部参谋刘奎等人看他神色慌张,支支吾吾,又看山洞方向天亮了还没有任何动静,估计出事了。警卫人员赶紧去追,但刘厚总已经趁乱逃了。

大家匆忙爬上蜜蜂洞,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项英、周子昆、黄诚三人都躺在血泊中一动不动,所幸黄诚还有心跳。大家七手八脚地把项英、周子昆连同他们的毛毯,埋藏在离洞口约100米处的一处石坝里,用石头盖住。

埋时大家在说,项副军长穿的是布鞋,容易腐烂,周副参谋长穿的是皮鞋,三五年不会腐烂,这个特征大家要记得。

解放后的1952年8月14日,在已是皖南军区副参谋长的刘奎的带领下,找到了项英、周子昆和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在突围中重伤自戕)的遗体,运抵南京。1955年6月19日上午,原南京军区将三人迁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当地人尊称“三将军墓”。

而受伤的黄诚被刘奎送到老乡家养伤,伤愈后,一直留在皖南,随同刘奎坚持游击战争,直至全国解放。

1941年3月15日,叛变杀人后的刘厚总下山来到泾县隔河里村保公所。见到保长后,他说自己原来是项英的随从副官,并把他杀了项英和周子昆的情况如此这般这般说了。

保长不信,让他拿出证据,当他拿出抢来的财物和手枪等物品时,这个保长开始两眼放光。他并不真正关心刘厚总是谁,杀了谁,倒开始打起这些财物的主意。便骗刘厚总说,带着武器和财物去自首路上不安全,让他把随身物品留下由村公所保管,待他办好投诚手续以后再回来取。

刘厚总觉得反正也是“自己”人了,就没起疑心,带着村公所给开的路条就去茂林找国民党的中央军自首。

刘厚总没想到,村公所的保长和他一样心黑。为了能够稳妥地吞了他的财物,在路上设了埋伏,带了几个人想除掉刘厚总,来个神不知鬼不觉。但是,具有丰富游击经验的刘厚总狡猾地逃脱了。

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刘厚总,逃到旌德县境内时,被旌德县县长李协坤出巡乡镇时抓获。经审讯,刘厚总很快承认自己的身份,并说自己杀了项英,要求办自首手续,要论功行赏。

县长一听极为重视,但没有证据啊!刘厚总后悔自己没有让保长立个字据,但是后悔也晚了。于是他提出带人去蜜蜂洞去找项英他们的尸体作为证据。

蜜蜂洞

但由于项英和周子昆已经被刘奎他们掩埋,自然找不到。同去的国民党顽军认为他说谎,要杀了他,吓得他趁乱逃走。

皖南事变后,从泾县茂林流散到石井坑老林里的多名新四军战士陆续聚拢,他们成立了党组织,继续坚持同敌人作斗争。

过了一段时间,上级要求新四军余部除留下部分人员坚持游击战争外,其他大部分人员要渡过长江去敌后抗日。党组织决定,留下刘奎在皖南,照顾伤员,继续发动群众,组建皖南游击队,其他人员撤到江北去抗日。

刘奎欣然受命,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开国大校刘奎

新四军皖南游击队成立后,太平县特务头子程晓峰为了遏制游击队的发展,开始到处收买叛徒,来破坏地下党组织,打击游击队。

此时,从旌德县县长李协坤手下逃脱后的刘厚总,正在走投无路,于是就投靠了程晓峰,但是他再也不敢说自己杀了项英和周子昆,谎称自己就是一个新四军的副营长。

刘厚总来到太平后,多次为程晓峰出谋划策,捕杀地下党员,捣毁交通站,给游击队的活动带来极大的破坏。由于刘厚总“剿匪”有功,就被程晓峰视为自己的心腹,有什么大事都和他商量。

刘奎和游击队员们对这个叛徒是恨得牙根痒,决心设法除掉他。

他们打听到太平县的自卫队长陈万林和特务头子程晓峰有矛盾,因程晓峰的便衣特务老是欺负自卫队员,陈万林敢怒不敢言,于是和程晓峰是面和心不和。刘奎他们决定利用这一矛盾,争取陈万林,打击程晓峰,除掉叛徒刘厚总。

一天夜里,刘奎化装成茶商,带了几个队员在一家面坊约见了陈万林。见面后,刘奎向他晓以大义,指明当前的形势,讲清党的政策,希望他能改邪归正,协助新四军做一些有益于抗日的工作。

经过刘奎的一番开导,陈万林权衡了得失,表示愿意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为游击队做一些事。

不久国民党又派出部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围剿”游击队,陈万林也带着部队搜山。在一个山谷里,自卫队和游击队相遇,陈万林命令部队向天上放枪,佯攻一阵后,便撤走了。

刘奎得看到这一情况后,确信陈万林愿意为游击队办事。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1942年的一天夜晚,太平县的民兵突然给游击队送信来说,次日国民党军队将从芜湖运一百多条枪到祁门,中午路过太平,并准备派县自卫队护送。过了一会,陈万林也派人送来同样的消息,并将自卫队运送枪支要走的路线图一并送来了。

刘奎当即给陈万林写了一封信,信中他交给陈万林一个特殊任务,请他配合游击队除掉叛徒刘厚总,让他如此这般这般去做。

第二天一早,刘奎带领三十多名游击队员和近百名农民,隐蔽在太平去祁门的峡谷两边丛林里。

天刚中午,一行运枪人马象一条长龙缓缓地从山道走来,刚进入游击队的伏击圈,刘奎一声令下,几十名勇士冲出丛林,把护送枪支的自卫队团团包围。

自卫队一看这阵势,纷纷举手投降,当了俘虏。刘奎当众宣布:“你们也是穷人,全部回家吧!”

然后,刘奎写了一封信,交给一个俘虏,要他亲手送给刘厚总。信中诈称:“枪支已经如数收到,千万谨慎,一切按计划继续进行……”

这封信自然到不了刘厚总手里,而是在陈万林的安排下到了程晓峰桌上。这次派人运送枪支,程晓峰只和刘厚总说了,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又抓到了这样一封密信,程晓峰对刘厚总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过了两天,陈万林根据游击队的指示来见程晓峰。程晓峰用试探的口气问道:“老弟,你认为刘厚总可信吗?”“不敢多说……”陈万林故意吞吞吐吐,装出一副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程晓峰说:“我们不分彼此,有话直说吧!”

皖南事变陈列馆

陈万林沉思片刻,便把刘厚总在皖南事变以后,曾向旌德县党部自首过,并自称打死项英等人,要领功请赏,后去蜜蜂洞没有找到尸首,只好乘机溜走,投奔太平县的情形讲了一通。

程晓峰一听刘厚总隐瞒了这么多重要经历,十分恼火。陈万林走后,他当即派人叫来刘厚总,斥问道:“你在新四军中干了什么?在旌德又干了什么?”这沉重的语句像铁锤一样,敲得刘厚总的天灵盖嗡嗡直响。

刘厚总停顿了一会,才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没干什么。”程晓峰看出刘心中有鬼,不禁冷冷地笑了两声,讥讽地说:“别给我装,你干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

程晓峰没有再给他争辩的机会,命人把刘厚总关押了起来。他想到前期党部多次泄密,上级一再追查,自己无法交代,就把罪责全部推在替罪羊刘厚总头上,没过几天就把这个叛徒枪毙了。

刘厚总,这个让本已是悲剧的“皖南事变”更加悲剧的人物,最终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这种文字虽然白痴,但是也基本捋顺了思路,似乎是想说明刘厚总是解放前被处死的。

解放后还有一个版本。

原形毕露

1937年,根据国共谈判结果,湘南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8月,刘厚总率领这次300人的队伍,从耒阳灶市火车站乘车直达武汉,然后乘船赶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开始进行抗日战争。根据党组织统一调遣,湘南游击队编入江南指挥部傅秋涛任团长的三团二营,李林任营长。而刘厚总则留在军部,出任特务营副营长,后又兼任副军长项英的副官。刘厚总对党组织的这一安排大为不满,他觉得自己即使不能当团长,起码也不能小于当一个营长,现在当个伺候人的副官、无职无权,又不能去前方打仗出风头,真是毫无意思。至此,刘厚总开始不求上进,以消极态度在项英的身边混日子。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9000余新四军官兵,和8万国民党顽军展开殊死拼杀。战斗持续了7天7夜,敌我双方伤亡惨重。1月14日,叶挺军长为避免部队出现更大伤亡,只身率部分随员,下山和国民党顽军交涉,但无故被顽军扣留。项英副军长在谈判无望的情况下,率余部开始突围。到1月20日,9000余新四军除1000多人突出重围外,其余人员非死即伤。项英副军长在军特务营的护卫下,于1月22来到安徽泾县的茂林地区北端,潜伏在一个名叫蜜蜂洞的山洞里。当时,项英身边己不足50人,且有20多名伤员、这位资深共产党人,面对数千抗日官兵无端被国民党顽军剿杀,心情痛苦万分。此时此刻,他开始醒悟,后悔自己当初太相信道貌岸然的蒋介石了……

作为负责照顾项英日常事务的新四军特务营副营长兼副军长副官的刘厚总,此刻正坐在项英身边。出于刘厚总是一位资历不浅的共产党员,虽然他自进新四军后,一直对自已的“官”位不满,多次流露消极情绪,但项英由于事务繁忙,对自己身边这位贴身勤务员并无任何怀疑之处。正因为如此,才酿成了我军历史上高级干部被部属杀害的悲惨事件。

项英被困山洞后,刘厚总起初并未产生任何念头,但十几天以后,由于饥寒交追,加之顽军团团围困,军部突围无望,刘厚总便开始打主意。他觉得自己为共产党作事多年,才混了个副营职,如果在国民党方面做事,会是这个结局吗?3月14日深夜,深思熟虑的刘厚总决定背叛党,背叛新四军,杀害项英向国民党邀功请赏,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他乘大家酣睡之际,悄悄掏出手枪,向项英、周子昆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刘厚总杀害项英,自以为会受重大奖赏,但国民党并未将他放在心上,长期对他冷落。(这块很奇怪)

1942年冬,刘厚总来到陪都重庆,在戴笠手下任第三情报组中校副组长。刘厚总对这一职位又不满意,多次流露不满情绪。情报组长将其言行上报戴笠,戴笠大怒,缴了刘厚总的枪,将其软禁在中统局一个办事机关里,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将他放出来。

1946年春,自感前途无望的叛徒刘厚总,向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请求,准其回家度余生。徐恩部念其表现老实,打发了一些路费,让其乘船回湖南。刘厚总即从重庆乘船到汉口上岸,本来准备转乘火车回老家耒阳,后来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就继续乘船顺长江漫无目的来到江西九江。他先在九江的利富客栈安顿,利用徐恩曾发给他的银元,在酒店、茶馆、青楼里尽情享受了一段时间。好似也就年把光景,他的盘缠便所剩无几。无奈之际,他开始寄人篱下,替人打打杂、管管账,这样东一餐、西一顿又挨上了两年。这时候,由新四军发展而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横扫千军如卷席,已跨过长江向东南沿海各省进军。深知自己是共产党的罪人的刘厚总,听说自己昔日所在部队已打回来了,急如热锅上的蚂蚁,慌忙寻找退路。1949年5月,他凭着自己在九江武记盐铺当管账先生手下时所结识的一位湖南老乡陈次兴,偷偷跑到偏僻的江西新余县,找到这位盐商老乡混饭吃。陈次兴一则认为刘厚总在九江大盐铺当过管账先生的手下、二则认为刘厚总和自己是本省老乡、三则因为自己店里缺少帮手,就很爽快地答应了,让他在自己的盐铺里当管账先生。刘厚总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字,加上他表面上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很快受到陈次兴的重用,不仅每月发给他一定的薪水,还安排他独住一间房子。新余解放后,陈次兴又如实向人民政府申报,将刘厚总说成管家,填上了当地户口。刘厚总好不沾沾自喜,自以为可以在新余长期待下去了。

1952年,新余县公安局开展了一次全城户口核对工作,对每户的人员历史进行全面了解调查。一天,刚从部队下来的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到城西兴记盐铺核查,蓦然发现管账先生好面熟,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经反复盘问,发现账房先生并不是本地人,且回答问话,前后都相互矛盾。这不能不引起黄宜蕃的高度警惕。黄宜蕃记起,10年前他在新四军里当周子昆副参谋长的警卫员时,同他常常见面的项英副军长的副官刘厚总。黄副局长即向局长作了详细汇报。局长听后,果断地对黄宜蕃说:“立即逮捕!”7月28日,黄宜蕃带着公安人员,突然将兴记盐铺包围,逮捕了刘厚总。当刘厚总被揪出来时,当时的华东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亲自给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对叛徒刘厚总尽快处以极刑。

8月,刘厚总被处决了。但项英被害的惨痛教训不能忘记,对像刘厚总这样为升官发财而穷凶极恶的人,时刻要保持警惕。 [1] [3-5]

咱们这个抗大教育也是白教育了,但是这说明一个问题,他进入了延安。

奇怪的是他没有进入国军体系,也是很离奇。自然的,他的结果也是历史的结果,不是国共时期,而是历朝历代。

总之这个事情其实需要很详细的论说一下。

有意思的是高敬亭案件,曹杨投降的是桂军,当地的负责者也是桂军,这是大家知道的反蒋势力。所以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说他俩投敌,这也是离奇,新四军的事情太多令人疑惑的操作了。比如徐长胜、叶道志、陈康事件,居然因为去八路军而激烈处理,也算离奇。

如果简单思考,曹杨很难算投敌,只能算加入桂系势力。如果不这么看,怎么当着叶挺的面处理和解释这个问题呢?要说反蒋势力,叶挺第三党也是啊!这也是项英不尊重和堆叶挺不感冒的根源啊!

所以这个罪名和请示蒋介石实在是一塌糊涂。由于历史的疏忽,项英或者叶挺请示蒋介石先,之后才是延安,这是明显的!!!案子做得太糙了。

按照当时的政治逻辑也是项英请示南方局的周恩来更是合适,至于周恩来有没有及时请示延安,就不好说了。不可能项英先请示延安,如果这样,就无法解释他之前的蔑视延安的行为!!!呵呵呵。

项英最有意思的是逃跑途中先走了,这个时候叶挺正在布置突围,也确实是一个机会,正因为项英的回来,导致了暂缓突围,等待项英决定,所以新四军才覆灭的,这个行为,也是大庭广众,无法遮掩,所以项英的罪责是避不开的!

面对陷入困境的情况,项英决定召开扩大会议,商讨解决方案。在会议进行中,叶挺前线接到来自二支队副司令员冯达飞的电话,请求增援两个营,以确保可以攻占星潭。叶挺亲自前往前线,看到二支队士气高涨,他同意增援两个营的兵力。然而,令人困惑的是,项英拒绝给二支队派兵,同时也不下令撤退,而是继续进行会议。整整七个小时的会议,却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叶挺感到焦急,军事形势紧急,他坚信现在需要行动,于是对项英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犹豫不决,不能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心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终于,在叶挺的坚决要求下,项英不得不做出决定,下令部队撤退,回到丕岭以西,然后经过高岭、太平等地,试图寻找北渡的机会。(这是要求项英快速下决定)

然而,第二天晚上,项英却与少数部下离开大部队,进行了一次孤军突围,甚至没有通知叶挺。1月9日的清晨,叶挺试图商议军事行动,但发现项英不见踪影,只能向李一氓询问,才得知项英早已离去。

他不得不给毛主席发电报:“今(九)日晨北进,又受包围……项英、国平率小部武装离去,行动不明。”

作为最高指挥官,项英竟然在危机时刻丢下部队不管,不告而别。

延安的回电强调,所有军事行动由叶挺和饶漱石负总责,决策权完全归叶挺。然而,直到1月10日的上午,突围失败的项英才回到了叶挺等人所在的石井坑,才发现他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7000多名官兵的生命。(这块夸张了,应该是大部分)

随后,项英向延安发电报,陈述了他的行动,但也坚称自己没有背叛,而是出于团队的生存考虑。

然而,项英这一决策的后果无法否认,新四军的惨败已成为历史的伤痛。而叶挺则在下山后与顾祝同进行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在突围途中被刘厚总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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