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不喜欢余华的《兄弟》 -- 商略

不喜欢余华的《兄弟》

　　断断续续用了三四天时间，读完了余华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兄弟》（上）。这半部小说的题目与其说是《兄弟》，还不如说是《夫妻》，因为小说中最着力写的，是李兰和宋凡平这对夫妻的感情。

　　读《兄弟》（上）之前，我并没有什么期待，因为我已经在网上打开过一个帖子，是《兄弟》的开头两章，但我读了第一段就倒了胃口，与天涯网友“一人一人一人”有同感。

　　对余华作品没有期待，差不多已有十三年了。1992年11月，《活着》在《收获》上发表，让我明确地感觉到，一个特别的作家，从此消失了。这之前，我一直以为余华在中国，能够像梅里美在法国那样特别，虽然他们的风格、气质和风格都大不相同。

　　1992年11月的《收获》，还发表了苏童的小说《园艺》。我对《园艺》的喜爱远远胜过《活着》。《园艺》是在探究，《活着》则在水面滑行。后来余华写出了《许三观卖血记》，他的滑行越来越流畅，流畅得我失去了对他的兴趣。

　　《兄弟》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继续。看来，余华再也收不住脚了。他不会绊倒，只会留下极浅的脚印。

重复

　　《兄弟》中，余华的唠叨让我难以忍受。比如在第二页写到“现在满世界都是女人光屁股晃来晃去”时，他不厌其烦地说：

　　“现在满世界都是女人的光屁股晃来晃去，在电视里和电影里，在ＶＣＤ和ＤＶＤ里，在广告上和画报上，在写字用的圆珠笔上，在点烟用的打火机上……什么样的屁股都有，进口屁股国产屁股，白的黄的黑的还有棕色的，大的小的胖的瘦的，光滑的粗糙的，幼的老的假的真的，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现在女人的光屁股不值钱了，揉一揉眼睛就会看到，打一个喷嚏就会撞上，走路拐个弯就会踩着。”

　　近两百个字的无聊偶句，不好笑的幽默，几乎成了一堆语言垃圾。这让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王蒙写的一个小说——忘了题目——开头是亲爱的读者，你学习中如何如何，工作中如何如何，生活中如何如何，几乎写了千把字。这也让我想起余华在接受媒体采访中反复说的“失控”二字，他指的当然不是这样的失控，但他已经这样地失控了。

　　余华小说语言的一个特点，其实不是唠叨，人们甚至用“简洁”来形容他的文字。就是《兄弟》，还是有人在说他简洁。但至少从《许三观卖血记》开始，余华与简洁已搭不上边了。他在一部小说中不断地重复，他还在一部小说中重复另一部小说的对话和细节。这个问题不在于他偷懒或者遗忘（如果是这样，我倒宁愿原谅），而是他在营造这部小说的世界之时，没有独特性。

　　他的唠叨不仅是在排比和偶句上，还在不断重复上。他说了一个意思，紧接着再重复这个意思，有时要重复很多次。这样的情况几乎遍布了整部小说。他的这种写法，给我的感觉是，他对自己要表达的意思非常得意，他对自己的表达能力一点没有信心。

　　但有的时候，也会有另外的感觉，比如重复“你会得善报的”，重复“问苍茫大地啊，谁主沉浮呢”，重复“回家真好”，等等，为了制造某种效果，效果的确也出来了。可是如果深入一步考察这个问题，会发现余华在很大程度上荒废了细节描写。

　　余华还喜欢另一种重复，比如李光头摩擦电线杆、扫荡腿等。如果说这也是唠叨，也许不妥，但至少我们看到的是，他在一个想法中，不断兑水，烧成了一锅清得见底的汤。这是他写作的一个特点，努力榨干一个细节。可是他在榨干过程中，只是偶尔投入一点佐料，然后又滑了过去，无法停留。余华经常说到卡夫卡。卡夫卡在《审判》中，在常被节选的《法律之门》那一段之后，那种榨取，让我想到一句古话：“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卡夫卡得之！”相比之下，余华的榨取似乎只取文字积聚，却没榨到什么。

成语

　　余华喜欢在小说中使用成语，这个爱好在《兄弟》中变本加厉了。

　　其实在先锋派时代，频繁使用成语，曾给我们的阅读耳目一新。在先锋派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新时期”的几个寻根派作家，北方人写小说使用北方话，南方人写小说使用普通话，而且都属于延安时期文学的延续，使我们在读鲁迅小说时，在语感上也不大顺溜。

　　先锋派使用的是一种书面语言，并带着强烈的南方色彩。这种语言的出现，加上马尔克斯小说翻译成中文，于是，在二十世纪末，汉语文学有了一种全新的语感。这种语感，在余华的小说中占有特别的份量，在《兄弟》中还被稀释地保留着。这种语感虽然打开了一扇新的叙述之门，却还没有形成一种成熟的文体。

　　词语活用，组合奇特，曾是先锋派“书面语言”的亮点。但大量使用成语和熟语，却是先锋派“书面语言”中最失败的地方，有的活用成语、熟语，取得一时的新鲜感以后，很快就失去了光泽。在《兄弟》中，成语、熟语的滥用到了毫无节制的地步，开头第一段，就密集地使用了“超级巨富、异想天开、买路钱（买路钱这个熟语用在这里并不贴切）、远近闻名、漂泊生涯、深不可测，意识到、举目无亲”等词。

　　这里特别提到“意识到”三个字，是因为余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频繁使用这种用法了，至今还没有用腻。

　　在接下去第二段里，情况也没有改变，相依为命、忠厚倔强，还感慨万千！料想余华会“吃惊地发现”，写下“感慨万千”这四个字，是多么的“乐开了怀笑开了颜”。他甚至好几处使用“无限深情”这样的词，有一处竟在排比句中连用三次：无限深情地看着桌子、凳子和柜子，无限深情地看着墙壁和窗户，无限深情地看着屋顶的蜘蛛网和桌上的灰尘！

　　第一次看到“无限深情”四个字时，我还以为余华是在开玩笑，是在模拟小说发生时代的语言，我忽然对余华重新有了期待，期待他的语言出现变化，就是将余华式的书面语言，与上世纪六十年代语言的戏拟，组合起来，呈现一种奇特有趣的效果。

　　这种期待很快落空了，因为余华是认真的。他这十年，停留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文本中，我估计他可能对这两本书给他带来的荣誉很迷恋，结果写出来的文字，反而不如这两本书。

　　所以他的文字太轻。

正面强攻

　　虽然我很愿意对余华犯的一些小错误视而不见，比如他在不该用问号的时候用了问号，但对他的叙述习惯，已经不再有耐心了。他总是描写了一个小场面，然后再全景式地叙述一遍。他缺乏将描写和叙述浑为一体的能力。他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余华在一篇读书随笔中，谈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说书中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放高利贷的房东老太婆那一段，看似有长篇大论的心理描写，实际上只有几个笨拙的动作描写。余华对这一段的赏析很出色，可是轮到他自己写——他多次说到的“正面强攻”的《兄弟》，主要的是字数上的虚张声势，无法接近《罪与罚》那样的大手笔。

　　《兄弟》中宋凡平之死以及李兰埋葬宋凡平，整个事件是余华“正面强攻”的要塞。但他变得如此轻质的语言，已经营造不出《在细雨中呼喊》等早期小说中的气氛了，已经不适合写这样的场景。我只看到，宋凡平的形象发生了巨变，傻蛮死倔，完全不合情理。作者写到后来，忽然自己跳了出来，直接出现“屠杀”、“六个禽兽不如的红袖章”这样的话，这样还不够，又借苏妈之口说：“人怎么会这样狠毒啊！”这些话，将原来就缺乏力量的叙述，变得更加轻浅。他笔下的血腥和暴力，只停留在血腥和暴力。

　　如果苏妈的评判只是市民朴素的观点，不必将之放大到作者的观点，那么余华关于文革的描写，还是乏善可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出现过比一些《兄弟》更直接更本质的小说和戏剧，对文革的反思也比《兄弟》深入得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兄弟》中描写的家庭温馨，反而是一种逃避，不是给人“希望”，也不是“正面强攻”。

　　所以，不管是从小说艺术还是从政治观点方面，都不必将余华口中的正面强攻当回事。

人物道具

　　 《兄弟》中的人物，差不多只有道具的意义。

　　小说中出现刘诗人和赵作家这样的人物，我是极其不喜欢的。但读到后来，这种不喜欢有所减轻。他们起到了道具应该起到的作用。

　　《兄弟》中有很多人物道具，特别写到的铁匠、牙医等人，几乎是一成不变地摆在那里，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一下。孙伟一家倒是有了触目惊心的结局。有一大群人物道具没有名字，他们叫“红袖章”和“群众”。

　　“红袖章”比任何一部小说和回忆录中的“红袖章”都面目模糊，虽然有的评论者将这样的写法拔高到某种高度，我还是不同意这种写法。他们在小说中只是木偶，就算在打死宋凡平那样的场景中，还是木偶。

　　“群众”也是木偶，这群木偶总是出现在需要他们出现的时候，除了游行，他们总是关注着小说主人公的言行，他们围着李光头打转，看到听到他们应该看到听到的，记得他们应该记得的，并且做出他们应该做出的反应。

　　所以余华说他写作《兄弟》时，处在了“失控”状态，我是绝对不相信的。他控制得太牢了，因此也控制得太糟了。

　　在这些作为道具的背景面前，写出的几个人物，宋凡平、李兰、宋钢、李光头，也是性格单一的人物。作为长篇小说人物，他们缺乏挖掘，因而没有深度；缺乏足够丰厚的细节和情节来塑造，因而过于单薄。他们像纸人一样薄，而且只有一个面，就算是对宋凡平与李兰之间感情的正面描写也很草率。

　　给我印象最深的人物，倒是陶青。但最后，陶青说了一句话：“宋凡平，了不起。”这句话太让我失望了。这种失望，就像金庸那本先后脱节的小说《神雕侠侣》的结尾，郭芙发现自己爱的其实是杨过，这个“发现”让我非常倒胃口。

屁股

　　《兄弟》分四个部分：

　　一二两章，李光头偷看屁股，描述屁股换三鲜面；

　　三至七章，李光头之父偷看屁股淹死，李光头之母李兰嫁给宋凡平；

　　八至二十三章，一年多后，李兰去上海治病，宋凡平被打死，葬在乡下，宋钢在乡下生活，李光头在城里混；

　　二十四至二十六章，七年后，李兰病重，李光头用描述屁股的方式，借了“专板车”拉李兰下乡扫墓，李兰去世。

　　其实一二两章的故事，发生在第二十三章的结尾。我不明白余华为什么不让它发生在这里。我感觉两头两章与最后描述屁股这种呼应式结构，有太多的短篇小说特点。这部小说用这个故事裹挟，说明余华将屁股看得太大了。

　　本文开头引用余华的那段文字，是余华要说明“当时”的女人屁股比“现在”金贵，人们一般是看不到的。很多人说，余华以屁股开头，有将它作为噱头的因素在内。

　　但我推测，在厕所里偷看屁股可能是他写《兄弟》的起因，正如他过去在医院工作，所以才藏着许三观卖血的故事，偷看屁股，想必也是他儿时的经验之一（不是说他小时候偷看过屁股，也可能是听说过，这无关紧要，也不是想陷害余华），后来想到了兄弟或者宋凡平之类的事，于是写成了《兄弟》。

　　我的意思是，我觉得在小说的开头隆重推出屁股，这样的结构远不够好，只是因为小孩偷看女人屁股（而不是成人偷看女人屁股，所以开头不是刘山峰偷看女人屁股），是余华写作这部小说的主要起因之一，所以他才会将它放在头里。这说明余华对这部小说的构思过于仓促。

　　如果我的这个推测错误，那么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