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代转Capo原创】再论袁毛公案及与碧血汗青商榷 -- 焚琴煮鹤道长

因一些原因制约，我在未完成全部稿件前，是不能将全文贴出的，而正文去掉的话则无法前后通顺，因此在这里贴的时候就去掉了注释。

其实上面文中说的一些问题，我在注释中做了详细说明，引文括号里的语句，系增补之缺漏文，而非我之注释。

在正文中，我也早就说明

正文夹评注，为当前所做文之体例所不允，是以置于注释。

今将相关条目之注释简附于下，一看便明了。

又：关于毛文和王文的时间问题，老档中归档确实有误，是以我文中未做特别说明那一封信是何年，而是按照事件发展的顺序来排列，以避免不应该有的错讹。

至于第七封信的作者猜测，则历来有之，此文猜测为王子登，亦有猜测为刘爱塔的，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

其实真说起来，与其说是王所做，还远不如说刘所做更为合理，我在第四节《东江崩溃》里对此有详细的叙述。

有关注释如下：

（8）《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函十一册；神田信夫：《“满文老档”に见える毛文龙等の书简について——毛文龙と后金の和议と交涉をめぐって》。据神田先生考据，王子登抵达皮岛的确切时间为明天启七年，清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九月二十九日。

……

（13）（19）《崇祯长编》卷十一；《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崇祯二年四月：“臣部之兵，倡义原有数十万，一裁之词臣姜曰广科臣王梦尹，为十六万；再裁之饷臣黄中色，为六万。”

……

（18）《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大王实录六年：“金起宗启曰：黄户部……曰：‘俺非但运饷，专为纠察军务而来矣。’又曰：‘国王不惟问安，又送礼物，极知厚意。俺当受之不暇，而但任是御史，先受礼单，则必见侮于诸将。’始终固辞，不得已辞矣。”

（20）《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大王实录七年：“凡有虏来投者，使其养子毛有见主之，即换着汉服，人不得识别矣。”

……

（22）此两封信均出自《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函十二册。第六封信中：“我与刘德库初议时曾言，我两国之事若能成，不仅送还诸申，连我亦无处可去等语”，台湾版本做：“我与刘德库初议两国之事成时，不仅送满洲人，即我亦岂能往他处耶？”似更清楚。

“尔诚信赖我，俾我从速登岸，又何必急于索还所有诸申耶？何惜此数诸申人”几句中，末句在台湾版《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中多一“我”字，为：“我何为惜此数人”，当为是。

台湾版第七封信的起首为：“忆先使赵姓往告上与诸贝勒，请率兵来，我为内应。”使者姓氏有所不同。

“又云：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对遣来之刘保等人仍以善言惑之，做速遣回，事将自然完结等语”几句，台湾版为“又谓我欲降之心未必全真，所使之刘实等仍是巧言欺诈；请速遣回，事自完结”，似更清楚。

“即行劫掠”一句，台湾版本注明因原档残缺而空白。

“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此几句台湾版本为：“并以我有叛心，密告于袁都司杀之；告叛之人，有功升为副将，此何意乎？”北京版本脱漏“此何意乎？”一句，未知为当时抄写之漏抑或现代译文之漏。然台湾为原档册本，应为是。

“唯因汗与诸贝勒弗能通情达理，是以我归心未定”，台湾版本此后还有：“上何不见谅乎？但来时，即尔之臣工也。”北京版本脱漏。

“虽在彼照常养之”一句，台湾版本注明因原档残缺而空白。

“若书东江之事，一旦传扬，惟恐被牵连，事将难办，遂未书之”， 台湾版本为“东江之事，一或播扬，恐为牵连”，而没有后一句“遂未书之。”阅其全文，全为讨论东江之事，而云“遂未书之”，颇为不通，联系上文，当为“可勿书之”，即皇太极誓书内可不写东江之事以免事泄张扬，其意则顺。

“我将乐于做事”台湾版本此句为“我即愿行”。

末尾语中“耿千总”，台湾版本为“刚千总”。若是“刚”，则应指当时后金负责与毛部联络之刚林，语亦通。

北京版本信末语为“毛总兵官死后，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台湾版本则无“毛”字，为“我与刚千总商议欲降之法，三弟在宁远、四弟在山东，时明兵又至，故慎而未动。上诚有意于我，如用我时，遣人来告。倘以欺诈见疑，即行停止，我亦不再使人矣。”毛总兵官死后云云，语颇不通，亦如“此何意乎”，“耿”“刚”之误等，未知为当时抄写之误抑或现代译文之讹。然比较日本版本之译文，亦无“毛总兵官死后”等语，三地译文两处均无此句，而台湾又为原始档册，是以应以台湾之原始档册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