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季米特洛夫，我心中的英雄 -- 抱朴仙人

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驳斥戈林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四日)

庭长：还有什么问题？季米特洛夫，你还有什么问题？

季米特洛夫：我还有好些问题，特别是因为，今天有普鲁士的总理和德国国社党的领袖来作证。开头先提几个小问题！海道尔夫伯爵在这里向法庭供称，他在二月二十七日十一点或者十二点半光景，曾经自动发布了一个指示，要求立即逮捕一切在柏林的共产党领袖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有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据他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是完全出于自动的。我想问你，总理先生，在十一点、十二点半或者十二点的光景，海道尔夫伯爵有没有同戈林先生谈起过由于国会纵火要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

戈林：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老实说，我在以前的发言中已经回答过了。当海道尔夫伯爵一听说发生火警，他也同我们之中的任何人一样，就明白这一定是共产党干的。因此，他就对自己的亲信作了这样的指示。但是我要再次强调指出：我曾经把他叫到我的办公室，跟他说，我现在认为有必要请他指示他的冲锋队员：现在必须把所有的人立即逮捕起来――他回答说，他已经发布了这样的指示。可见我对这个指示是要负责的。但是当时实际上这个指示还没有执行――因为总共才过了半小时。我对发布出去的指示负责，并且确证它具有国家当局命令的性质。要不然，我本也可以这样说(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听我说，海道尔夫伯爵，我不希望这样做，我会用别的方法来完成它。我请您不必参与这件事了!这两件事情是相吻合的，当时我对他向下属作的实际上没有付诸实行的指示负责，而现在这个指示已经以国家当局的名义执行了，因此国家对发出去的这个命令负责。

季米特洛夫：总理先生，毫无疑问，关于国会纵火案，海道尔夫伯爵是同戈林先生意见一致的。我只想知道，在十一到十二点之间你同海道尔夫伯爵之间有没有举行过私人的会谈。这是我想知道的。

戈林：这一点，我刚才已经说过，你刚才也已听到了：海道尔夫伯爵到我这里来过，这是不言而喻的。

季米特洛夫：．好!国社党议员加尔万尼先生和弗莱先生曾经在这里向法官供述，他们在十一点钟光景，或许稍晚一些，曾经就国会纵火案向内务部报告，说他们两个人同奥地利国社党员克洛耶尔在起火那一天见到托尔格列尔同范•德•卢贝态一起。那时这两个议员有没有同戈林总理先生个人讲过话?

戈林：没有。

季米特洛夫：总理先生知不知道加尔万尼先生和弗莱先生来报告这件事?

戈林：我是在递交了这个报告之后才知道这件事的。这个报告当然要给我看，因为它是有决定意义的和极重要的证件之一。

季米特洛夫：能不能知道你是在什么时间见到报告的?

戈林：在火警以后的第二天。

季米特洛夫：早上还是夜间?

戈林：天哪，这我可不记得了。可能是在午饭前后。

季米特洛夫：我要求把这一点记录下来。

戈林：我见到报告的时间，将来随时可以根据证件来确定。

季米特洛夫：那么，是在饭前还是饭后呢?

庭长：证人先生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他说他不知道，但这在将来是可以确定的。

戈林：载入记录中的部长顾问迪尔斯的供述，可以确实断定这个证词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向我来呈报的。

季米特洛夫：与这问题有关，我想提醒总理先生，加尔方尼先生、弗莱先生和克洛耶尔先生对我的问题曾经斩钉截铁地宣称，他们是在半夜以后一点或者一点半钟的时候去报告的(特切尔律师；但不是向戈林先生报告)。但是在这以后这三位先生还呆在内务部里!

戈林：我再次着重指出：事情十分明白，这三个人到了内务部，在那里作了报告，不过是向官员报告的，不是向我。这些人到内务部来的时候，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这件事要到人家第一次向我报告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案卷是随着无数其他的报告一起向我呈阅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再次声明：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看到报告的，不过这在将来任何时候都可以确定。可能发生在晚上――我不知道；可能发生在饭前――我不记得。要知道，近八个月来我还有很多别的事。但是这件事在将来任何时候都可以确定的。

季米特洛夫：二月二十八日报上刊载了戈林总理先生关于国会纵火案的一篇报导或访问记。那里是这样说的(这篇报导的内容我记得清清楚楚)：国会纵火案是共产党干的(这一点部长先生在这里不止一次的强调过)，托尔格列尔参与其事；此外，那里还说，被捕的荷兰共产党员卢贝在被捕时在他身上除了发现护照外，还有一张共产党的党证。我问你：戈林总理先生，你当时是从哪里知道卢贝身上有党证的?

戈林：必须说明，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对这个案子太感兴趣，就是说，我还没读完所有的报告。但我有时发现，你是一个十分狡猾的人，因此，老实说，我猜想你刚才所提出的问题，一定是你已经早就搞清楚了的。我已经说过：我不能到处乱跑，也不能去搜别人的口袋。我有警察(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这些警察会搜寻所有的重犯(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并且会向我报告他们搜到些什么(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要知道，这是明白不过的事。

季米特洛夫：戈林总理先生……(庭长；季米特洛夫……)假如我有说话的自由，……

庭长：现在让我来说!(季米特洛夫：庭长先生!)我提醒你注意，这个问题已经答复过了。(季米特洛夫：假如我有说话的自由!)这个问题已经答复过了。假如你要提新的问题，现在你就说吧，但是你说的话要能够使我确实了解。

季米特洛夫：对，十分确实：我告诉总理先生，当时抓住范•德•卢贝并且审问他的那三个警察，他们在这里异口同声地供述，没有在卢贝身上发现什么党证。我想知道，戈林先生的报告里为什么要那样讲。

戈林：关于这，我可以确实地说。(季米特洛夫：请吧!)这是个正式报告。可能报告是在第一夜当夜里就做好了，因而官员来不及那么快地对它进行检查。也可能，在某个官员讯问证人的记录中提到过党证，这个官员没有对记录进行检查，以为这是事实，当然，他也就把这件事报告给我了。这个报告我是在第二天午饭前交给报馆的。那时，当然侦查还没结束。这个报告我是从记录中知道的。官员在什么地方发生了错误，就是说他们对报告中的哪些地方没有核对，我是不知道的。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在这里，在开庭的时候，已经弄清楚卢贝身上并没有党证。而这是有决定意义的。

季米特洛夫：作为普鲁士的总理和内务部长，你当然要对国会起火以后的刑事警察的行为负责。你以总理和部长的身分，当时是不是采取了措施来立即进行侦查?

庭长：你后面的话我一点也没听懂，再说一遍!

季米特洛夫：我问，戈林作为总理和内务部长和国会议长，有没有命令警察局立即搜索卢贝的同谋犯?(戈林：那当然罗！)他当然(他自己这样说)要对自己的部和自己的警察负责，对不对?(戈林：完全正确!)我问你，在二月二十八和二十九日或者在以后的日子里，对于侦查卢贝的所有行径，例如从柏林到汉宁斯道夫，卢贝出现在汉宁斯道夫警察局，卢贝在汉宁斯道夫看守所过夜，卢贝在这里认识了两个人，对这些问题，内务部长先生作了些什么侦查。戈林先生，你们的警察局为了侦查这些线索和确定卢贝的同谋犯，做了些什么?

庭长：这个问题提得好长！

季米特洛夫：它提得十分明确!

戈林：我早就着重指出，我要负些什么责任。你不必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你是一个够细心的人，你就会从我说的话里了解到，我说过，我是一个部长，当然不必像一个密探那样去搜索罪犯，我有刑事警察来干这种事，他们会侦查出案情的细节详情；而当确定卢贝有罪的时候，刑警的一切根据应当主要交给法庭，而不是给我。我只发布命令，要这个侦查工作进行得尽可能快和精确，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卢贝应当还有同谋，这一点我是十分明白的(季米特洛夫：我也十分明白)，因此要把这些骗子手尽快抓进牢里去。这就是我发过的命令。

季米特洛夫：你以普鲁士的总理和内务部长的资格发表了宣言，一个向德国和全世界发表的官方宣言，宣言中说，共产党人是国会纵火犯(戈林：当然！)，这是共产党干的(戈林：当然!)，德国共产党同外国共产党员范•德•卢贝和别的类似的人有勾结，在这个宣言发表之后，这种观点就给警察局的侦察以及其后法庭的侦察提供了一个肯定的方向，并且由于你的宣言防止了其他搜索真正的纵火犯的可能和途径，你说对不对?

戈林：我已经知道你想说些什么。事情十分明显。刑警受命四出进行侦查，他们将到那里去找寻线索，那反正都是一样的。但是要知道我不是刑事警察官。我是一个负有重任的部长，因此对我来说，我注意的就不是个别的小骗子手，而是要对罪行负责的政党和世界观。刑警已经在侦查一切线索，你放心好了。但我的工作是确定这个行为是不是叛国罪，就是说，确定这是政治性质的罪行呢，还是不属于政治范围内的罪行？这是一个政治性的罪行，当它一发生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正像我今天一样明白：应当到你们的(转向季米特洛夫)党里去抓罪犯(向季米特洛夫幌拳咆哮)。你们的党是罪犯的党，应当消灭它!

庭长(向季米特洛夫)：既然你谈到法庭的见解，那我……，你不是刚才谈到这一点的吗?是不是法庭的见解?

季米特洛夫：不，庭长先生，我是说，这种政治观点可能影响警察局以及其后法庭的侦查，因为这个缘故，这些侦查主要是只按着一个方向进行的。因此，我提出质问。

戈林：季米特洛夫先生，假如这是合乎事实的，那末警察局的侦查也是按着正确的方向进行的。

季米特洛夫：这是你的看法，我的看法截然不同。

戈林：而我的看法是有决定意义的。

季米特洛夫：那当然，我是被告嘛！

庭长：你只能提问题。

季米特洛夫：我说下去，庭长先生。戈林先生知不知道，他刚才说起的这个“应当消灭”的党，正统治着世界的六分之一?这就是苏联。(戈林：很遗憾!)这个苏联同德国在外交、政治、经济上都有关系。由于苏联在经济上的定货，千千万万德国工人在过去和现在才都有工可做。你知不知道这一点?

戈林：这我是知道的。(季米特洛夫：那就好了！)我知道这一点。如果我听到像俄国的期票已经可以兑现这一类话，我是会很高兴的。这有助于使这些定货真正地给工人以工作做。但是我总还得说，这是外国的事。俄国做些什么，同我完全不相干。我在这里只是同德国共产党、同放火烧国会的外国共产党骗子手打交道。

季米特洛夫：同德国共产党作斗争，这是你的权利。而我的权利和共产党的权利是，非法地居住在德国，向你的政府作斗争；我们正在进行着这场斗争，正在较量高低，而不是……

庭长：季米特洛夫，我禁止你在这里进行共产党宣传。(季米特洛夫：戈林先生在这里进行国社党宣传。)我绝对禁止你这样做。在这个大厅里不能进行共产党宣传。

季米特洛夫：庭长先生，同我的最后的问题相联系，这里还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政党和世界观。戈林总理先生在这里宣称，苏联是外国，这个国家可以做它想做的一切，而在德国却要进行反共斗争。但这种世界观、这种布尔什维克的世界现正统治着苏联，、统治着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和最优秀的国家，在德国这里也统治着代表德国人民优秀儿女的百万信徒。你知不知道呢？

戈林(咆哮)：听我说，我现在要告诉你德国人民知道些什么。德国人民知道你在这里的作为怎样无礼。你是为了国会纵火案到这里来的，而来了以后还居然这样傲慢不逊。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让你来控告。(季米特洛夫：你是证人!)在我看来，你是一个早该吊死的骗子手。

季米特洛夫：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庭长：季米特洛夫，我早就告诉过你，不要进行共产党宣传。(季米特洛夫想说下去)现在你还敢再说一句话，。我就把你撵出去。你不应当在这里进行共产党宣传。你已经这样干了两次，怪不得证人先生要这样大发雷霆。我绝对禁止你这样做。假如你还要提问题，只能提纯粹事务性的问题。

季米特洛夫：戈林先生的这种解释使我十分满意。

庭长：你满意不满意我不管(季米特洛夫：十分满意!)在你说完这几句话以后，我就剥夺你的发言权了。(季米特洛夫：我要提问题。)我剥夺你的发言权。坐下。(季米特洛夫：我只提事务性的问题。)我剥夺你的发言权。

季米特洛夫：总理先生，你害怕我的问题吧?

戈林：你才该害怕呢，只要你离开法庭，我就会把你抓起来，你这个骗子手，你!

庭长：季米特洛夫三天之内不准出庭。马上把他赶出去!(季米特洛夫被逐出大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国际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当时，历史上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日益发展的各国革命浪潮，都深刻地动摇着资本主义的统治。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为了挽救自己灭亡的命运，“竭力设法把能够被工人阶级利用来反对压迫者的国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名主制的最后一点残余消灭，或使之化为乌有，把共产党人逼入地下，并采取公开的恐饰手段来保持自己的专政”。法西斯主义成了反动资产阶级“最时髦的商品”。(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本书刊载的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审讯中的两个发言，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共产党人向法西斯分子英勇斗争的文献。

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年)是保加利亚人，长期从事国际工人运动，成为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三十年代初期他侨居德国。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法西斯在德国上台，血腥镇压共产党人。他们为了迫害德国共产党和季米特洛夫，经过多方策划，就在同年二月以极其卑鄙的手段制造了一个“国会纵火案”，诬告季米特洛夫是焚烧德国国会的罪犯，并在德国莱比锡举行了“审讯”。这是德国法西斯所导演的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行大屠杀的信号，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势力之间的一场极为尖锐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季米特洛夫表现了英勇不屈的革命气概。他把法西斯的法庭作讲坛，对法西斯匪徒的阴谋作了无情的揭露，阐明了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

由于季米特洛夫和各国无产阶级的坚决斗争，德国法西斯对无产阶级发动的这场进攻最后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德国法西斯阴谋策划镇压共产党人的莱比锡审讯，反而成了对德国法西斯的一次公开审判。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管中外反动派如何猖獗(这种猖獗是历史必然性，毫不足奇)，我们是能够战胜他们的”。(《三个月总结》)莱比锡审讯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真理。本书收集的两篇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审讯中的发言，只是整个莱比锡审讯中无数文件的一小部分。但是，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忠贞坚定的品格，增强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信心。

* * *

为了便于阅读本书，在这里把国会纵火案和莱比锡审讯的大致经过简介如下。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德国国会起火了。这一天晚上，德国政府通过广播造谣说，在国会大厦里抓到了一个纵火犯――“荷兰共产党员”范•德•卢贝，还胡说在他身上发现了共产党员的党证。

第二天，德国法西斯国社党的头子、普鲁士总理戈林就发表了一个捏造的公告，硬说国会纵火案是共产党干的，诬陷共产党把这作为发动武装起义的信号。以此为借口，纳粹政府紧接着就公布了一个紧急命令，取消宪法的好多条文(人身不可侵犯、结社和言论自由等等)，宣称要镇压“共产党的暴力行为”，取缔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报刊。警察局根据戈林的指示大肆逮捕共产党员。

这一切都十分明白地说明，德国法西斯一手制造了这个纵火案，目的在于利用它来镇压德国共产党和德国工人运动。

三月九日，纳粹政府收买假“证人”诬陷季米特洛夫曾经同卢贝在一起呆过，把他逮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个保加利亚人(波波夫和汤尼夫)。这时德国共产党议会党团主席托尔格列尔由于害怕，也自动向警察局投案。

法西斯分子为了捏造起诉书，收买和训练“证人”，把预审期延长达六个月之久。直到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才在莱比锡第四刑庭开始了审讯。莱比锡审讯就此开始了。

三个月的审讯过程大致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里，法西斯政府指派了一些反动警官、法西斯官吏、密探、法西斯议员和托洛茨基分子来做“证人”，季米特洛夫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季米特洛夫的严辞质问下，这些“证人”都狼狈不堪，、漏洞百出。经过这一阶段的“审讯”，季米特洛夫使国会纵火案的真相大白，法西斯分子的阴谋遭到可耻的失败。

为了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法西斯头子戈林和戈培尔(国社党的宣传部长)不得不以“证人”的资格亲自出庭。这是审讯的第二阶段。但是他们亲自出马也无济于事，反而更加丢脸。季米特洛夫在同戈林的辩论中，对他进行了义正辞严的质问，最后戈林无辞可答，狼狈下台。

审讯的第三阶段是审讯政治问题，即“德国共产党是不是准备于二月二十七日武装起义，纵火焚烧国会是不是起义的信号”的问题。法西斯为这个审讯过程准备的有些“证人”在法庭上由于季米特洛夫的帮助，推翻了自己在预审时的假口供，说了实话，法西斯的阴谋仍旧没有得逞。

莱比锡审讯，是以著名的季米特洛夫对法西斯的控诉词――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法庭上的最后发言而告结束的。季米特洛夫大义凛然，把法西斯法庭变成了讲坛，他在发言中进一步地揭露了国会纵火案的真相，控诉了法西斯的罪恶行径。

在季米特洛夫受审期间，各国无产阶级和苏联人民掀起了强大的声援运动。在广大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德国法西斯政府不得不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宣布了被告无罪的判决。但是，季米特洛夫没有被释放，而被置于“监护性的禁锢”中。季米特洛夫在狱中前后呆了一年光景，受尽种种折磨，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由于苏联和各国人民的抗议和声援运动越来越强，德国法西斯政府才不得不把他开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