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三中全会之我见 -- 联储主席

三中全会召开后，各路大牛都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兄弟不才，也试做之。内容上会以政经角度为主，兼顾之前列位说的一些内容。望大家有砖拍砖，有炮放炮，多多指教。

首先说说我对决议的整体感觉，这个感觉不是内容上的，而是态度上的。就是在我看来，这次全会决议最大的优点就是态度务实，当然最大的缺点也是这点。但一口吃不成胖子，以务实的态度解决好当下的问题，加大目前阶段改革的成功率，才能让后来人有更好的基础去谋划未来。

而在谈决议的具体内容之前，还要梳理一下决议的出发点或者说动机。毕竟，解读其实就是想了解意图，而意图是由动机驱使。

中 国现行的体制下无疑是存在许多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问题，此处不用枚举，大家随口就能举出很多。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感性认知往往会浮于表象或是因为我们自身观 察视角的局限而难窥全貌，从而疏于对其核心特性的体察。就像恩格斯认为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功能在于生下确定财产继承人一样。对于决策层来说，现行体制存在的 问题与需要进行改革鼎新之间并无必然联系——除非相关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统治的稳定。

我的看法是，目前国内问题的核心风险是在改开后政治上推恩与经济上官办主导的体制，导致国内所有经济活动中超过实际融资成本的那部分收益，本质上都是一种由国家主权信用进行背书的补贴。而这种模式已经走到它的效用极限，继续扩张只会增大风险并最终引爆。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么说有些夸张了，但其实不仅是国内经济活动，即便是对外贸易依然可以沿用上面的说法。只是因为中国的贸易项目在可见预见的未来依然可以长期盈余，因此用不着作为主要风险因素来提。

这 种体制的优势已经在东亚模式以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中得到充分体现，此处也不做赘述。简而言之就是能够通过强而有力的行政干预，扭曲要素价格，减少市场 从自由竞争发展到成熟垄断的时间，加快整合各种要素以达到迅速完成原始积累，特别适合新兴工业化国家建立产业基础与核心竞争力。但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扩 张容量的饱和，在边际投资效率不断走低的情况下，将因为其权责不对等、信息不透明的弊端，导致经济金融宏观面出现大量隐性坏账，使风险集中向中央政府与主 权信用堆积。而一旦引爆，结果轻则导致经济金融危机，发生长期衰退。重则引发政治动荡，甚至可能瓦解该模式之前所取得的大部分成就。说的更明白一点就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现在的特点是增长以投资驱动为主，而目前中国的金融制度下，政府和国家扮演的是一个对信贷、投融资承担无限责任的最后买单人的角色。

现有体制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各自为战，不顾全局。因为国家包揽了所有宏观风险，因此不管私有还是公有成分，都只管拼命扩充自身的份额——这在经济相对规模小， 扩展空间较大时，尚是积极因素，因为处女地还比较多。所以张五常会说中国的“县域竞争”模式是最好的发展模式（其实就是以GDP为纲，作为最主要和核心的政治正确）。但随着上升空间变小，难度变大，资本如水，没有更好的低处流的时候，就会以邻为壑，导致各路资本基本只能在蚕食利用中央政府的权威和信用上是 容易协调一致的（不论公私，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所以，当我们刚在决议第六条“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看到明确禁止民营资本私有化核心国有资产的红牌。马上第七条就是“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对国企的权利责任做出了明确限制。这体现的就是前文所说的务实，即不是简单的国进民退或私有化， 而是在承认各类资本的核心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限制。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这次全会的决议为什么把大量篇幅 放在放开行政管制、激发经济和制度活力的“自由化”措施上。这表面接下来国家对资本的要求已经从做大转向了做强，从求量转向了求质——一句话形容就是：能者居之。单纯的权贵资本、官僚资本的生存空间虽然不会没有，但将越来越小。

但这个能者居之，也是一体两面的，切不可简单的认为草根的春天 降临了。以当下金融改革中最重要的利率市场化与证券发审制度改革来说，全部交给市场看起来是最公平公开公正的，但公开透明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水清无鱼”， 市场化的利率或发审制度将使得绝大部分之前属于潜规则范畴的因素，全部以公开的价格作为体现。再进一步说就是，在当下政府全权全责的旧体制中，虽然很多事 情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但却容纳的下各类“旁门左道”乘隙而入，实际上什么都可能。而在“自由化”、“市场化”后，理论上看起来什么都可以，但因为大资本在 成本价格上毋庸置疑的先发竞争优势，实际操作中却可能愈发的不可能。在多数人不具备突出才能的情况下，这就等于断了改开后三十年，中小资本晋级为大资本， 草根晋级为中小资本的那条“潜规则”之路。但这对国家整体而言无疑还是益处为多，毕竟类似丁书苗洗内裤那种奋斗模式和竞争力，是不太值得提倡的。

说 完优点说缺点，前面说了这次改革的主要动因是中央政府难以继续扮演所有宏观经济风险的承担者的角色，为了避免经济风险转化为政治风险，才必须对现行体制进 行大手术。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旧体制虽然产生着经济风险，却也在政治上充当着缓冲。随着“自由化”改革的推进，地方和所谓中权阶层的权力与实力必然削 弱，从权责对等的角度出发，将难以再这么有效的为中央政府分担政治压力，底层的不满与抱怨将更为直接的向中央聚集。如果还继续当下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那 有限的承担经济责任，带来的必然是无限的承担政治责任。常此以往，如何才能避免走向十八大报告所批驳的那条邪路，恐怕会是很大的挑战。且自古权钱不两立，二者只能有其一作为社会的主导秩序存在。而权力秩序下的社会，其典型特征就是呈现严格的等级化，从此来看，改开后三十年的方向，恰恰是在瓦解权力秩序，而前三十年，倒是很符合等级社会的情况——这么说肯定有不少砖要拍过来，但咱们扪心自问，虽然改开后有贫富分化等等问题，就单纯的社会流动性角度来说还是大胜于前三十年（前三十年在我看来，在经济发展和原始积累需要情况下，只能用名义政治权利上的向下倾斜来弥补被经济条件限制的社会流动性不足）。最直接的一点就是，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还是自我定位为社会总体竞争的参与者，秉持着“不进则退”、“人进我退”的观念，基本上所有成员都不存在对自身社会地位的安全感和固化利益基础——从这点上看，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其实也有打破前三十年体制下，可能发展出的阶级固化的作用，基本上是掐住了国企新老员工换代，子女顶替父母上岗的那一茬。因此从前面所讨论的决策层动机上看，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再次让社会总体从相对“无序”回到“有序”，也是符合其利益诉求的。

同时，走权力秩序还是金权秩序，还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对外发展路线到底是走底层还是高层。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的权力等级结构下，对 外关系是朝贡体系。这就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精英处于政治上的天然劣势，这种政治地位上的心理落差是难以通过经济上的好处进行弥补的——而且中国的对外发展之 路，肯定也不是为了摆谱显威风，而是要获得切实的经济利益。如果实行的金权体系，那在有钱不问出处的方针下，就容易让外部国家与民族的精英产生认同，淡化 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否则就只能走发动相关国家底层推翻所在国旧统治阶级的方式，通过减少权力层次数量来获得他们的认同，使他们加入我们的体系。

最后说点对葡萄和诺娃热议的大数据的话题的想法。虽然大家向我解释了好多回（强调大数据的关键在于关联性而不是因果），但其实我对大数据所能带来的改变，一直缺乏直观认识，心里琢磨着是不是会搞的像martix。直到最近看到普京大帝的年度记者会上，才算是有了一些能与三中全会决议相联系的看法。普京在年底的记者会上被俄媒问及对斯诺登事件的看法时谈到，他不认为NSA的这种大规模监听在获取深层情报上有多大意义，因为一来肯定无法做到逐一审阅和辨识，二来是这些数据最终还是要由情报分析员归纳出报告，而这终究只是分析员自己对这些数据的看法而已。我觉得他这些话很实在，因为归根到底，数据越多，其中的相关性就越复杂，运算要求就越高。虽然在考量关联性上，人类的头脑肯定不如计算机。但同样的，在考量因果上，计算机也无法与人脑比拟，毕竟电脑下围棋别说拿中日韩三国对抗赛的冠军，要在让三子以内赢职业选手都还难以做到。因此我想，计算还是不能替代逻辑，穷举无法代替梳理，越是海量的数据反而越需要主观甄别和判断的指引。当然，前提是这个人必须要有出色的判断力，能抵御住人性的各种弱点，保持清醒的头脑——这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大部分人已经被注定淘汰了，但显然这个淘汰会更加公平。

联系决议的第59条是“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要改革干部考核评价与培养选拔机制。这让 我想到我的初中班主任在班长任免上定下的规矩——相信大家对学生时代所经历的那些班长的印象都跟我差不多，基本是给那些听老师话、不惹事、成绩好、学起来 不吃力的优等生最高荣誉头衔之一。但我初中的那位班主任却另辟蹊径，要求班长得同时兼任劳动委员。而当劳动委员就意味着每天放学后的小扫除，周六下午的大 扫除都得留在班上陪着干活（估计大伙也猜的到，我们班主任是位特别爱干净的主），业余时间要被奉献掉一大块。于是乎，每学期的班干部竞选，班长这个职位总 是最没争议的，同时客观上也让那些家庭条件不太好或者分数不算最冒尖的人有了出头的机会——事实上，我初中三年所经历的两任班长，都是普通工人家庭出生、 学习成绩中上游的，而班上功课比他们好，同时还出生于干部家庭或者家境殷实的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