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生活在1968年的1998年(4) -- 人来人去

Stuart Hughes说，“在那些无望的年代里，法兰西社会思想从历史学开始，到人类学而终止。”在1998年的巴黎，结构主义已经结束，人们开始用一个新的词汇“后结构主义年代”(post-structuralism)。不过结构主义仍想飘忽在巴黎的空气中，掩藏在无可言喻的语言丛林中，有着惊人的快感和诱惑。这种诱惑的刺激，让我的1998年变得如此眩晕，在极度的快感中，我忘记了那年是如何的开始，又是如何的结束。

词，在Levi-Strauss之后，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独立的实体。词所建造出来的语言城堡，构成了理解任何个体词的的基础。只有空间的结构性关系，决定词的真实“意指。”依赖抽象的演绎能力，结构语言学试图发掘语言城堡的一般建筑规律，并赋予这种规律以绝对的特征。结构语言学放弃了对有意识的语言现象的关注，开始研究无意识的基层建筑。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也试图证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寻找历史深层的断裂，因为在语言或叙述的断裂地带躺着的是无意识的思维结构。

结构主义大师们是如此的执迷于无意识的思维结构，因为在这些结构中，可以发掘被掩饰的历史过程，消除人们对“现实”的种种扭曲和误解。在结构主义眼中，所谓的“现实存在”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被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种族和性别等因素塑造而成的。结构主义的目的，是通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来超越被研究者对“现实”的无知与误解，唤醒他们在历史过程中被压抑的意识。

也许肯定性的陈述句，其唯一功用就在於扭曲意向世界和现实深处的断裂，并把这种深层次的断裂以一种善意的方式加以掩藏。然而这种建造终究是不坚固的，在沙漠深处流动的不安随时可能吞噬任何可能的语言城堡。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和他所宣言的解构主义，就致力于击碎这些虚妄的城堡。

巴特(Barthes)从1953年开始反思语言的历史场景问题，在他眼里，所有语言都被其自身业已获得的意义(meaning)所限制，而且这些意义只能存在于特定的文化中。更为重要的是，意义体系中包含着不言而喻的关于社会现实的假设。换言之，由特定社会结构决定了文化，提供了可能的意义系统，而这些意义限定了语言的可能边界。巴特(Barthes)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的符号学原理(Elements of Semiology)会要花费那么长的时间，这本发表于1968年的书，与他最初对语言学的反思相隔了15年之久。在巴特(Barthes)看来，符号(应该是西方文学，或者更广泛的说，应该是西方文化)传递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为此巴特(Barthes)不得不对这些语言及其中的信息进行“解神化”(demythologize)的工作。

Hugh Davidson，在评价巴特(Barthes)这样说，“我们必须注意这样四件事情，第一，巴特(Barthes)把文学放在一个更为宏观的语言框架下，而不是事物或者思想框架；第二，他特别指出了文学对於语言的符号性和不可逆性使用；第三，他认为评判家应该是对作品赋予一个意思，而不是一个所谓(忠实于作品或权威的)意思...。”在这里比较好玩的是第三点，评判家的工作是对作品赋予一个意思，而这个意思不具有权威的特征，更不具有垄断的品质。也就是说，对於作品的解释权依赖于参与者的共同建设的过程。在传统的作者-读者-评判家三方对话空间中，存在着一个有序的等级系统。这个等级系统中，作者和评判家高高在上，读者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消极的读者受到作者和批评家的强行约束或规训，于是在作者和读者，批评家之间，便无法形成一个互相增长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读者对文本的解读类似于一种同语反复的活动，文本的原始意义不会由于读者的解读活动而得到修改和建构。

福柯(Michel Foucault)对结构主义的贡献更多的来源于他的知识考古学一书，不过在1998年，我更喜欢疯狂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一书，这仅仅是因为我能够看得懂疯狂与文明，而不能理解知识考古学的缘故。福柯在疯狂与文明中说，所有社会都需要离经叛道者(Deviants)。因为对这些离经叛道者的隔离和排除(exclusion)会使得社会其它的的大多数人获得一种融入和参与(inclusion)的感觉。而这种融入和参与的感觉是一个文明社会稳定和凝固(solidarity)的基石。

福柯运用他所宣扬的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考证了，对於疯狂(madness)的定义依赖与一个社会中主流精英的构成状况及互动关系，更依赖于一个社会的自我反醒或对应的需要。通过对“疯狂”人群的定义，社会才能明确的辨认出自己是否是一个理性的集体。在结构主义的视野中，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转必须要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外，这样社会中的其他参与者就会获得一种“啊，我是社会一员！”的强烈感觉，这种强烈的“社会一员”的感觉会增加社会的凝聚力。当然社会如何进行排除，可以运用简单的国家权力，而简单的国家权力排除有时并不能获得社会的合法性认同。而运用文化，语言体系的排除是一种隐蔽的权力压迫关系，并促使社会范围内形成了价值上的趋同。葛兰西曾把国家的“领导”划分为“统治”和“认同”两种方式，“统治”是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实现的，而“认同”是通过主导价值观念的趋同实现的。

在那些灵魂痛苦而经受折磨的1998年，我正是凭借着这些书度过了那些迷惘的岁月。更多的时候，也许我也是一个

离经叛道者，被钉在一些难觅踪迹的隐处。

• ※ 西西河电子期刊 第4期 2004年2月20日 ※
• 【汇总】生活在1968年的1998年（作者：人来人去）
• 【定稿】西西河电子杂志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