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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毒品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被禁的历史(6) -- 黄河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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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毒品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被禁的历史(6)

这个东西不知道发在那个板块合适,考虑到属于难分类帖,就先发在这里吧。

我本来想分开一点一点写的,让日本人做的这件毒害中国人的事情尽量暴露于世人的面前。可惜能力和时间方面的限制实在太多,真费上几个月的时间一点一点写完了,发到网上三分钟不到就被删了,实在是太难受。所以就胡乱写一点了,有砖的请大家尽管拍。

再说,我的想法是把日本往中国输入毒品的一些东西分成台湾、满洲、蒙疆、华北、华南、闽粤这样写的,顺便写一点香港。但是看到老冰写了满洲和蒙疆,觉得没甚么可写的了。台湾、香港法在了陶克,但是现在逃课上不去了,我也记不起来发到那一部分了,就从这里写起来吧。可能几部分要合在一起写,不知道会不会写乱了。如果违规,或者不太适合发在这里,请版主删了。

另外请河里能够上逃课的兄弟们帮帮忙,把马甲在逃课那边发的《毒品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被禁的历史》,复制一份发回到我在西西河的信箱里,我写东西没有留底稿的习惯,但是有些内容需要对照一下。所以请大家帮帮忙。

在这里先引用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来自日本军部,“中国只要有40% 的人吸食鸦片,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亡中国可不用枪炮”;第二句话来自土肥原贤二,他说在满洲的成功只靠三件武器:女人、炸弹和鸦片。土肥原有一句“座右铭”,即“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用鸦片让中国人悄悄地死在家中而不是战场上,即不费日本侵略军的一兵一卒,又可以赚取大笔钱财,这种悄无生息的战争,正符合了土肥原的“座右铭”。 在这里插两句话。在马甲在这里特指的日本“军部”这个词,在日本已经用“昭和军阀”取代。另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土肥原是一个大间谍,却很少有人知道它是一个大毒枭。

日军灭亡中国有三件“法宝”,刺刀、鸦片、特务,土肥原更倾向于后两者。在伪满洲国建立初始,土肥原就在华北、华中、华南建立了鸦片专卖机构。土肥原之所以在中国大肆贩卖鸦片,其险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利用鸦片破坏中国人民的坚韧精神和抵抗意志,同时还可以为日本侵略敛取大笔收入。

我在查日本人利用天津租界作为贩卖毒品的基地的证据时,意外得到了一些土肥原的故事。这些故事来源于天津图书馆,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查一下。 土肥原贤二在天津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19世纪20年代时任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坂西利八郎中将辅佐官的土肥原贤二,拜在了青帮魏大可的门下。他当然不是来拜师,而是进行谍报活动。当时和他同烧一炉香的同门,也就是同参兄弟,有一个叫做富永启堂的日本特务,当时他的身份也是使馆工作人员,还了个中国名字叫“王永良”。他入帮后广泛结交“家里弟兄”,熟读帮内秘籍,曾结合他的工作(搞特务情报活动)和观察体会用中文写写成了一本书,由日本特务机关在内部出版发行。像这样的书当时还有多部,内容也是日本人调查研究中国社会下层结构的,日本人为了利用青帮是费了相当大的心思的。1937年之后,为了利用青帮的势力,日本特务小野正男和渡赖**(此二字待查),投在吴鹏举门下(小野入帮后还自己开山门,广收日本徒弟,后面还会提到他)。原在大连的日本黑龙会分子、后来由土肥原调来天津的小日向白朗,投在王大同门下。水上警务段段长山本田一和司法主任执任省三都投在张英华门下。土匪汉奸刘桂堂部队“自卫军”的顾问木村伊助、在天津贩毒的高桥、为日军承办军需的野畸三人,都投在白云生门下,如此等等。

日本人利用qing帮干了好多坏事.利用青帮大头目李际春、张璧、袁文会、厉大森、白云生等组织“便衣队”发动“天津事变”;在日本特务机关“茂川公报”主持下由袁文会等青帮头子大抓华工送往日本、伪满;组织乐户业“慰劳皇军”;走私、贩毒、开赌、开娼等等。需要再加说明的有如下二事:一是组织青帮联合机构协调天津青帮各派势力,以便日本特务更好地调动和驱遣;二是成立内河航运公会,以保证日军辎重安全运输。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就占据了华北的大部地区,接着又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占据了华南、东南的大部地区,加上“九一八”事变后占的东北四省,大半个中国都成了沦陷区。但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在敌后对日军的进攻和干扰,广大沦陷区内除了少数几座城市外,随时都有被攻击的可能。举交通为例,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津浦、平汉铁路在八年之中从未全线通车,连天津到北京这100多公里的路段也经常被扒断路轨、路基或是安放路障,破坏正常行驶。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为了确保物资特别是军需物资的运输,内河航运就成了重点发展和保卫的通道了。 七七”事变后不久天津日本派遣军就成立一个“水陆警备部队”,由森冈中佐任司令,专司其职。然而在能通航的河道和湖泊港叉周围又属解放区或游击区,运输船只就是由日军或伪军押运也不见得安全,于是便利用青帮来维护航运。

明清时代运输漕粮时,为了安全,除于漕船头高挂黄龙旗,上写“天庾正供”(供奉天子仓库的粮食)字样之外,如遇阻拦,船上的青帮中人通过彼此用帮中“切口”、“令子”(隐语暗号)盘诘对答,确认双方都是“家里人”后,即可被顺利放行。日军掌握了这一诀窍,于是召集青帮头子成立一个“天津内河航运公会”,委任吴鹏举为会长,张华为副会长,实际工作则全由日本特务机关操纵。为了工作方便,日本特务小野正男、渡赖××等也当上了公会理事、常务理事。航运公会在能通航的沿途设了许多公会办事处,张贴布告,说明公会是青帮组织的,每条船上还派若干青帮分子押运,船头也仿漕船高挂黄旗,写上“天津内河航运公会”字样。日本投降后从他们遗留的档案中发现,他们通过青帮控制内河航运的文告、计划、情报、密令、花名册、人事档案之类的材料是盈筐累箧的。

天津内河航运公会也曾升级到北京,成立了控制全华北的机构“华北内河航运公会”,地点在什刹海。其中有个工作人员叫泽田瑞穗,他在任内花了很长时间写了篇论文考证青帮的源流,考证的结果认为青帮是明代无为教(罗祖教)的一个支派,其实这是荒诞的。但这篇论文后来发表了,题为《罗祖的无为教》,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至今我国还有的学者摭拾他的牙慧,认为青帮是无为教的支派。泽田瑞穗战后入了学术界,曾为早稻田大学教授

简单通过几个例子一下日本在中国鸦片战略的战果。盈利方面,在汪伪政权下侵华日军贩毒机构——宏济善堂(1939年4月成立,秉承日本兴亚院院和大使馆之命,全权管辖汪伪辖区内的鸦片业务及行政)在华开馆5年即盈利逾10亿日元 若拿这笔巨利建造当时日本翔鹤或瑞鹤级航空母舰(每艘造价8000万日元),可建造l2艘之多;在毒害中国人民方面,在伪满洲国,伪康德四年(1937年)6月末统计,政府在各地共设立鸦片零售所1890处,吸食毒品者1933年为56804人,到1937年增至为811005人(见1940年出版的《民生年鉴》103页)。伪国务院总务厅《政务概况》披露:1938年1月,由于“吸食骤增”,烟土亦告竭。当局于本年一次从伊朗输入鸦片1500箱,“以济瘾者之急需”

小土鳖下次要抗着日本的鸦片战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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