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24章 4月30日 -- 马前卒

二十四 苏联的工业化

20世纪20年代，当布尔什维克带领工人与士兵取得内战胜利时，他们发现自己接收了一个经济状况完全可以说是绝望的国家。正如大萧条所证实的：富庶的美国，在经济跌落一半的情况下已是摇摇欲坠。而战前人均收入不足美国1/8的俄国，在经历8年战乱后工业产量不足战前的1/10，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40%。1921年俄国大旱，刚刚结束战乱的国家没有任何救灾储备，高尔基出面，请求敌对世界提供粮食援助，挽救这个“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巴甫洛夫和格林卡的国家”，苏维埃政府被迫掏空国库，拿最后的一笔黄金储备购买粮食而不是急需的工业物资。水兵和工人一向是新政权的最坚定支持者，此刻也开始以暴力表示他们的不满。整个国家已经站到了悬崖边缘——或许已经在往下掉了。布尔什维克在全世界建设自己承诺的人间天堂以前，必须先解决本国的生存问题。

当时俄国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即在不改变经济基础的前提下，征集一切剩余资源并以指令进行分配。在时刻需要向关键点集中力量的战时状态结束后，取消这种制度是很自然的选择。从1922年到列宁逝世后的1926年，苏联实施的是“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由政府控制银行、外贸、和重工业，其余经济部门自由发展，并乐于与外国资本合作。由于战前的俄国只有1.75%的人口从事工业，这意味着苏联几乎恢复了旧沙俄的经济政策。唯一的不同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沙皇制度由于有了13万贵族便能维持几个世纪,为什么我们不能依靠拥有24万忠诚活动分子的党坚持几十年呢?”。此时的布尔什维克（已更名为共产党）执政不久，成员大多经过战争考验与筛选，腐败与个人特权尚未蔓延，因此活力和效率远高于沙俄相当腐化的贵族群体，管理成本却低的多。在新的权力核心管理下，俄国工农业产量于1927年超越了战前最高水平。

然而，每年40美圆的人均收入和人间天堂的允诺相去甚远。简单的以红色官僚取代贵族的位置也根本不符合共产主义理想。更致命的现实是：这个国家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敌人，但它和沙俄一样，缺乏足够的工业物资来保卫自己。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继承沙俄的政策意味着继续接受工业化世界的半边缘地位，与发达工业国（尤其是德国）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不对这个国家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等到红色官僚蜕化成新贵族，等到红军失去锐气，革命和共产主义就将成为南柯一梦，整个国家也可能沦为半殖民地。因此，共产党人意识到必须找出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这条路不光要消灭资本主义，还要让自己迅速富强。

列宁逝于1924年，他没有也不必去解决这个问题，但他的后继者则无可回避。在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不能帮什么忙。以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为例，提出的共产主义道路无非是：

(1)用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强制公债等来限制私有制。

(2)一部分用国家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所有者、工厂主、铁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财产。

(3)没收一切反对大多数人民的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4)在国家农场、工厂和作坊中组织劳动或者让无产者就业，这样就会消除工人之间的竞争，并迫使还存在的厂主支付同国家一样高的工资。

(5)对社会全体成员实行同样的劳动义务制，直到完全废除私有制为止。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6)通过拥有国家资本的国家银行，把信贷系统和金融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取消一切私人银行和银行家。

(7)随着国家拥有的资本和工人的增加，增加国家工厂、作坊、铁路和船舶，开垦一切荒地，改良已垦土地的土壤。

(8)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都由国家出钱在国家设施中受教育。把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

(9)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

(10)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区。

(11)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12)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以20世纪的眼光来看，这些方案要么过于迂阔，要么是细枝末节，还有一些已经被苏共所实行，剩下的都是有了足够物质力量以后自然水到渠成的事情。至于如何对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入侵？如何在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建设工业经济？如何把半边缘地区的革命推向世界？如何给正在迅速膨胀的人口提供吃穿………书上没有讲，也不必讲，因为从马克思到苏联成立，共产主义者一直都在等待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世界革命。在一国之内，尤其是在穷国之内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不在考虑之列。但在1926年，这是逼到眼前的现实问题。

书上找不到答案，以往共产主义革命的经验也没什么用处。巴黎公社是一个只存活了几个月的城市政权，领导者甚至不懂得接管银行和组织正规军的意义。更近一点有1919年的匈牙利苏维埃，但它的寿命甚至还不如巴黎公社。苏共虽然年轻，却比这两个前驱成熟的多。作为第一个有机会考虑长期政策的共产主义团体，他们的任务是创造历史而不是复制历史。列宁之后的苏共官僚因这个问题而分裂，或者说在在某种程度上，因权力之争而导致的分裂制造了不同的政见。具体的观点大概有三种：

第一种意见以托洛茨基为代表。托洛茨基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主持了红军的组建和指挥工作，以“红军之父”著称。他也曾加入过孟什维克，1918年主持新政权外交，几乎葬送了苏维埃的前途。20年代的托洛茨基深受列宁器重，在列宁遗嘱中，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并列。1925年时，托洛茨基仍执掌红军，并任政治局委员。

托洛茨基认为把党或苏维埃政权变成一个官僚机构是错误的。这既无助于经济发展，也会彻底毁灭革命成果。他从1905年和1917年革命的经验出发，认为要依靠“纯粹的”无产阶级民主，把无产阶级的“自觉性”作为一切的基础，以工人委员会取代庞大的官僚结构。这既是向共产主义转化的步骤，也被托洛茨基认为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因此他建议要对列宁、斯大林乃至他自己参与建立的官僚制度进行革命，即继续革命论。继续革命论也同样适用于国际问题，共产主义无法在一国内建成，更不可能在一个落后国家建成，苏联这个落后国家的经济问题必须通过把革命引向全球来解决。总之，托洛茨基对经济问题开出的药方有两个：解散官僚机构和世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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