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班禅大师的仪仗兵（上）——代王外马甲兄贴大作 -- 花大饼

在华清池泡过温泉，蒋孝文就赶往南京、给他的远房爷爷蒋介石当侍卫室主任去了，宪兵护卫队则乘坐汽车二团的军车奔赴甘肃兰州。

行署的官员们没有动身。诚允特使认为，进藏的路途艰险、甘肃和宁夏的环境复杂，都不是稳妥安全的地方，而西安这里既有重兵把守又有少帅坐镇，军纪优良、路不拾遗、固若金汤，是居家办公的理想之地，所以他决定把行署总部设在西安。

只可惜，诚允先生想不到这里会发生“西安事变”，到时候，东北军、西北军把行署翻了个底朝天，把库房里藏着的皮毛、药材、古玩、玉器……洗劫一空，害得他哭都哭不出来。

诚允特使不和护卫队同行，却有好多人愿意随宪兵一起走。“西北公路公司”把西安开往兰州的票价翻了一倍，可所有的班车依然挤满了乘客。客车紧跟在军车的后面，乘车的人们都认为护卫队的装备强、纪律好，可以保护他们。

从陕西到甘肃，沿途景色荒凉、匪情严重。忽儿听说这里被抢了，忽儿传言那里死了人。

最可怕的是“赤匪袭扰”，有消息说一股红军正从川北向甘南“进犯”，于是，车队时不时地接到真假难辨的报告，一会说东面发现一个团、一会说西边看见几面红旗……搞得护卫队草木皆兵、心惊胆战。蔡智明乘坐的是先导车，心里更是紧张极了——万一从哪个沟壑里或者山顶上杀出一彪人马，头一个丧命的就是他。

车队经过六盘山的时候遇上了大风雪，汽车爬着爬着就爬不动了，车轱辘直打滑，宪兵们只好到附近的村庄里找一些柴草铺垫路面。

这地方叫做华家岭（在甘肃省通渭县），蔡智明原以为自己的家乡已经够穷了，没想到这里比贵州还要穷。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十几岁的男女居然没有衣服穿，个个缩成一团、冻得直打哆嗦。

宪兵接连查看了好几家，几乎家家都是这样。感叹之余，纷纷发表议论，均认为是“匪患频繁”造成了交通阻塞、土地荒芜、庶民贫困，而贫穷的环境又使得百姓铤而走险、轻易加入匪盗，最终才导致了恶性循环。

“噫！西北苦匪已久、匪化甚深，非以重兵整顿纲纪，难成剿匪建设之实效”。

在路上颠簸了十多天，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幸好没遇上打仗，车队顺利到达了兰州。护卫队的驻地被安排在兰州南郊的玉泉山麓，这里的住宿条件虽然比不上西安城的西北大饭店，但风景却很悠美（现在是“玉泉山公园”，游览胜地），蔡智明十分满意。

兰州是西北军控制的地盘。和西安的东北军不同，西北军的装备比较朴素，官兵们都穿着瓦灰色的土布棉袄，这就使得浑身皮衣马靴的宪兵们显得十分扎眼。当地人不知道“宪兵”是干什么的，就把宪兵大队喊作“仙兵队”，并且对这帮武器精良、服装整齐、长相漂亮的队伍充满了羡慕。

也许正是因为漂亮得过了头，“仙兵”当了没多久，就变成“仪仗兵”了。

36年春节，“宪兵护卫大队”奉命改编为“班禅行辕仪仗大队”，从宪兵司令部划归国民政府行政院管辖。

改编后的仪仗大队依然是营级单位，包括一个大队部和三个中队，总计386人，比先前的护卫队有所精简。

大队部有9名军官、21个兵；

一、二中队均为6名军官、108个兵，其中两个排配挂“一长一短”——德国“盒子炮”外加美国马枪（骑步枪，也称卡宾枪）、另一个排装备美国造“手提机枪”（1928式冲锋枪）；

三中队是机炮中队，6名军官、122个兵，装备有两挺重机枪、四门轻迫击炮。

按照行政院的指令，护送班禅大师的任务应该在十个月内完成（从西安到青海两个月、从青海到拉萨六个月、从拉萨到日喀则两个月），可这时候仪仗队还缺少马匹。于是蔡智明他们就一遍又一遍地向专使行署催促，得到的答复是：“已派人购买所需物资，请耐心等待”。

这一等，就等了半年。

在兰州，无所事事的蔡智明每天和军需官余展鹏一起四处闲逛。

余展鹏是南京军需学校的毕业生，按规矩应该到陆军部队当见习官（准尉），可他却凭着和曾大队长的关系当上了仪仗队的上尉军需，因此也就成了队里唯一一个宪兵系统外的军官。

宪兵单位里经常隐藏着一些“政治密探”，专门从事检举告发的工作，所以干宪兵的人都养成了做事谨慎、说话小心的习惯。可余展鹏却是从松松垮垮的军需学校出来的，行事自由散漫、讲话无所顾忌，这和只上了几个月军校的蔡智明十分投缘，俩人很快就成了朋友。

蔡智明不信佛，余展鹏也不信，于是就经常拿班禅喇嘛开涮。

有一天，两人在外面听说书，说书人正讲到“兰州玉泉山的茅道士想到杭州西湖看灯会，他找来几根谷草搓成绳子，暗念咒语，那草绳立刻化成了一条飞龙。只见茅道士跨上草龙，腾空而去……”，余展鹏拍着巴掌喝彩：“好！这茅道士比班禅喇嘛有本事，班禅要真的是活佛，自己就能飞回西藏，也用不着我们护送了”。

蔡智明刚开始也跟着哈哈笑，可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旁边的一大群藏族人蒙族人怒目圆瞪、几乎要拔刀子杀过来。

说书的见势不妙、撂下摊子跑了，两个口不择言的军官也吓得惊慌失措、落荒而逃。

从这以后，蔡智明才算是真正知道了班禅大师的威望，再也不敢随便拿喇嘛开玩笑了。

说到这里，马甲觉得应该把九世班禅进藏的背景情况介绍一下。

从“大藏区”的概念来讲，藏民居住的主要区域分为三块：西康、安多和西藏。

西康曾经是一个省，在今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首府是康定；“安多”却不是行政区域，所以没有首府，它包括四川北部以及甘肃、青海的南部，政治中心在甘南的拉卜楞寺、经济中心在川北的松潘；而当时的西藏，则分为“前藏”和“后藏”，前藏延伸到不丹，后藏包括了锡金。

藏区里有许多活佛，等级各不相同，其中地位最崇高的是达赖和班禅，藏民们称他俩为太阳和月亮。

“太阳”达赖是“前藏”的宗主，据说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宝贝佛）的大弟子，他的首府在拉萨，“前藏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是他的宗寺；“月亮”班禅是“后藏”的宗主，他是宗喀巴的二弟子，首府在日喀则，掌管着扎什伦布寺。

另外，宗喀巴还有个三弟子“哲不尊丹巴”，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管理蒙古人，好象不如两个师兄那么出名。

宗喀巴是明朝时候的人，他创建的“格鲁教派”历史并不长，“达赖”和“班禅”这两个名字更是清朝以后才有的（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班禅是梵语金刚的意思），但“大海”和“金刚”确实很能干，虽然创教时间不长，却能将格鲁教派（也称“黄教”）发展成为藏区最大的僧俗势力，并且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实施了政教合一的统治。

清朝末年，达赖在拉萨的行政机关叫“噶厦”，班禅在日喀则的办事机构叫“堪布厅”，手下有僧官、俗官、还有军队。俩人在前藏、后藏的权势如日中天。

从理论上讲，达赖和班禅是平等的，但在实际上，“大海”的地位比“金刚”高一截。这不仅因为达赖是师兄的化生，还因为他控制的寺庙、土地、人口比班禅多好几倍，经济实力强，政治势力就大，说话也比较管用。所以，达赖通常能够压过班禅，成为藏区僧俗事务的代言人。

历史上，达赖和班禅也闹过矛盾，但直接撕破脸皮的情况并不多，这里面有个原因是他俩“互拜师父”、有同门同宗的关系。

达赖和班禅都属于能够“转世”的活佛，也就是说，他俩“圆寂”之后并不是死了，而是转个地方投胎、接着活，因此可以从过去活到现在再活到将来，一直活下去。美中不足的是，人虽然活过来，但上辈子的知识却忘光了，只好重新学。

重学知识没关系，寺院可以找有学问的喇嘛充当“经师”。麻烦在于“太阳”和“月亮”的地位太高，谁也不方便为他俩剃度、受戒，而且，小太阳或者小月亮如果调皮捣蛋不念经，也没人敢打他们的屁股。所以，只好请他俩自己解决师承问题，谁年长谁就当师父。

这样一来，达赖和班禅的师徒关系就有些扯不清，今世你是我师父、下世我是你师父，达赖拜了班禅七八次，班禅也拜了达赖好些次。当然也有不拜师的时候，那是因为大家当时都是小孩子，谁也管不了谁，只好作罢。

蔡智明他们护送的这位“九世班禅”，师父就是“十三世达赖”。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字叫做“土登嘉措”，说起这个人，看过电影《红河谷》的就知道，那里面指挥藏民抵抗英军的就是他。

在1904年的抗英战争中，达赖、班禅师徒俩是合力抗敌的，《红河谷》里守卫江孜城的藏军是十三世达赖的部下、爬悬崖运送弹药的喇嘛则是九世班禅的僧兵。在这次战争中，前藏牺牲了一个“代本”、后藏阵亡了一个“堪布”，都是高级官员。

但这场战争最终还是失败了。拉萨被占领，达赖跑了；班禅在日喀则，他却没有跑。

按大清朝的规矩，守土官员逃跑是有罪的，于是慈僖太后发话：“革除十三世达赖的封号，由九世班禅代行西藏政务”。这么一来，达赖就对班禅有意见了，他认为徒弟抢了师父的饭碗。

十三世达赖逃到了库伦（乌兰巴托），他先是求蒙古贵族帮忙、接着又派人去彼得堡请沙皇出兵，结果却没人搭理他。于是他觉得徒弟靠不住、满人靠不住、蒙古人靠不住、俄国人也靠不住……到了1910年，驻藏的川军在布达拉宫前面乱开枪、打死了几个僧侣，达赖很生气，觉得汉人也靠不住，于是就跑到印度的大吉岭投靠了英国人。

英国人对达赖挺不错，帮他训练军官、还给他提供武器，十三世达赖也因此建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军队。

清朝灭亡后，袁世凯恢复了达赖的封号。十三世达赖回到西藏，兵强马壮、人多势众、财大气粗，于是就开始清除异己，专门和班禅过不去。他先是向后藏派遣地方官、接着又在日喀则征收重税、到后来更是随意羁押扎什伦布寺的僧官，逐步取消了班禅的各种特权。

九世班禅越来越搞不过达赖，觉得再这样下去连性命都危险，只好于1923年12月26日（毛主席30岁生日那天）逃离了西藏。为此，藏族人民深情地歌唱道：“都说班禅似神鹰，展翅翱翔去远方……”

班禅大师翱翔到了北京。北洋政府正忙着打内战，京城的旗号变来变去，谁也顾不上这只神鹰。他只好慢慢熬着，一边念经、一边等待时机。

终于，机会让他等来了。

赶走班禅之后，十三世达赖控制了前藏后藏，意气风发、整顿军备、图谋发展。

达赖首先决定向西扩张势力，于是命令尼泊尔王国向他纳税，没想到尼泊尔国王不但不买帐，反而宣布全国总动员、要和西藏的喇嘛开仗，这下把事情搞大了。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都出面调停，把达赖同学批评了一顿，这才大事化小，免除了一场战端。

从此，达赖大师知道西边不好惹，就开始向东面打主意。

1930年，藏军挥兵东进，把驻守西康的刘文辉部川军打得丢盔弃甲，马基（指挥）和代本（团长）们相继占领了德格、甘孜、炉霍……噶厦府的势力一举越过金沙江，控制了金川江以西的广大区域。

西康方面打得顺利，十三世达赖的信心高涨。31年，他又命令军队向“安多地区”进攻，藏军很快攻占了川北的石渠、包围了青海玉树，“安多”指日可下。

可是，“安多”的玉树属于“徇化府”管理，那是“回回”马步芳的地盘。“青马”可不象川军那么脓包，马步芳听说藏兵进犯，立即派出骑兵穷追猛打，不仅解救了玉树、夺回了石渠，还大举南下，打得藏兵溃不成军。藏军不仅没得到“安多”，反而把先前占领的西康德格、甘孜、炉霍……全部丢失，重新退回了原地。

达赖的兵马白辛苦一场，得到一个教训：“马子香（马步芳）的回回兵惹不得！”

在“西藏东扩战争”中，刘文辉和马步芳都曾经向国民政府反映：藏军的武器弹药是由印度的孟买兵工厂制造的，而且，在前线还发现有英国军官。

蒋介石政府向英国方面提出质询，英国人倒也老实痛快地承认了，还说“向达赖藏军提供军火，是根据《印藏条约》决定的”，并且表示，英国政府愿意出面调解“中藏纠纷”。中国大使回答：“这是我国的内政，不必英国插手”，谢绝了调解。

这事虽然就这么不了了之，但却给国民政府提了个醒——如果不及时加强对西藏的管理，让十三世达赖一个人在那里瞎整，早晚会整出什么不堪收拾的事情来——可是，南京政府这时候正忙着剿共、还忙着打中原大战，哪里顾得上藏区的事务。

于是，蒋介石就想起了九世班禅。

班禅大师在内地的这几年，日子过得又好又不好。

说好，是因为他还是挺风光的。无论谁上台，都给他个封号、送他些赏赐；遇到名人死掉了，请他去诵经超度；遇到贵人办喜事，请他去祈祷祝福；青帮大佬杜月笙的“杜家宗祠”落成典礼，也要请他来凑个热闹。班禅就象是走穴的大明星，这里发个通电、那里办个法会，除了能够收取香资、还能保持一定的知名度。

说他过得不好，是因为政府官员们并没有把“班禅大师”认真的当回事。人家请他出头露面，多半是出于虚荣——“给皇上念经的人，现在给我家念经”，够神气！一旦提及政治诉求、国务建议，就没人理睬他了。

就拿班禅自己的情况来讲，他留在后藏的财产被达赖侵吞了、家里的亲属被“噶厦”扣留了、他在日喀则的部下被前藏官员欺负……统统没有办法解决。所以，班禅在内地流亡，虽然有钱有名，但内心里却难免郁闷。他时刻都期盼着能够回到扎什伦布寺，卷土重来。

终于，1931年“西藏东扩战争”后，南京政府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年俸十二万元，并且颁发了玉印玉册。班禅正式获得了“护国法师”的地位，返回故土的希望似乎就在眼前了。

九世班禅很清楚，他回藏的主要威胁是十三世达赖。因此，在上表中央政府的“十六条意见”中，他除了一再申明要“维护中央、西藏间固有之统属关系”，还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前藏、后藏划清界线，前藏归达赖管、后藏归班禅管，并且由中央政府派员分驻前后藏，井水不犯河水；二是请中央政府提供两个团的武器装备，帮他组建卫队，还要给他提供无线电台和长途汽车，这样，一旦有事，既可以报告又可以逃跑，比较安全；三是求中央做主，让达赖归还其强占的后藏的财物、释放其扣押的人质……

从班禅的角度而言，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并不算过分。

可是，一心独霸西藏的达赖喇嘛岂能允许班禅和自己平起平坐，他随即针锋相对地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一、撤消班禅的封号；二、查抄班禅的武器；三、撤消班禅的办事机构、对班禅本人实施拘禁；四、取消班禅的俸银和办公费用。

这下子，班禅被激怒了。在此之前，他还从来没有公开讲过师父的坏话，这一次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一口气对外宣布了达赖的“十大罪状”。于是乎，太阳和月亮两个活佛翻出几十年的旧帐，电报来电报去、吵得不可开交。

这个局面让南京政府十分为难。很明显，班禅是更加维护中央政权的，可如果支持班禅，不仅会得罪土皇帝达赖、更会得罪洋霸主英国，这就让蒋委员长感到难以承受。想来想去，他只好装聋作哑、再“研究研究”。

这一研究，就研究了好几年。

不过，在这几年里，国民政府依然成立了“班禅行辕”，并且提供了足够的办公经费。

有网友知道，军统头子徐远举曾经在班禅办事处工作多年，这是真的，其实，在班禅身边的军统人员远不止他一个。原因很简单，“九一八事变”后，华北的局势十分复杂，如果稍不注意，让班禅和溥仪一样被弄到满洲国去了，以他在东北、西北和蒙古的影响，麻烦就大了。

在这几年里，班禅被国民政府照顾得很好。可是，西藏的喇嘛们却没有把达赖大师照顾好，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忽然死了。

有资料说，达赖是因为感冒以后吃错了药而死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他死得很突然。

得知这个消息，班禅大师表现出极大的悲痛，半年里举办了多次“诵经法会”，我不知道这个悲痛是不是真的，如果以马甲的小人之心度班禅的活佛心肠，他应该高兴才对。因为班禅返藏的最大障碍终于解除了，他终于可以回家了。

事实也是这样，班禅大师随即就着手准备返回西藏。可是，在返藏方式和返藏途径的选择上，英国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希望班禅从“海路返藏”，也就是先坐船到印度、经过英国的控制区再回到西藏去。对此，班禅本人没有表态，国民政府在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之后，决定班禅大师由“陆路返藏”。

班禅是从陆路逃出西藏的，现在还是从陆路回去……

以上，就是蔡智明他们护送“班禅返藏”的大致背景。

说句题外话。现在对十三世达赖的官方评价是“爱国的宗教领袖”，对此，我当然不会反对。

只是，从十三世达赖的身上，可以看出十四世达赖（现在还在印度的那位）的行为根源。当然，从格鲁派教义而言，十三世达赖和十四世达赖实际上是同一个人，这很有趣。但不管怎么说，负责抚养并教育十四世达赖长大的，正是十三世达赖身边的亲信和那些参谋，这当然会使得两代达赖的思想和行为有着很深的延续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十三世达赖做过的事，十四世达赖多半也会接着做。

达赖如此，班禅的情况也是如此。

活佛也是有人性的，都会受到近墨近朱的影响，不是么？

1936年，兰州的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春天过去了，夏天又来了。

6月中旬，诚允特使终于从西安来到了兰州，甘肃省的主席朱绍良、驻军的军长于学忠、邓宝珊等人都去迎接。车站上还是那一套，依旧是军乐悠扬、彩旗飞舞、锣鼓喧天，依旧树起“诚”字大帅旗，诚允大人也依然志得意满、神采奕奕……所不同的是行署的钱花光了，诚允一到兰州就给“蒙藏委员会”发电报，请中央政府增拨款项。

蔡智明心想：不管怎么样，这回可以出发进藏了吧。

人家班禅大师在甘肃的拉卜楞寺已经等候多时了。“宪兵护卫队”也好、“班禅仪仗队”也罢，组建了十个月，居然到现在还没有见过班禅本人，这实在有点儿不象话了。

…………

先贴一张班禅大师的“工作照”，下回再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