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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门后是墙:漫谈「鞍钢宪法」 -- 包子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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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门后是墙:漫谈「鞍钢宪法」

「消灭国家政权是包括马克思在内并以他为首的一切社会主义者所抱的目的。不实现这个目的,真正的民主即平等和和自由就无法实现。只有通过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才能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通过经常吸引而且一定要吸引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参加国家管理,已经立即开始了使一切国家完全消亡的准备工作」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1]

门后是墙:漫谈「鞍钢宪法」

陈泰

21世纪初的中国阶级斗争仍处零散状态。与国际工运的长久隔膜,本土反剥削传统——以省港大罢工为顶峰——的人为断绝,使无产者奇缺自我组织的精神武库。泛左翼阵营内,某些原文革「造反」分子承认建国后的官僚专制事实,却坚称「〈鞍钢宪法〉式的‘三结合’,到文革中‘三结合’的革命政权形式,这是走向‘公社’的必经之路」[2];一批毛左理论家赞颂「毛泽东重视群众的智慧和群众的首创性,珍视人群中的异端思想」[3](萧喜东),把毛的若干思想实践(从「鞍钢宪法」到「四大」[4])描绘为工农当家的「继续革命」。

那边厢,中华资本的谋士团对中共精神遗产的「古为今用」渐入轨道。个别有产文人把毛时代的「两参一改三结合」诠释为西方式「团队管理」,鼓吹「所谓‘丰田生产方式’,就是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团队合作’」[5](崔之元),有助大小老板提高利润。与垄断资本血肉相连的军政官僚群,时而也替「鞍钢宪法」招魂,重提「搞‘两参一改三结合’和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等,是完全正确的,对我们现在探索中国式企业管理,仍有重要指导意义」[6](原冶金部长王鹤寿)。多数主流学界对「红道漂白」暂不领情,捂着鼻子叫骂上述努力「实际是对正常市场秩序中的所有者权利的忽视和排斥」[7](秦晖)云云。

从无产者的角度衡量,「鞍钢宪法」扮演过什么角色?它的「群众参加管理」与工人民主能否划上等号?资本主义复辟后,假如这部「宪法」重返工厂,对哪个阶级有利?首先,让我们弄清它的内容。

什么是「鞍钢宪法」?

1960年3月,鞍山市委的汇报欢呼鞍钢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已经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8]。针对有关内容,毛泽东提出「鞍钢宪法」的概念,指示各地工业干部以它为蓝本「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9]。对「宪法」的基本脉路,七十年代初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归纳说:「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10]。以上原则,被誉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伟大纲领,是正确处理企业内部劳动人民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11];直至文革末期,当局仍激励广大职工「坚持‘鞍钢宪法’,发扬共产主义精神」[12]。

需要提醒读者,「鞍宪」各要点绝非从天而降——它们要么资格甚老(「大搞群众运动」),要么渐成既定方针(干部参加劳动),要么反复试点(「两参一改三结合」)。对工人来说,「两参一改三结合」意味着什么?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与干部参加劳动的配套政策催生了哪些后果?暂且搁下三言两语难以辩清的历史风云,先瞧瞧被官家起劲「大搞」的工人兄弟生计如何。

工资等级制:毛时代社会分化的镜子

为了替瓜分国有资产凑足理由,八十年代主流舆论向「平均主义」频频开炮——「受长期革命战争传统的影响,(中共)对物质利益原则在思想上一直采取抵制态度。人民公社的供给制试验虽然失败,分配上的接近平均仍然被当作基本信条」[13](胡乔木)。实情如何呢?执政后,中共确曾昭示天下「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个人饭,五个人吃’」[14](周恩来)。敬爱的总理漏了一句:工人的裤带勒紧点,咱们首长才有机会吃得香甜。

中共进城后,工资制度几经更迭,但繁复等级从未稍改。1952年2月启动供给制(食品、衣服和津贴[15])改革,新版津贴的两极差距从原有的8.58倍涨至27.5倍。1951年12月,中央人事部公布29级制《暂行工资标准》:最低与最高级别分别是21.20元和403.09元(相差18倍)。1955年7月,中央推行30级工资制;在北京地区,最低与最高定额分别是20.88元和649.60元(相差30.1倍)。

别看衙门喉舌拿腔拿调地抱怨「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应当说,还是一个比较低的工资标准」[16],工人们深知谁是挣扎求生的底层。解放五年后,工会统计表明「不论重工业、轻工业或建筑业,职工的工资收入不足50元者都占很大比重」[17];另一份报告指出少数职工(约5%)赤贫无依,急需定期补助;每遇大事(生育、疾病、婚丧、小孩上学、亲友探望),多数(65%左右)职工立陷入不敷出的窘境[18]。1953-1954年间,大量加班[19]与连续减薪激起全国工潮;稍作让步后,官方转身即大呼小叫普工、杂工和学徒的「工资标准规定高了一些,这是很大的缺点,应该改正」[ 同注释20](周恩来)。1958年2月,国务院发文延长学徒的满师期限(从半年延至两年半)并削减待遇,同步下调普工杂工的薪水。1958年6月,中央又发话「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比农民高一点是必要的,但不要高那么多。平均主义要不得,高低悬殊也要不得」(刘少奇在劳动部、局领导干部会上的讲话)。

「少奇同志」没把话讲透,笔者替他挑明:收入层次「高低悬殊也要不得」的钟鼎决断仅针对基层劳动者,与干部无涉。「反对平均主义」的叫嚷,更抹杀了天大的事实——毛时代的上层圈子(含文艺界与专家群体)从未有过与平头百姓薪金均等或相近的时刻!

1956年7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倡导「克服平均主义」。新规定把工业工人的工资列为8级,扩大了两极差距——以石油钻井工为例,各地工人的薪差大致为3.2倍;石油业内部,钻井工与中层管理者(厂长、总工)的工资差距达5倍。在北京机关,正副总理享受一级待遇(月薪644.0元-517.5元不等),勤杂工位于链条末端(33.0元-23.0元)。与复辟前后大陆文化圈的血泪控诉相反,毛时代的专家层长期支取高薪——研究员、教授的月俸定为345元,并设有「特等」工资范畴;与此同时,井下矿工最高月入不过128元[21]。

从住房条件,进一步看毛时代的社会分化

老民国的无产阶级受尽盘剥,挤在贫民窟煎熬度日。解放两年后,全国总工会哀叹劳工住宅暂无起色:「有的工人没房子住而露宿街头,睡在火车站票房,住在机器房,澡堂,矿车厢里,有的工人虽有房住,但地潮屋漏,阴暗狭小」[22]。五十年代,国家陆续建成部分宿舍[23],却杯水车薪且甚简陋——「一般城市里,职工住宅非常缺乏;有的地方修建了住宅,但一些街坊内没有商店、食堂、诊疗所和中小学校的建筑」[24](城市建设部长万里)。解放十年后,有关部门的报告招认工人住宅的总体状态仍趋恶化:众多工业重镇的职工平均居住面积缩减;上海、华北等地存在大片棚户区;各地充斥老旧危房[25]。直陈工人惨状后,报告话锋一转胡诌什么「国家建设初期,居住房屋一时紧张,是不可避免的现象」[26];轻描淡写的语气泄了底牌:视大规模贫困为当然代价的中共经济路线。

自五十年代起,北京多次授意下属「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27](毛泽东),喉舌们掂起脚尖帮腔吆喝:「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集中主要力量建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因而决不应离开发展生产的基础而过急、过快、过高地要求改善职工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28]。同时,英明领袖大谈「工作者是否更为勤勉、积极、主动,决定于政治觉悟的高低」[29],为动员工人无穷奉献(从「大搞运动」到「限制法权」)提供了理论前提。

有的读者会问:「鉴于国力孱弱强敌环绕,号召或迫使大众克勤克俭,能否说是悲壮却正确的抉择?」。我们答:从投身社会革命到巩固工人国家,无产者都将付出相当代价,因为这关乎我们自己的历史解放;但「工人乐园」的内涵绝非工厂大桥原子弹等狭隘定义所能包容。没有大众的文化飞跃与全面介入社会管理(学习成为统治者),就谈不上有机的社会主义进步;提高文明程度也好,积累统治经验也好,均以工人生活的初级丰足为前提;视抵死压榨百姓为自强法宝的长期战略,至少反证了一点:基层职工毫无国家决策权,给数十年后的倒退变天埋下浓重伏笔。

退一步说,假定工农的贫瘠生存实属「筑起血肉长城」的悲怆必然,是否大家都有份牺牲?听听中共首脑及部门汇总的权威供词。解放后大批工人露宿街头之际,当权者「讲究排场、随便挥霍老百姓金钱的严重现象,仍时有发现」[30](朱德)。众苦力被号令扎根工地流汗流血,首长们却过足官瘾:

「原西南军政委员会仿照北京‘天坛’、‘天安门’古典的建筑形式,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修成了一座可容纳四千五百人的豪华的大礼堂以及若干附属建筑。整个建筑经历了两年六个月的时间,中途不断返工,七次追加预算,但建成后的用处却不大,其附设的招待所平均每日住不到五个客人」[31]。

解放十年后,官府公文记录道:「很多中小型企业,一般是先建工厂,后建住房,甚至未建住房,新增职工无处居住」[32],还小心透露「同一时期,其它非生产性的建设,如办公大楼、展览馆、大礼堂、文化宫、高级招待所等建的多了些」[33]。直至文革前夕,当局仍压低嗓子呵斥「中央三令五申之后,有些地方、有些部门还进行楼馆堂所的建设」[34 ],可见此风的绵长有力。

官民之间的住宅标准同样泾渭分明。在上层,高干攀比「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35](周恩来)已成风气;在中层,形势大同小异:

「我参观了一些工厂,厂长、总工或者党委书记住的房子是一栋栋公馆,是新盖的,处长又是一栋房子,科长又是一栋房子,其它房子又是一栋房子,工人宿舍是另一栋房子。等级分得很清楚,甚至厂长、处长、科长的办公室里面,住的宿舍里面,几个台子、几个沙发几个凳子都有等级」[36](刘少奇)。

建国初,解放者居高临下地训示「人民群众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而一般地难于直接行使管理权力」[37];首长代劳工农听喝的后果,便是「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38](陈云)。六十年代中期,当局带着倦意第N次声讨「党的干部中,确有一些人在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已经起了根本性变化,完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39],给陈云那番感慨留下风暴前夜的历史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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