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太平洋战争前的日苏关系日方经纬简介 一 -- 电子赵括

对苏和解意向的抬头

作为日本“革新外交”的代表人物， 白鸟敏夫一直认为建设东亚新秩序是日本的历史使命，以及为了改变国际体制现状，加强和德意的合作交涉是日本的必然选择。在同英美的对立问题上，日德苏意有共同立场，互相协作有利于四方。白鸟敏夫的想法在外务省少壮派官员中有不少共鸣，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基于前述思想，1939年10月白鸟从意大利回国后，接触政府要人财界人士，反复阐述“四国协商”的必要性，并且同奥托大使保持密切协作。同时，日本内部的轴心派对阿倍以及此后的米内内阁抱有不满，提倡日苏合作也成为打倒政府的工具。随着日本政府同美国交涉的失败，亲苏（德）反英（美）的气氛有所上升。当然，对于日苏合作，多年来意识形态上的敌对等仍然是一个重大的障碍。

阿倍首相本人对于通过日苏合作对抗英国的看法并没有明确态度，但是似乎有一定程度的赞成。1939年8月30日阿倍组阁后，一直到9月下旬野村吉三郎出任外相期间阿倍首相兼任外相。根据德方从白鸟敏夫得到的情报记载，阿倍首相曾经给日本驻苏联大使东乡茂德发出电令，要求就通商协定问题与苏联协商，并且看苏方态度如果判断确实有缔结互不侵犯协定的意向，要求苏联中止对华援助。这至少表明阿倍本人愿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考虑同苏联和解。9月15日，东乡大使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经过几次谈判后就诺门坎停战达成一致，苏联接受日本的第二方案，即“国境划定为止，日苏两军均不超越停战线”。实际上由于关东军惨败，苏蒙军追击到己方主张的边界线后才停止追击，意味着事实上日本被迫接受了苏联的主张。同时双方决定设置国境划定委员会，纷争处理委员会等，以及约定进一步就通商条约进行磋商。

但是9月底野村吉三郎出任外相后，日本做出了不超越9月15日日苏双方协定的对苏外交方针。10月4日外务次官谷正之起草的《欧洲战争下的当面对外施策》中，对于日苏关系作了以下规定，

苏联的政策时有突然变化，而且赤化政策非常彻底。对此不能放松警戒，致力于双方关系的平静化。......

1 为了达到邦交平静化，考虑一般国境问题的解决，悬案的解决，以及通商条约的签订等；

2 为了解决一般国境问题，日满苏蒙之间尊重国境安全......图谋国境纷争处理以及国境划定的委员会设置；

3 尽管没有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意向，一旦被对方提起，可以进行相关处理。

从这个方案看，外务省对于苏联的外交方针仅仅是追求平安无事，并没有积极合作的意图。但是11月，东乡大使提请野村外相考虑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事情。和白鸟敏夫不同，一向反对同德意结盟的东乡大使并没有“四国协商”的意图。他提请外务省考虑日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初衷在于，第一，至少可以在精神上打击重庆，打击中国的抗战意志；第二，促使美国反省对日压迫态度，有利于日美关系调整。然而野村外相并没有接受此提案，在12月28日正式决定的外交方针中，对苏关系仍然作了“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至少要以苏联放弃援华以及解除对日满军事威胁为前提”的规定，同时还有“为了有利于同美国交涉，不妨装出日苏接近的气氛”。小结一下，到目前为止日本内部对于同苏联的关系，大致有以下三个意见，

1 国境划定，通商条约，长期渔业协定等为目标的悬案解决，邦交正常化；

2 类似于东乡大使提案的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邦交安定化；

3 白鸟敏夫等少壮派的“四国同盟”构想。

显然，阿倍内阁选择了第一个方案。在此基础上，日本苏联就国境划定问题，长期渔业协议等问题开始同苏联进行谈判，然而双方的交涉并不顺利。一直到1940年1月14日阿倍内阁总辞职，仅仅在渔业问题上于1939年12月31日达成了临时协议。对苏邦交问题，同其他问题一样就留给了下一任米内光政内阁。

1940年1月16日米内内阁成立当天，再度担当外务大臣的有田八郎对于日苏关系，就作了“首先解决悬案，互不侵犯条约还是遥远的话题，没什么大作用”的发言。如果单纯从日苏两国的传统敌对着眼，确实不能指望一纸协定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按照东乡大使等人的意见，日苏达成和解至少可以从心理上打击中国的抗日行动，激化国共矛盾等作用。阿倍/米内内阁均有相当亲英美倾向，对于同苏联关系抱有一定顾虑，可以理解；日苏两国的长期敌对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自然也要阻碍两国和解。但是这种顾虑最终要让位为严酷的现实。这次对苏和解的提议，很意外的，来自一直反苏相当激烈的军方。

卢沟桥事变以来爆发的侵华战争到目前已经进行了两年多，日军泥足深陷，日本经济状况恶化，各方面都难以忍受国力白白消耗在中国这个无底洞。因此陆军省内部出现削减在华兵力等议论，参谋本部也出现了为了解决“支那事变”问题应该采取作战，谋略，经济封锁等诸多手段迫使重庆屈服的论调。这种背景下39年11月日方发动南宁作战，意图切断中国通过滇越方面取得外援的渠道，对重庆也加强了政治诱降工作。出于同样的目的，以一定的代价对苏和解，促使苏联放弃援华政策的意见也开始抬头。

当时中国取得外援的路线主要有三条，滇越方面的铁路公路，滇缅公路，以及西北方面的线路。西北方面的线路，自然是通过苏联取得援助。虽然路况欠佳运输能力有限，仅仅是滇缅公路运输能力的1/3，但是一旦另外两条线路被切断这唯一的一条线路自然价值倍增。对此，39年美国大使给本国的报告中也有提及，认为由于苏联线路的存在另外两条线路即使被切断也不会造成过大影响，因此自然要被日本考虑在切断的范围之内。1940年1月，原“南支军”（华南派遣军）参谋长土桥勇逸少将就任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土桥担任“南支军”参谋长时就同法（属印支）方面就迫使法方关闭滇越方面道路进行过多次谈判，就任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后初于切断苏联援华路线的目的，开始试图同苏联接近。在对苏强硬论的主流中，尤其是对于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他相当反对：“思想上的对抗就应该停留在思想上”，作为现实利益“应该考虑以苏满国境的和解为目标的条约”。根据他自己的会议，这个外交思想在4月份的参谋本部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并获得陆军省和海军方面的赞成。但是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本身已经被米内内阁有田外相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内，外务省对此的反应，“国家的颜面，以及外交的一贯性都绝对不能（对苏联）提出”，表示强烈反对。有田外相反对的原因，他自己做了“和苏联的关系问题，在不引起同英美关系恶化的程度内想试试看，但是如果引起恶化则不行。”的说明。看上去有田外相本人并非简单地排斥对苏交涉，而是顾虑重重因此抱有消极但是并不坚决的反对态度。在这种矛盾的气氛中，德军开始横扫欧洲列强，加强对德意关系的呼声中积极推进对苏联的意见也开始抬头。4月下旬开始到5月1日，日本内部历经磋商制定了“第二次对外施策方针要纲”，其中对苏关系有以下规定，

1 适当要求苏联放弃援蒋以及解除对日满威胁，以此为代价考虑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

2 在考虑对英美施策关系的前提下，尽可能努力紧密同德意的关系，并图谋将苏联拉入对英战争，为此不妨在日苏间达成某种程度的政治了解，并考虑获得萨哈林同沿海地区。

此后，又加入了“考虑承认中国西北地区为苏联及中共的势力范围”。这个方针虽然考虑同苏联和解，完全是要苏联单方面让步的姿态。这个时候苏联由于苏芬战争，遭到美国“道义上的制裁”，为了改善对美关系有故意显示某种程度的对日和解，对美国施加压力的企图。或许就是这个原因，促使日本提出了强硬方针？1940年4月下旬有田外相电令东乡大使，要他向苏联提出中止援蒋，同汪伪政府合作的要求。东乡大使认为这种要求无法指望苏联会无条件接受，唐突提出只能引起冲突，因此首先回电要求东京告知政府关于日苏关系调整的界限，真正意图何在，并派遣书记官返回东京去确实把握政府意向。

1940年4，5月间，陆海外三省的上层人物中层人物就日苏和解问题屡次举行磋商，对同苏联和解的基本方针已经没有异议。但是有田外相本人，仍然抱消极态度。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担心苏联的信用问题，是否真能信守约定；第二，不愿在对英美关系上节外生枝。这种情况下作为妥协方案，参谋本部提出了签订日苏中立条约的建议。

按照外务省的纪录，5月11日提出的日苏中立条约草案如下，

1 日苏两国确认以1925年1月20日签署的日苏基本条约为两国关系基础；

2 缔约国的一方收到一个以及一个以上的第三国攻击的情况下，另一方一直到纷争结束保持中立；

3 缔约国的一方对于对另一方具有特殊紧密关系的地区之和平和安宁保持尊重；

4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缔约国在此期间结束前应该就此后的两国合作态度达成了解。

经过内部商讨，删除了第三条，又加入了若干修改意见后作为正式决定大概于5月底向日本驻苏联大使东乡茂德发出。根据土桥本人的回想，此后加强对苏交涉的氛围一下子热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