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班禅大师的仪仗兵（上）——代王外马甲兄贴大作 -- 花大饼

“专使行署”是负责九世班禅返藏的执行机构。现在特使辞职了，其他官员也分道扬镳，这就给仪仗大队带来一个难题：他们的身份究竟是“班禅的随从”还是“中央政府的军队”？他们是否要对班禅行辕的安全负责？

对此，行署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仪仗大队既要听从“行辕”的安排，也要服从“行署”的指示。

曾铁衷队长只好召集军官会议，商讨怎样才能面面俱到。

仪仗队的成员大多是打过仗的老兵、具有作战经验。大队长和几个校官在日本进修过特务技能，其他官兵也在宪兵部队里接受过侦察、擒拿、警卫方面的专门训练，整体素质很不错。可是，面对目前这种责权不清的情况，军官们也觉得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

从甘肃的拉卜楞寺到西藏，可以选择两条路：一条是向四川方向走，经西康、过金沙江到昌都，然后踏上通往拉萨的官道；另一条是向青海方向走，渡黄河、经玉树南下，也可以到达昌都。前者要过川军的地盘、后者要经“青马”的势力范围。

按照仪仗队的设想，在出发之前应该通报刘文辉或者马步芳、请求地方大员的支援。可是，直到动身，蔡智明他们也不知道确切的行进路线，当然也就无法与四川、青海方面取得联系。

更让大家头疼的是随行人员的规模。

从安全的角度而言，跟随班禅的队伍应该越精干越好。可大师本人却不这样想，为了营造声势，他公开宣布启程的日期、还鼓励信徒们跟着他一起走。藏传佛教的教徒们本来就有到拉萨参拜的习俗，这么一来，男女老少都不顾一切地加入进藏的行列，使得护卫工作增添了许多困难。

曾铁衷和班禅行辕商讨了几次，不得要领。最后只能叹气道：“这是政治，不是军事，没有办法”

自从接到准备开拔的命令，军需官余展鹏就愁得直想哭。

一支从没有去过西藏的队伍，临出发前居然不确定要走哪条路、不清楚要走多少天、不知道在哪里有补给点——这种事情摊在老军需的头上也麻烦，更何况他这个刚毕业的学生官。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军需官的责任。余军需急得在屋子里嚷嚷着要“自裁殉职”，蔡智明弄不清这小子是说真的还是吓唬人，被他搞得十分紧张。

折腾了一两天，余展鹏又突然兴高采烈起来，一问才知道，原来是班禅大师帮他把难题解决了——九世班禅说了，仪仗队的吃喝全都由他承包，物资运输也由行辕负责！

这下子，军需官什么事情也不用管，开心得连蹦带跳：“班禅真是个好人、班禅大师真是个好活佛。菩萨保佑班禅大人长命百岁、永远白白胖胖！”

蔡智明提醒他：“班禅活佛可是个黑胖子”

“咦？我怎么觉得班禅比以前白净多了”

“…………”

1936年8月20日，九世班禅返藏的队伍离开了拉卜楞寺。

走在队列前头的是高举旗帜和招牌的喇嘛，接着是乐队。奏乐的喇嘛抬着丈把长的大喇叭，“呜噜哇啦”吹得怪热闹。不过，他们再热闹也比不上仪仗队的动静大，三中队用迫击炮打了二十四响礼炮，“轰轰隆隆”，震得好多牛马都受了惊，没命地四处乱跑。

班禅出发时带着三顶轿子。最大的一顶是骡轿，前后都用骡子驮着，骡子的头上戴着红绒球、前胸和脖子上挂着红须子，鞍具上的配饰全是金子做的，十分威猛漂亮；班禅日常乘坐的是八抬大轿，轿身宽大、可以在里面睡觉；另外还有一顶四人抬的小轿，是预备走山路时用的——这三顶轿子的外面都蒙着黄色的绸缎，金光灿烂。

据说班禅大师还有几辆小汽车，也蒙着黄绸子。可惜丢在内地不能带回西藏了。

班禅大师坐在八抬大轿里，轿子前面是他最信任的几个神职“堪布”。轿子旁边围着一群喇嘛，有的背香炉、有的抬檀香木、有的抱着灯具和茶具，还有几个人扛着四棱见方的大铜棒子，搞不懂是兵器还是礼器。

行辕的人马走在八抬大轿的后面，紧挨着班禅的是“大师卫队”。

说起来，蔡智明他们这个仪仗大队只能算是班禅行辕的“外围护卫”，因为九世班禅有一个完全由藏族人组成的卫队，那才是他的“内卫”。

大师卫队有两个分队、二百人左右，服装不统一、有俗家弟子也有喇嘛，虽然看上去怪模怪样，却对班禅绝对忠诚。据说这些年青人都来自于班禅的家乡，从小在班禅的身边长大，他们在北平学习军事、学习文化，还学过修理机器和开汽车……是班禅返藏之后的栋梁之才。

仪仗大队的一部分人在前面开道，另一部分在后面押运辎重。

队伍的末尾，和辎重队一起行走的是那些跟随班禅进藏的信徒们。刚开始的时候足有四五万人，走着走着就少了一半，也不知道是掉队了还是转头回家了。

仪仗队的行李装了一千五百付担子，而班禅行辕的物资就更多了，多到连他们的管事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件，只能估计着说“大概有两三万驮”。好在没人敢偷活佛的东西，护卫人员不必担心行辕物资的安全，只要管好自己的军需品就行了。

负责运输行李的人叫“乌拉”，藏语“差役”的意思，这些人都是自带粮食、义务干活的。班禅大师需要人手的时候，就打发个叫“格筹”的官员到沿途的村子里吼叫一通，大家听了，立刻自动到供养保护神的地方集合，能出钱的出钱、能出力的出力，一会儿就可以把“乌拉”凑齐，实在方便得很。

“乌拉”来的时候大多带着牦牛，牦牛的个头比内地的水牛小一点，能爬雪山、过草地，力量很大。“乌拉”队伍走一段换一拨人，始终保持着庞大的数量，无论是搭桥探路还是装卸鞍驮，个个任劳任怨、不用别人操心。

行进途中，蔡智明登高眺望。只见漫无际涯的旷野上，一队队骡马、驮牛和“乌拉”按各自的部落保持着一定的间距，各队人马插着不同的旗幡，陆续跟进、连绵不绝、浩浩荡荡，场面真是壮观极了。

队伍虽然壮观，可行进的速度实在太慢。班禅活佛坐着八抬大轿，一路吹吹打打、鼓号喧天，一天能走个三四十里就算不错了。

刚开始，队伍向着四川方向走，可走到半道就听说过不了金沙江，只好逆江而上、绕道青海。

金沙江畔的道路十分险峻，一侧是高耸的绝壁、另一侧是湍急的江水，遇到塌陷、滑坡的地段，刚踏上路面，泥沙和石块就往悬崖下滚，让人胆战心惊。江边随处可见人马的枯骨以及摔烂的驮鞍木箱，大家都不敢骑马了，有的人甚至吓得趴在地上不敢站起来，要用绳子拴着才能拽过去。

这段冤枉路耽误了不少时间，所以大队人马直到深秋时节才进入草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蔡智明沿途经过的地方大都是藏语地名，他弄不清应该怎么写，但他知道自己曾经渡过黄河、通天河，曾经爬过阿尼玛卿山（玛吉雪山）和巴颜喀拉山，还走过许多荒原和沼泽。

草地连绵数百里，每穿越一片无人区就需要八九天甚至十多天的时间。深秋，高原旷野上狂风肆虐，西北风从凌晨四点刮到上午十点，中午停息片刻，下午三四点钟又接着刮，人马在湿地里顶风行走，真是苦不堪言。

进入冬季，气候更加寒冷，天上飘着鹅毛大雪，晚上宿营时也只好把帐篷搭在积雪上。给帐篷的四角固定桩钉是件很困难的事，钉子打浅了，一阵风就能把帐篷掀走，打得深了，钉子又会被冻土咬住，第二天用十字镐都挖不出来。

睡觉之前用油毡把帐篷的缝隙遮盖得严严实实，可到了夜晚，寒霜照样能从不知什么地方钻进来、在被褥上撒满一片雪白。早晨醒来的时候浑身冻得生痛，呵出的水气在眼眉处结成了冰，稍不注意就会被冰凌子刮伤了脸。

在草地行军，每天吃两顿饭、有时候只能吃一顿，这不是因为缺粮食，而是为了节约燃料。虽说是在大草原行军，其实四周根本就找不到可燃的柴草，烧火只能使用干牛粪，不省着点用不行。

高原上的氧气稀薄，生炉子的时候就需要“吹火”。

在蔡智明的家乡，吹火是用一根空心竹杆吹气，可在这里却使用“鼓风机”。那玩意实际上就是一个掏空了内里的羊皮囊，羊头的部位扎了根铁管子，生火的时候把铁管的前端插进炉子里，两个人抓着羊的前后脚，一压一抬地来回推拉，鼓捣出来的风力还不小，真是挺好玩的。

仪仗队的粮食是由班禅行辕提供的，需要的时候就派人去领。食物的数量管够，可那些东西却实在不合汉族官兵的口味。

藏民的主食是“糌粑”，也就是青稞制成的炒面。

草地上没有磨子，可他们却挺能想办法：先把炒熟的青稞装进一个皮口袋，再往袋子里放进一些干净的石块，然后扎紧袋口，三两个人围着它坐下、你踹过来我踹过去。等到把自己折腾暖和了，袋子里的青稞也就摩擦成了粉。

吃饭的时候，先把炒面放在碗里、倒入酥油，然后一手托着饭碗旋转、另一手在碗里捏，捏着捏着，揪下一坨“糌粑”抛进嘴里、再喝口“酸奶子”。藏民吃“糌粑”时的饭碗、手掌和嘴巴都很干净，可汉族人就差劲了，不仅口味不习惯，而且弄得地上、手上、脸上、甚至衣服上全是酥油和炒面末子，简直一塌糊涂。

在草地上，最好吃的食物莫过于“抓羊肉”配“杂碎汤”。大块羊肉和着肠肝肚肺用大铁锅乱煮一通，半生不熟的，吃的时候不用碗，左手抓着半斤左右的一坨，右手拿着把锋利的小刀，一片片地割下来送进嘴里，看上去十分豪爽。

蔡智明也试着吃了几回，那味道说是“腥”也可以、说是“鲜”也不错，见仁见智。可就是不能仔细观察，羊肉都是半生熟的，抓在手里血水淋漓，让人觉得毛骨悚然，并且那些肉块上都还带着羊毛，用刀子刮不掉，只好稀哩糊涂地吞下去。

大家开玩笑说：“象这样吃上一年半载，肚皮里的羊毛可以织几件毛衣了”。

吃不惯藏族的伙食，于是就自己想办法。仪仗队的库存里还有几十斤粉条，原本是准备到西藏以后再吃的，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一伙军官支起炉子就开煮。

周围的藏民看着锅里的粉条直纳闷：“咦？怎么煮虫子吃呀？”。

蔡智明找了些野葱当佐料，人们瞧见以后更是惊叫起来：“哇咔！他们还吃牛草，真是一群怪物！”

过草地难，爬雪山更难。

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拉山都是终年积雪、草木不生的大山，时值冬季、寒风刺骨，白茫茫的山巅让人望而生畏。可班禅大师一定要抢在大雪封山之前翻越山口，大家也只好硬着头皮往上爬。

山势陡峭，登山的时候不仅不能骑马、反而还要牵着马走。有的地方积雪很深，一脚踩上去就陷到了膝盖，让人迈不开步子；有的地方又冻得坚硬光滑，稍不注意就摔倒、一跟头能溜出去两三丈远。蔡智明一手护着枪械、一手抓着马缰绳，不知道跌了多少跤。

越往上走越寒冷、空气也越加稀薄，人人都觉得心跳加速、头晕目眩、呼吸困难、直想呕吐。可即便是这样，班禅大师和高级僧官们依然安坐在轿子里，一顶顶黄色的、红色的、蓝色的暖轿在雪峰间飘然而上，让人实在佩服轿夫们的毅力、也让人实在羡慕活佛们的福气。

为了避免引起雪崩，班禅的乐队不吹喇叭了，人们埋头攀登。

走在队伍最前面是十几头牦牛，据说牦牛懂得判断险情、可以避开可能塌陷的地方。蔡智明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不过他认为让牦牛担任探路的工兵，总比让活人在前面冒险要仁慈一些。

在攀越雪山的过程中死了不少人，仪仗队也被翻倒的驮牛压死了一个士兵。用喇嘛的话说，他们的功德圆满了。

山顶上冷极了，所有人的须发都成了白色，军装上覆盖了厚厚的霜雪，帽檐上的水气结成了冰帘。曾队长再三提醒部下：“千万不能随便搓揉鼻子耳朵眉毛胡须，一摸就会掉、再也长不出来了”。大家对这个说法半信半疑，可谁也不敢较真尝试一下。

二中队的少尉文书是个很壮实的小伙，一路拽着军马走。那马儿被扯得总是张着嘴，结果舌头就和衔铁冻在了一起。到了山顶上，小伙子使劲一拉，马舌头居然被扯成了两截，那匹可怜的马儿一蹦老高，翻下山去死掉了。

还在山脚下的时候，喇嘛们就告诉随行的信徒：班禅活佛已经向神灵祈福，山神表示欢迎大家、并且为活佛准备了供品……等人们爬到山顶，果然看见茫茫的积雪中耸立着一处险峻的石壁，石缝中没有冰雪、却夹着几只白色的绵羊。

虔诚的藏民们顿时激动地趴在地上使劲磕头。蔡智明虽然明白这是班禅预先弄下的玄虚，但还是觉得很提精神。

在背风的地方稍事休息，炊事员煮糖开水给大家取暖。

山顶上的气压低，锅盖上的冰还没有化、锅里的水就已经沸腾了。“开水”就和温水一样没多少温度，一杯水喝了没两口又冻上了，只好又放回锅里再加温。

蔡智明忽然有了个想法：“活佛的神通广大，要是请他作法，在这里蒸一笼包子给我们吃，那就太圆满了”。

大家都说：呸呀呸！想得倒美。

下了雪山，就要过通天河。

队伍在此之前两次渡过黄河。过黄河乘坐的是“羊皮筏子”，就是用三十只干整羊皮，充足了气，绑在横捆竖扎的木棍上，一只筏子能坐二十多个人。牛马牲畜是游水过河的，过黄河的时候，仪仗队的军马没有遇到问题，老百姓的牲口却被冲走了不少。

到了通天河，河面上已经结冰了。涉冰过河，稍不留神就会摔个人仰马翻，行军途中不时能听到哄笑的声音，那肯定是又有谁出洋相了。

通天河在这一段蜿蜒曲折，有时候一天要渡几次河。这里的支流也很多，有的河面冰层很厚，有的地方却很薄，冰层破裂的地方经常有鱼蹦出来，七八寸长的活鱼在冰面上乱跳，引得官兵们纷纷去抓。

绝大多数的藏民是不吃鱼的，他们认为鱼类滑溜腥臭、吃了会得麻风病。可汉族人却不在乎这些，逮到鱼之后又煎又炸、大快朵颐。

河水深浅难以预料，有的冰层坚固牢实，有的地段冰面就比较复杂。

临到玉树的前一天，蔡智明和曾大队长走在一起。因为被人马踩踏过的地方比较不滑，所以蔡文书就专拣有缝隙的地方走，结果走着走着，冰面突然破裂，他和曾铁衷同时掉进冰冷刺骨的水里，被捞起来的时候已经冻得浑身发青、说不出话了。

同伴们赶紧替他俩搓揉身体、换上干衣服，然后送到“窝子”上去。这“窝子”其实就是个小帐篷，下面是张行军床、顶上有个布罩子、两头由“乌拉”抬着走。属于比较高级的待遇。

蔡智明觉得躺在“窝子”里面挺舒服的，可曾铁衷却很不满意。他在行军床上气得直骂：“老子坚持了四个月，最后一天反而被人抬着走。蔡智明！你小子坏了我的名节”

蔡文书只好在被窝里捂住耳朵，假装睡着了。

1936年12月18日，班禅行辕和仪仗大队到达青海玉树的结古镇。当地的数千民众冒着大雪出来迎接活佛，照例，又有一番隆重的仪式。

九世班禅的行宫设在结古寺的甲拉颇章宫。

在这里等待他的，又将会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