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完颜亮的一生（下）八、南伐 2：汴京 1 -- 1001n

　　众所周知，迁都费时、费力、费钱，还要做大量的舆论准备工作，不是非常必要，即便是皇帝也懒得费那个事。既然如此，到底是什么促动了完颜亮的心思，以致执意再次迁都呢？

　　可以作为证据的，正是他自己向天下臣民颁布的诏旨；以下相关文字，引自《修汴京大内诏》，见于《全辽金文》第三八二七页：

　　　　朕祗奉上元，君临万国，属从朔地，爰出幽都。

　　其中头九个字是历来诏书八股中的套话，可以略去不看。然后说从边远地方（上京）过来，迁居到幽燕之地的燕京，以之为都城。但是，

　　　　犹[左足右局]蹐于一隅，非光宅于中土。

　　意思已经很明白了：完颜亮仍然嫌中都偏！之后绕了几句后，开始点题：

　　　　大梁天下之都会，阴阳之正中，朕惟变通之数，其可违乎？

　　当然了，这么好的地方不拿来做首都，那是连俺也不敢的啊！

　　闹了半天，敢情都是汴京自己不对，谁让你发展得这么好，又恰在“阴阳之正中”呢？所以，明明是“朕欲迁都汴京”，现在，也只能理解成“汴京欲朕迁都”了。

　　话已至此，后面的就简单了：

　　　　其大内规模，一仍旧贯，可大新营构，乘时葺理。

　　简而言之：规模不变，但俺要全新的！

　　如此看来，他“加兵江左，使海内一统”，进而“居天下之正”才是终极目的，至于“迁都汴京”，则是为达到终极目的而作的准备工作。

　　前文我们说过，当初之所以迁都燕京而不是汴京，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人心尚不可用，而并非汴京本身的硬件条件不够。老实讲，即便到了再次迁都的现在，“人心”也难说就已经发展到足够作为首都的程度；但是，完颜亮可真是有点等不及了；或许在他看来，在上台后的这七年多时间里，通过大肆杀戮和持续改革，自己已经把“内政”大致料理清楚、可以着手进行“统一”了。

　　要“统一”，就要动武；要动武，就要有人力、物力的准备。以当时的条件而论，南迁首都确实会给备战工作带来一定的便利；只是，“朕欲迁都汴京”时，为什么还要特意强调“将宫室重修”呢？

　　这一回，难道还要仿照迁都燕京的前例，再对候选首都进行大规模的重修么？我们知道，汴京本身很繁华也很发达，以致当年完颜亮之所以专门派出队伍赴汴京取经，来规划燕京的未来模样；既然它本身已经这么“到位”了，又何必专门提到“重修”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诏书里其实也有答案。原来，汴京的皇宫——也就是以前曾经住着赵宋王朝诸位皇帝的那个皇宫，因为“将命不虔”，早就“烬于一炬”，现在已是一片废墟了！

　　说起来，这么好的皇宫，完颜亮还真舍不得毁掉；但是，他舍不得，不代表老天也舍不得。大约在一年半以前的贞元三年（1155年）五月，汴京皇宫失火了。在连续不断的激烈氧化反应中，整个皇宫的建筑群几乎完全被烧毁，昔日的雕梁画栋，也就这么变成了安全警示教育的最好教材。事故发生后，极端愤怒的完颜亮几乎是立刻就组成了火灾事故调查组，打算找出幕后黑手；但是查来查去，这起重大事故却始终找不到直接责任人。

　　我们知道，即便是这类的“天火”，最终也一定会落实在具体的“人祸”上；既然没有抓到纵火的凶手，那么负责防火的那些人，肯定就是罪犯──在完颜亮为此专门颁发的诏书中，这个逻辑被表白得异常清晰：

　　　　朕非以宫阙壮丽也。……汝等不知防慎，致外方奸细，烧延殆尽。……押宿人兵法当处死，疑此辈容隐奸细，故皆斩也。

　　于是，南京（也就是汴京）宫室消防处的警卫，也就是诏书中的“押宿人”，被从重论处，一口气斩首了13位。从他们往上追溯，所有的直接上级首长，按领导责任的大小，依次从重处罚：南京兵马都指挥使，挨一百五十板子，开除出干部队伍；南京留守和都转运使二位，各挨一百板子，开除出干部队伍；南京副留守和留守判官二位，各挨八十板子，行政连降三级。

　　通过这个并不出奇的案例，我们倒是能发现一点点隐蔽的历史规律。失火，本来就是说莫名其妙地着了火，而防灾的人没有看守好，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并不奇怪的。但在诏书中，却把不知道为什么着起来的火归咎于敌人破坏，而本来很可能只是“疏忽大意”的防火人，则被怀疑为纵容敌人的破坏、甚至可能进行了故意的配合。

　　这个潜在的逻辑，可就非常耐人寻味了：第一，没有凶手，那么就需要“找到”凶手；在查不出个眉目的前提下，又有谁还能比坏事做尽的“外方奸细”更像凶手呢？既然如此，他们当然就是凶手。第二，“防灾不慎”是个罪名，但怎么说也是无心之失。为了让朝廷内外、官场上下高度重视，从此不再出现类似事故，就有必要把罪名严重化；那么，最能“严重化”罪名的，当然是把“无心”改为“有意”。如此一来，上下两个判断一合并，南京大火就从“失火”变成了“里应外合，恶意破坏国家重要财产”；而这么一搞，再冒出十三个脑袋也不够顶罪的──于是第三，也就不可能有谁替他们申辩，毕竟，谁敢为“容隐奸细”的可疑卖国贼求情呢？如果你非说他们冤枉，那就麻烦你找出你认为不冤枉的人来吧……

　　杀便杀了，还要杀得旁人无话可说，这套手法，在中国的史书上，确实是屡见不鲜了。只是这一回，那十三个费心救火、最终却掉了脑袋的兵士们，他们对“疑此辈容隐奸细”的那句“圣裁”，是不是觉得死冤死冤的？

　　也不会有谁知道了……

　　就这么着，这片曾经壮观过的废墟一直在汴京摆着，直到此次完颜亮下定决心进行重修为止。因此，说是“重修”，其实基本就是在“重建”。而作为一个皇城，要想重建，谈何容易？何况汴京皇宫曾是那么豪华，想要恢复当年的风采，怎么说都是一个超大的工程啊……

　　现在，且让我们看一个例子，就能大概知道修建汴京皇城是个多么困难的过程了；这个例子，就是运木头。

　　形容宫殿的精美时，我们常用“雕梁画栋”这个成语。而所谓“雕梁画栋”的“梁”，指的就是在水平方向支撑房顶、承受剪力的木柱；而“栋”，则是指主要承力的正梁。梁也好、栋也罢，它们都需要“顶梁柱”的坚固支撑；而巍峨的宫殿，又怎么能没有如梁柱这些极为坚固的构件呢？

　　我们记得，从前在修建中都的时候，还能从汴京这里拆除主要建筑材料以供使用；但现在要修汴京皇城了，总不能退回去再把中都皇城给拆了吧？不是说“再拆了比较浪费，还不如当时就不拆走”，而是拆了以后，流离失所的天子完颜亮还不活砍了你？

　　这也就决定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梁和柱的原料只能重新去找，去从粗大的优质木材中遴选。而这些被称为“巨木”的优质木材之所以能够成为“巨木”，正是因为它们在生长的过程中，没有受到人类的过多打扰和提前砍伐。反过来说，凡是距离人类聚集地比较近的地方，也就不可能找到什么真正的“巨木”。如此一来，逻辑的线索也就异常清晰：想建设宏伟的宫殿，没问题，先去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找原始森林吧……

　　最终，人们在关中地区发现了适合的“巨木”，具体地点则在青峰山（据1001n估计，可能是今天陕西省宝鸡市附近的那座青峰山）里。

　　不出意外，这里“高深阻绝”，以致于“唐宋以来不能致”。类似的，除了上述从青峰山采出的“陕西巨木”以外，还有一些是从“河东（黄河以东）”地区开采的，具体地点不详。但是我们不难想象，那里的交通条件一定也差不多──如果说还有什么能称得上是“交通条件”的话……

　　而为了把巨木们运出深山老林，古代的“工程兵”们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工作：

　　逢山开路──他们“构崖驾壑”，仿佛今天在山区修建公路一般，在蜿蜒的山脉间“起长桥十数里，以车运木，若行平地”；

　　遇水架桥──他们“开六盘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

　　这两句话，看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但是在山区“起长桥十数里”和“开……水洛之路，遂通汴梁”，又哪里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想想当年的施工条件就不难明白，这简直是纯粹用人力耗成的工程啊！

　　比起开山而言，让木头们顺水漂下，似乎是难度很小的一步，好像可以干脆忽略过去。但是，这些“河东、陕西材木”从渭水的这头放下去以后，还要从黄河的那头捞上来，并不是说把木头扔进水里就不管了的；毕竟，每根被抛入河流的巨木，其开采代价都太大了，实在是丢失不起啊。

　　问题跟着就来了：怎么保证这些木头不在水路中丢失呢？下游加强拦截是一个办法，但是在漂流途中，如果它们被提前冲上岸或者干脆被别人给短路截走了，又怎么办呢？

　　一边是紧迫的工期，一边是辛苦采伐得来的巨木，哪个都疏忽不得。于是，官员们采取了一个对他们来说最最省事的办法，那就是指定专人看守这些漂流的巨木。不管怎么说，人可都要比木头好找多了。于是，就剩下了最后一个小问题：这些人怎么才能全程跟踪那些在激流中浮荡的巨木们呢？

　　在官员们看来，答案实在太简单了：让他们跟着木头们一起漂呗！

　　于是，巨木们被捆扎成了筏子，看守这些巨木的人则变成了筏子上的筏工。他们要一路跟随着筏子漂流到下游的接收点，整个过程才算结束。对他们来说，任务空前地简单，只有两个：押运巨木到汴梁附近的接收点；让自己活下来！

　　“雕梁画栋”以外，我们今天常用的另一个成语“中流砥柱”，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八路军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等等；但是，当我们到了河南省三门峡市附近的黄河边上，大概才会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中流砥柱──在这里，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留下了《砥柱》一诗，其中就说到

　　　　禹凿锋鈚后，巍峨直至今。

　　　　孤峰浮水面，一柱钉波心。

　　　　顶压三门险，根随九曲深。

　　　　拄天形突兀，逐浪势浮沉。

　　仔细揣摩字里行间的意思，这砥柱之险，当真不是虚言！

砥柱山

从前这里没有什么三门峡水库，黄河的水位更高，激流也更凶猛，山体露头部分更少

　　从审美的角度来说，激流中的砥柱山确实很有味道；而对于要掌控着筏子顺流而下的那些筏工来讲，它只意味着三个字：鬼门关！当那些巨大的木筏以很高的速度冲下来时，一旦躲避不及，撞在了砥柱山上，等待它的，必然将是筏毁人亡的惨剧，记录在史书上，就是“经砥柱之险，筏工多沉溺”──而当我们凝视其中的“沉溺”二字时，那些可怜筏工的无助，又何尝不是跃然纸上呢……

　　事情还不止于此。由于“黄河漂流”的天然危险性，筏工遇难的比例相当高；可是要把伤亡数字如实地报上去，负责的官员又实在没有这个胆子。不管怎么说，这些黑色的数字都只能证明这些官员的无能，也许会害得他们丢掉乌纱帽，甚至付出更大的代价。

　　从逻辑上讲，从上游出发的筏工是有明确数量的，而下游又看不到这么多的筏工，所以，他们一定是“消失”在这段水路上了。“消失”，严格说来并不假，那些冤魂们确实消失在了茫茫黄河之中；但对那些饱经官场恶浪锤炼的官员们来说，这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倒因为“消失”二字而冒出了新的救命稻草──他们本能地拿“消失”做起了文章，将“被动消失”变成了“主动消失”；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筏工们不是死在了路上，而是跑掉了！

　　筏工被淹死的太多，说明官员们设计的漂流筏制度有缺陷，进而说明官员们低能；而跑掉的多，那就只能说明“愚民”们公然反对国家政策，肯定要严厉打击。于是，本来是草菅人命的运输设计，现在却居然造就出了新的政绩增长点，那就是“捕逃”。问题是，人都淹死了，你去哪里捕呢？这个本来就是悖论的问题，在官员们看来却根本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你真要是跑掉，总得回家吧？你最想念的，总是你的家人吧？于是，这种瞒天过海的缺德逻辑，导致了一个更加惨烈的人祸，那就是被淹死的筏工的家属们，居然也被禁锢起来；名义上是促使逃跑的筏工归队，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对他们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亲人的惩罚！

　　对于筏工来说，简直是没了生路：要想家人不被禁锢，就必须活到终点；问题是，他们也想活到终点，但滔滔黄河答应吗？中流砥柱答应吗？一旦翻沉，一旦撞上，人亡之后必然是家破──这样的困境，压根就是要活活逼死人啊！

　　其实，这样的暴政，和一切商品一样，都是有价格的。视民如草芥，长时间毫无恤意的予取予求，必然会渐渐累积成天文数字般的愤怒，最终，它也必定会让不得不为此买单的人痛到吐血！

　　后来，总算有位还存有一丝天良的官员，向完颜亮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建议改掉这个该死的运输办法。他叫郑建充，当时是平阳尹。

　　说起来，过去仕宋、后又降金并对金朝还算相当尽忠的郑建充，也是一个很具有矛盾性的人物。金史上说他“性刚暴”，家里豢养着十几条猛犬，奴仆有罪先予以鞭笞，然后就让猛犬上前撕咬，以致“骨肉都尽”。但是，正是如此狠辣乖戾之人，居然会越过层层官僚，主动将民间疾苦直接上奏给完颜亮，为那些冤屈的筏工说话，正所谓“人不可貌相”；而且，这还不是唯一的一次，后文我们还会提到他。

　　我们都知道，官场上是有一些行事规则的，比如大家都缄口不提的事情，自己最好也不要出那个风头。此奏一上，以完颜亮的聪明程度，焉能看不出其中的问题？以完颜亮的狠酷程度，焉知后面会有何种结果？所以，对于这种必定得罪同僚乃至上级的事情，辛苦走上仕途的人，往往都聪明地避而远之；但是“于敌、己上一无所屈”的郑建充，看起来却满不在乎。比如省、部下发的文件，如果他认为里头说的与法规不合，就拿来垫在屁股底下坐着，有的文件就这么“毁裂”了；而这样的行为，当然也会让高层官僚的“在位者”很不爽。但是他又不是对谁都这样，比如，他居然会“谦逊下士”──行文至此，感觉一片混乱：对上骄横，对下谦逊，这个郑建充啊，怎么非要反着当官呢？

　　当然，这样的人肯定没法在官场长久地混下去。后来他被诬谋反，由于手掌大权、“素与（郑）建充有隙”的“摄事者”“恐其得释”，于是直接插手，最终使郑建充被整死在狱中，连他儿子去申冤，也被整死了……

　　回到正题。郑建充向完颜亮建议，这筏子到了砥柱山之前就解散开，任其漂流下去，在下游，另找善于游泳的人去打捞；而那些被禁锢的筏工家属，也就释放了。值得注意的是，郑建充的建议完全是在“规则之内”的，也即并没有全盘推翻从河东和陕西采伐巨木并通过水路运输的办法，也没有完全取缔木筏，他要求改变的只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砥柱沉溺之灾，对于之前造成如此现象的官员，也没有要求予以惩处。因此，新方案很容易被皇帝接受；而从这个意义上讲，动辄把部省公文坐坏、看起来脑袋里面少根弦的郑建充，其实不仅不缺心眼，相反还是很有分寸的。

　　与郑建充类似，当时还有一位叫李晏的中牟县令，也向上级建议进行散木漂流，最终获得了批准。估计是由于他这个区区七品芝麻官还见不到完颜亮、也没有直接上书的资格，因此所提的建议，只能向行台尚书省发出──以上这些文字，见于《金史·卷九十六·李晏传》。但是我们知道，行台尚书省至少在八年前就已经被完颜亮撤掉了，这个建议又怎么可能向一个不存在的行台尚书省提出呢？没有办法，姑且在此一笔带过吧。

　　一个貌似简单的“运木头”，已经让我们看得很头大了；但是，这么麻烦而费力的工序，和整个重修汴京工程比起来，还真是算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