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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八)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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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八)

继中国远征军宣布收复松山之后,日军也公开承认“拉孟守备队全军玉碎”。

国民政府随即公布了日本方面的“战败声明”,蒋介石委员长、何应钦陆军总司令、以及远征军的卫立煌司令官相继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中国远征军的英勇业绩,赞扬他们“完成了神圣的使命,为全军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实事求是的说,参加松山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是配得上这个赞誉的。

1944年下半年,中国的抗日战场正处于十分窘迫的境地。东线的战事吃紧,豫湘桂战役中的国军接连失利,损失兵力近七十万、丧失国土二十余万平方公里、丢失城市一百四十六座,不仅整个“大陆交通线”被日军打通,而且,大溃败的局势几乎迫使国民政府“迁都西昌”……然而,在西线,远征军却是一路凯歌,不仅攻克了腾冲和龙陵,而且在随后的追击作战中相继收复芒市、瑞丽、畹町,接着又杀入缅甸境内与“驻印军”会师,并最终打通了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一举解除了日军对西南大后方的威胁。

虽然国军在松山战役中的伤亡很大,并且,西线收复的国土远不足以弥补东线丢失的面积。但在当时,滇缅战役的胜利不仅在军事上使得军队避免了全面崩溃的危险,而且在政治上挽救了中央政府的国际声誉,更在精神上极大地鼓舞了大后方军民的抗战信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松山作战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是必须的、也是值得的。

我们知道,抗日战争中,在中国战场并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转折点”的战役,但如果硬要找个“近似的转折点”的话,以马甲个人的观点,1944年的松山之战比较具备类似的特征——因为,远征军的一系列胜利是从松山开始的。在松山,中国军队攻克了抗日战场上最为坚固的防御体系,并且第一次创造了全歼整编制日军部队的记录。自松山战役之后,国军在西线的攻击作战连连得手,三个月后,东线国军也开始转入反攻,从此以后,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上完全处于被动的守势,直到战败投降,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大规模的进攻行动。

因此,虽然从战术而言,松山之战还存在着许多不如人意之处,但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国军在松山取得的胜利确实是十分及时、十分辉煌的,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并不为过。

松山战役的另一个效果,是使得参战的国民党官兵直观地感受到:只要和美国人在一起,手里就能有先进的武器、战场上就有充足的弹药、天空中有招之即来的飞机、地面上有压倒对手的大炮;只要获得了美国人的支持,部队的装备就能比日军更加先进。因此,只要国军的表现不让美国朋友失望,就可以变得越来越强大。

在1944年的滇缅前线,比任何“精神训话”更有说服力的是成百上千辆的美国汽车,是那些道奇、福特、司蒂倍克、奇姆西、威力斯……以及那些卡车上装载着的枪支弹药、机器设备、汽油柴油、药品食物、牛奶咖啡巧克力、羊毛毯子牛肉罐头……当各式各样新奇的、先进的物资装备源源不断地从境外运进来,堆积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就仿佛有一种无声的语言不容置疑地告诉大家——只要拥有了美国这个盟友,这场战争,中国赢定了。

我们能赢,这没问题。可是,日本鬼子什么时候才会认输?大家却没有把握。

松山战役,日本军人用他们的顽强和死亡,给获胜的对手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其实,驻守松山的第56师团并不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他们的士兵大多是入伍时间不长的“乙类补充兵”,并且,松山阵地也没有真正被包围,始终有一条通道可以撤往缅甸方向。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个月的时间里,以一敌十的松山守备队硬是打到全军覆没也没有弃阵逃跑,这给参战的国军官兵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惑。

在这以前,中国战场上都是日军攻、国军守,现在终于轮到国军主动攻击了,可一仗下来,大家却发现日本人的防守竟然比他们的进攻更加可怕。腾冲和龙陵只不过是西部边陲的两个不起眼的小城镇,如果收复这一小块国土就需要耗费如此长的时间、承受如此巨大的伤亡,那么,要消灭全部日寇、实现“打到鸭绿江”收复全部国土的目标,战争还将持续多久?还需要牺牲多少人?

在当时,蔡智诚和身边的战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比较得到公认的观点是:“少则五年、多则十年,拼光我们这一代人、干掉日本的全部男人,这场战争才能够结束”。

于是,刚刚踏上战场的蔡智诚就开始预测自己还能生存多久。他觉得自己不大可能活到抗战胜利,只是希望可以坚持到反攻武汉——如果能够看到大哥蔡智明牺牲的地方被国军收复,自己就死而无憾了。

不管战争还要持续多久,当兵的只要敢于牺牲就行了,可当官的却必须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掌握新的战法。

松山战役之后,针对日军防御战术的特点,国军组织了大规模的观摩研讨活动,一时间,各战区都派了高级军官到松山阵地参观考察。军委会的初衷本来是希望大家认真研究“攻克阵地”的办法,有意思的是,这些黄埔系的军官们到阵地上看了半天,进攻的新方法没有想出来,却被鬼子的坚固工事吸引住了,觉得大开眼界,纷纷认为自己掌握了“防御的精髓”。

只可惜,这个防御的本事学到手的时间太晚了一点,因为,此时的日军已经没有能力再做进攻了,所以直到日本投降,“松山经验”也没能在抗战中派上用场。

(不过,这却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在后来的内战中,许多国军将领总是惦记着“松山经验”,遇到两军交锋,动不动就扎起马步、埋头修工事,一门心思地想表演“松山第二”,结果却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机动能力,不是被共军围点打援、就是被各个击破,很少能够守出点名堂来,真是丢尽了日本师傅的脸——当然,这是后话了)

上级军官考察业务,轮不到蔡智诚这样的小兵操心,他的任务是接待来访的民间团体。

松山战役之后,云贵川社会各界组织了大批慰问团到前线劳军。一般情况下,军方不允许这些团体越过惠通桥进入松山,原因是战区里还有许多未清除的地雷和未清理完毕的尸体,无法保证民间人士的安全。

于是,热情的人们就跑到部队营房的门口。握手拥抱拍照片、献花献匾献锦旗、敲锣打鼓放鞭炮、送烟送酒送火腿。

第八军当时正在云南保山休整。蔡智诚每天穿着崭新的军服、站在军营的门口,看到中国人就说“你好”、遇见外国人就说“哈罗”,然后再把国军将士英勇杀敌的光辉事迹背诵一遍。

慰问团里比较活跃的人物,或者是白发苍苍的名士乡绅、或者是如花似玉的太太小姐,他们对文质彬彬的蔡智诚的印象十分不错。听完学生兵讲述的战斗故事,白发苍苍激动得胡子直翘,纷纷挥毫疾书,“高歌慷慨赴疆场,壮士弯弓射虎狼”,“三山五岳擎天柱,万古千秋不世名”……而那些如花似玉们则纷纷要求合影留念,于是,蔡智诚每天都要对着镁光灯摆弄十几次造型——镜头里,他手里端着喷火枪,面前摆着汽油罐,一大帮浓装艳抹的旗袍女人依偎在前后左右,真是飒爽英姿、莺歌燕舞,既威武又风流。

慰问团经常提到一个问题:“军队里象你这样的学生兵多不多?”,蔡智诚总是回答:“有很多,现在他们都执行任务去了”。可他心里知道,营房里别说学生兵,就连壮丁兵也没剩下多少,经过一场松山血战,103师几乎被打残,三个团都成了空架子。

营房里人员稀少,医院里却人满为患,所以遇到空闲的时候,蔡智诚就去看望伤员。

陈永思团长在病床上躺着,精神却很好。一颗子弹把他的肚子打了个对穿,却没有伤到什么重要器官,算起来运气真不错。

有一次,蔡智诚说到松山日军的顽强精神让人畏惧,陈团长却有不同的看法:“日本兵也是人,他们也会怕死,松山守备部队之所以始终没有撤退,不过是因为他们以为会有援军来救援。过去,我们在上海湖北湖南与日军交战,周围哪怕只有鬼子的一个小队,他们也会拼命赶过来支援,所以小日本只要知道附近有自己的队伍,他就不害怕、死缠着和你打。可这次却不同了,打到最后也没见一兵一卒来帮忙,这说明什么?说明日本人不行了,明知道松山顶不住,硬是把他们丢下了!我给你说,这样的事情只要多出现一两次,军心就懈了,再不会有部队愿意死拼死守,照这样下去,小日本距离最后完蛋也就不远了!”

“人在江湖上闯荡最怕什么?怕没有朋友”,陈永思接着说:“军队在战场上拼杀最怕什么?怕没有友军协作。敌人再凶狠也不可怕,我们可以鼓起勇气和他们对杀,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彼此间不信任,互相算计、见死不救,这样的话,仗还没有开打就先泄了气,拳头捏不紧,终究会被别人掰断了手指头……”

事后想来,陈团长的这番话显然是有感而发,只不过在当时,新兵蔡智诚还没有这个体会罢了。

在医院,蔡智诚找到了罗烟杆。

罗烟杆的脸上中了一枪。子弹从耳朵旁边打进去、又从嘴巴飞了出来,枪弹进去的时候撕掉了半边耳廓,出来的时候扯掉了一块嘴唇,搞得罗烟杆破了相。不过,这个伤势虽然会使得他今后吃饭喝汤、或者娶媳妇相亲出现重大困难,却不会影响他当兵打仗,所以,罗烟杆伤愈之后,还必须继续扛枪上前线。

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普通士兵并没有正规的档案,所以伤兵痊愈之后也许回到原部队、也许就不回去了。一般情况下,受过伤的老兵具有战斗经验,各个部队都是抢着要的。

医院的门口摆着好几张桌子,各路人马都在那里招揽老兵。有的喊:“到这里画押啦!见面就发一个月军饷!”,有的嚷嚷:“伤兵补助!当场兑现!”……就象吆喝买卖的一样。

第八军的部队中,只有荣誉第一师的经费最为充足,既不拖欠军饷、也能兑现伤兵抚恤,他们的桌子上码放着一摞摞的钞票,十分具有诱惑力,引得有些伤员伤口还没有痊愈就跑去领钱了。103师没有那么多现钱,军饷是“分期付款”的、战伤补助也需要用实物替代,所以时常可以看见一些出院的伤兵背着半麻袋大米沿街叫卖,活象个二道贩子。最惨的是82师,要啥没啥,他们的办事人员只好扯着嗓子乱许愿:“老兵归队,官升一级!”,咋呼了老半天也没有几个人愿意投奔他们。

当兵吃粮,天经地义。按道理,只要穿上二尺半就应该领军饷,只要在战场上受了伤就可以得到抚恤金,可事实上却做不到这样。不同等级的国军部队有不同标准的拨款标准,杂牌部队的经费似乎永远也不够用,在这些部队服役,伤愈之后能够继续扛枪打仗的军人还勉强可以挣到几个钱,而那些因伤致残、无法复役的伤兵就惨了。

后方医院的旁边有一些低矮破烂的平房,那里被称做“陆军某医院某某组”,里面住的全都是伤残的荣军。

这些荣军伤员的“标准装束”就是一件病号服——那时候的“病号服”并不是现在电影里演的“竖条纹的两件套”,而是一张薄薄的棉毛毯,中间挖三个洞,把脑袋和胳膊伸进去就成了一件“无袖披肩”,在病号服的胸口位置用小布条缝着一个红十字,表示该病员是一位光荣的伤兵——无论其腿部是否有残疾,荣军的胳臂底下永远都夹着一根三角拐杖,那是他们的标志也是他们的武器。伤兵闹事的时候,满大街的拐杖如林,再加上“老子们早就不想活了!”的叫骂声,的确是气氛悲壮、声势慑人。

说起来,这些伤残荣军真是既可怜又可恨。可怜的是,他们住在潮湿阴冷的土屋里,医院方面除了按日子送去一点糙米、隔几周去喷洒一遍消毒药水,就没有人理睬他们了。这些伤兵与原先的部队失去了联系,抚恤费和军饷都没有着落,他们的生活难以自理,手脚伤残的人连洗衣服做饭都很成问题,有的人躺在床上什么时候死掉了都不知道……可恨的是,这些人却把自己的痛苦转嫁到无辜的平民身上,经常祸害老百姓,不是偷鸡摸狗、就是调戏妇女。有的伤兵手里拿着瓶红药水等在路边,看见有人经过就撞上去,瓶子一掉地,就说人家“打翻了贵重药品”,非要赔偿多少多少钱不可,说不通就开打,还嚷嚷着“要不是老子们在前方卖命,哪里有你们的太平日子!”,老百姓对他们真是避之不及。

要说,管理正规、服务周到的荣军医院也是有的,比如昆明的陆军总医院。那里窗明几净、设备完善,男医生女护士来往穿梭、细心周到,社会各界的慰问团络绎不绝,就连蒋宋美龄女士也多次照访、问寒问暖。不过,那个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去的,要具备一定的资历和资格,起码要立过战功、有勋章的军人才行。

勋章这东西,有的人打了一辈子仗也没有见到过,可蔡智诚刚上阵不久就弄到了一枚。

十月份的时候,有消息说第八军要从保山转到陆良去休整,蔡智诚就想借这个机会离开103师,转投当时正在组建的青年军。谁都知道,国军的部队是“后来居上”,越晚筹建的越吃香,地方老牌部队不如中央军、先前的中央军又比不上“驻印军”和“远征军”,而现在的这个“青年军”号称是“太子军”,无论装备还是兵员素质都高人一等,更加是嫡系中的嫡系。

于是,蔡智诚就跑到军部去找王光炜,请他兑现当初的诺言。

王上校这时已经升为了少将,一颗金星照得面孔神采奕奕,见了小蔡,王少将乐滋滋地说:“别急别急,想去青年军那还不简单么?先等着参加表彰大会,把你的勋章领到手再说”……一席话,搞得蔡新兵又惊又喜。

松山战役,第八军大出风头,所以中央政府除了奖励“大功锦旗”,还要给表现优异的参战人员授勋。

第八军共有四个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头一个是军长何绍周,另外三个是荣1师荣3团团长赵发毕、82师244团的营长谢梦熊(已阵亡),再就是王光炜。

要知道,这“青天白日勋章”可不一般,它是中华民国最高荣誉勋章,相当于古时候的“免死金牌”,从1929年到现在总共只颁发了209枚(001号的得主是张学良,209号由陈水扁发给了李杰)。“青天白日”不分等级,但一般情况下很少授予师级以下军官,除了马歇尔、史迪威这样的老外,在驻印军和远征军中,能得到这种勋章的都是孙立人、戴安澜和宋希濂之类的人物。王光炜的这枚“青天白日”是130号,从编号上看,比胡宗南、杜聿明、蒋宋美龄等猛人还要早一些。

有趣的是,王光炜此时并没有在第八军担任职务,严格的说,他还属于贵州的遵义师管区,根本不是第八军的人。所以何绍周军长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只好把他写成是“309团代理团长”,可这么一来,以后介绍松山战斗的材料就出现了混乱,在有的文章里,309团在战场上同时出现了团长和代理团长,让人莫名其妙;有的文章又把王光炜说成是“103师补1团团长”,其实103师哪里有什么补1团,补1团在遵义,王光炜是跑到松山前线临时客串“前敌指挥”的,可惜这个“前敌指挥”的差事又被李弥副军长中途收回去了,王团长也就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人物。

同样“不伦不类”的还有蔡智诚,这位大学生也是自己跑来“客串”喷火兵的。王光炜觉得不能亏待了自己的小兄弟,决定也给他弄枚勋章挂一挂,可填写材料的时候却又犯了难——军衔填成什么?说他是个小兵吧,好象太委屈了一点,说他是个军官吧,又没有任何凭据。想来想去,最后写了个“技术准尉”,正好介于官和兵的中间。

这份请功材料给蔡智诚带来了一枚六等云麾勋章,虽然比不上“青天白日”和“宝鼎勋章”,但仍然算得上是很高的荣誉,毕竟,当时的国军官兵中能得到这种奖励的人并不多。

奖章一时半会的还不能到手,要等到召开表彰大会的时候才能颁发。这当然无关紧要,大家依然很高兴。

最高兴的莫过于王光炜了,得了“青天白日”、又荣升为少将,103师师长的位置看来已经是十拿九稳。王少将虽然一再叮嘱大家“不许胡说”,但终究还是掩饰不住满脸的得意。

这时候,有传闻说,第八军的某位首脑将要调任昆明警备司令——底下的军官们普遍猜测那一定是李副军长,因为李弥是云南人,由他出任云南省会的警备司令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不过,在云南这个地面上,地方大权掌握在龙云手里,军队调派控制在杜聿明手上,“警备司令”根本是有名无实,远没有在部队担任主官来得痛快——以李弥的性格,如果到了那个位置上,一定是够难受的。

蔡智诚暂时留在了103师,他在营房里盼望着自己的勋章,同时也等待着新任师长王光炜的到来。

谁晓得,等到11月份,忽然从军部传来消息,调任昆明警备司令的居然是何绍周,李弥升任第八军军长。这么一来,王光炜的师长职务就泡汤了。

12月初,盼望已久的授勋表彰大会终于召开了,即将离任的何绍周军长在昆明给第八军的立功人员颁发勋章。蔡智诚穿着崭新的制服,云麾勋章在胸前闪闪发亮——按照规定,准尉阶级的军人最高只能颁发第六等的勋章,“六等云麾”虽然个头小一点,只能“襟授”、没有绶带,但它同时配发勋表,即便是穿常服的时候也能在衣领下边别起一个小牌牌,随时告诉别人自己是个有战功的英雄,还真是挺威风的。

王光炜没有参加表彰会。李弥升任军长以后,不仅没有让他当师长,反而宣布他为“荣誉军部附员”,意思是不承认他是第八军的正式军官。这可把王少将气坏了,他连“青天白日”也懒得领,径自回贵州享清闲去了。

不过,李弥军长对陈永思团长还是挺不错的,把他提升为103师的副师长,弄得老陈十分开心。可是,王光炜少将临走的时候却恶狠狠地说:“别高兴得太早,等他稳定好部队,早晚会来收拾你们的!”,果不其然,一年以后,包括陈永思、王景渊在内的一帮师长副师长全都被解除了职务,直接赶出军队、打发回家去了……

(直到1948年底,“嫡系将领”们在各个战场或被击毙或被俘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国民政府才赶紧重新起用这批“赋闲人员”,给他们升官加爵、让他们招兵买马。然而,这些“临危受命”的将领们早就对“党国”寒透了心,手握兵权之后,要做的事情就是——起义)

长官们的这些事,蔡智诚管不着、也不十分关心。表彰大会之后,他没有返回103师的营地,而是留在昆明等着军部给他出具推荐信,以便能够参加当时正在组建的青年军207师。

12月中旬,推荐信终于到手了。信里面把蔡智诚吹捧得天花乱坠,夸奖他是个身家清白、忠于党国、品德高尚、智勇双全的大好青年——凭着这份鉴定,别说去青年军,估计进国防部都没有多大问题。

蔡青年高兴极了,于是就请送信的师部副官喝酒。

吃饭的时候,103师的这位副官突然问他:“小蔡,如果有比207师更好的部队,你愿不愿意去?”

“哦?更好的部队?在什么地方?”

关键词(Tags): #起义#内战#抗战#国军元宝推荐:MacArth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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