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书笔记之 吃蜘蛛的人 -- kmy1810

昨天去首都图书馆又借到几本有趣的书，其中一本就是“吃蜘蛛的人”。副题是“一份关于文革的个人记忆”，书是1997年出的英文版，中文版是1999年出的，其实是本老书了。作者杨瑞女士现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狄根森大学终身教授，曾经当过红卫兵和知青，倒是正切合河里这几天热论的话题。我刚开始还怕她象张鸿那样怀着仇恨来回忆一切，那就完全没意思了，还好，杨瑞基本写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还是比较客观的。对于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很有参考价值。

这本书是杨瑞用英文写的，书名Spider Eaters 是借用的鲁迅的一个比喻，鲁迅说;“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比如吃东西吧，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像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激的。”作者是把文革比作蜘蛛，把她们那一代人比作吃蜘蛛的人，我觉得这个比喻很讨巧，非常贴切地写出了她的立场和心境。看得出杨瑞的中文水平不错，可是这书的中文版是别人翻译的，我觉得不大理解，她为什么不自己翻译呢？

杨瑞的经历有些有趣之处，她的父母50年代初在中国驻瑞士使领馆工作，她从1岁到6岁是在瑞士跟父母一起过的。在我印象中，中国驻外使领馆以前是不让带家属的，可是杨瑞的父母不光把她带在身边，而且还从国内带了一个保姆到瑞士照顾她，这个实在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杨瑞回忆说，她的保姆在瑞士4年，存了近2000元人民币，平均每年能存500块，这个收入水平，在当时的中国也很不错了，杨瑞的父母应该都不是什么大官，我在网上根本搜不到他们的资料，以他们的收入能给保姆这样的工资，看来解放初外交官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杨瑞回国后一直过得很顺利，她对大跃进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是还是承认当时的扫盲运动是一件好事，带她的保姆当时已经56岁，在一年内学会了一千多个字，从不会写自己名字到可以写简单的信。在她对60年困难时期的记忆中，是“没有印象当时感到过饥饿”（当时她是小学生），她自己总结这是由于一方面父母省下自己的口粮给孩子，另一方面是当时还能在餐馆吃到高价菜，她父母靠着在瑞士存下的几千块钱，时常带着她们下馆子打牙祭。另外一点有趣的是保姆多次带她到北京郊区找农民买黑市米，她写道：“入得里院，农民便拿出一袋米给二姨看，二姨抓出一把，细细看过，挑出毛病，然后双方压低嗓门讨价还价，最后农民还会从他的园里给我们弄上些黄瓜扁豆以示友好，希望我们下次再去光顾。”看来当时北京郊区的农民日子还不错，有余粮可以在黑市出售，而买主能讨价还价，最后还能拿到送的蔬菜，说明当地的粮食不是很紧张。

后来杨瑞上了101中学，重点中学，班上50个同学，只有两个女生来自工人家庭，一个男生来自农村家庭，其他都是干部子女或者附近的中科院和大专院校子弟，没有什么人是走后门进来的，大家都是凭自己高分考进来，杨瑞上的西苑小学也是干部子弟居多，但是只有百分之十能上101。重点中学的门对工农家庭的孩子是敞开的，可是从小到大的考试，会自然而然将他们筛选掉。

后来她在初中时就赶上了文革，她对文革的第一印象是：“文革一开始就使我激动，令我神往，因为我突然感到思想解放了，说话自由了。” 因为“过去我们从来就不可以质疑老师得出的结论…与领导意见相左那就更不得了了，各级领导都是代表党的，反对他们就意味着反党。”她说的不是文革中，而是文革前。

没有经过任何人批准和发动，她和同学们是自发地组织起来，当了两年红卫兵，造反和串联，到68年6月，她自愿去了北大荒当知青。当她对知青生涯厌倦了后，73年丢掉关系，跑到她父母所在的冀县，当了几年黑户口，她的父母当时在干校，两人都没事干，就轮流教她英语，用她父亲的话说，是两个教授教一个学生，而且她还能收听到美国之音，“这挡节目在那个地方居然并未受到干扰。”有了这个底子，她78年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学英语写作，81年就到美国了。

回顾杨瑞的经历，她其实一直比较顺利，除了知青那5年吃了点苦，不过杨瑞对知青岁月的总结还是比较理性，她写道：“在中国，人就这么不平等。城市居民剥削着农民，剥夺了他们几乎所有的机会，即便这样，城里人对农民也没有丝毫感激！城市居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对他们享受的种种特权视而不见…却打心眼儿里相信他们睁眼来到这世上，就比农民高。我们这一代也许是唯一能打破这种偏见的一代，因为我们自己也曾身为农民。但最近几年，我看到即使我们这代也已把亲身经历抛诸脑后，他们一样把城市犯罪增加、空间变小等问题一股脑儿怪在农民头上。我只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忘了在凉水泉我是什么人，不要忘了当时我心中所感到的不平。”我觉得她这段话写得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