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西藏：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软肋 -- 梦晓半生

然而，达赖的荣耀却颇虚幻。他虽被视为西藏化身，四十年来却连西藏边都没进。他在国际社会无论怎样活跃，也顶多是借西方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中国改革之初，曾把解决西藏问题当做争取西方的一步棋。1978年底，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召开後，一个星期後便向西方传达了愿与达赖和解的信息，并随後在北京会见了达赖喇嘛派来的代表。

尽管邓小平定下的基调是“除了独立，甚麽都可以谈”（然而双方差距实在太大，决定了难以找到谈的基础。多次接触後，达赖於1988年在欧洲议会的两次演讲中，提出他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正式建议，可以概括为：1、把整个西藏转化为一个和平地区；2、中国停止危及藏民族生存的移民政策；3、尊重藏族人民的人权和基本权利；4、重建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中国放弃在西藏制造核子武器及储存核子废弃物；5、对西藏未来的地位和藏族人民关心的问题进行真正的会谈。

达赖并且第一次明确地表示放弃西藏独立，同意西藏留在中国之内，并同意由北京负责西藏的外交和国防。但是，对这一妥协．他附加了这样几条限制性条件：1、与中国结盟的西藏必须是将中国所有藏区统一在一起的“大西藏”；2、西藏将实行与中国内地完全不同的民主政体，由西藏人自己进行高度自治；3、虽然北京负责西藏外交，但西藏政府可以保留外交办事处，在“非政治领域”发展独立的对外关系并叁加国际组织；4、国防方面，仅同意“在西藏非军事化及中立化之前，中国可以在西藏保留有少数的军事设施”，并限制那些军事设施是“防御性”的。

这里先要说明一下“大西藏”的概念。中国大陆通用的西藏概念，一般是指行政建制上的“西藏自治区”，面积122.84万平方公里，人口230.43万，其中藏族人口223.59万（1994年）。而国际上流行的西藏概念（Tibet)，除了西藏自治区，还包括青海全省、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囊括整个青藏高原。达赖喇嘛定义为“所有藏人居住区”，或历史上藏文明覆盖的全部地区，其面积比西藏自治区大一倍（西藏流亡政府公布为250万平方公里),超过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这片土地上，共有藏族人口457.38万（1990年），另有200多万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囗。此即“大西藏”。区分两个西藏的概念非常重要。凡谈论所谓“西藏”概念的不同，会导致、并且已经导致了大量的混乱。 对中国来说，只为达赖口头上承认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就值得把早已牢固统治了几十年、投进了无数人力财力的2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划给达赖去自行统治吗？在中国人眼里，会惊讶达赖有甚麽资格如此“狮子大张口”。而对比一下中国政府开给达赖的条件，足以看到二者之间的差距天壤之别。1981年7月,胡耀邦在北京接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提出中方对西藏问题的五点态度和允诺，可概括为：1、中国已进入一个新时期；2、对五九年那段历史，大家忘掉它，算了；3、欢迎达赖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4、达赖回来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还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至於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也不要兼了；5、达赖回来，中方将派一位部长级干部迎接他，并发表消息。要250万平方公里的“自治”和同意给个副委员长的职位，这种立场差距谈不出任何结果是早可预料。然而达赖是着急的。虽然他自称可以活到103`岁，但他心里应该明白六十多岁的人已经是步入人生黄昏，没有了很多等待时间。

那麽，达赖为甚麽不采取更为理智和灵活一点的谈判的立场呢？他提出西藏高度自治，要求自治范围为“大西藏”。但即使50年代他没有出走之前，当时西藏的自治范围也不过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很长时间还不包括昌都地区）。甚至在清朝和民国，达赖的行政管辖范围也没有超出卫藏（大致等於西藏自治区）。现在他一无所有地回来，要求的自治范围竟比原来还多一倍，中央政府如何可能接受呢？

以达赖的政治眼光，他是不会看不出这种要求不现实的。然而他在这一点上已经不能後退。先不说他的个人信念是否允许他退，他的社会基础首先就把他限制死了。他名义上是全体藏人的精神领袖，其实他真正能接触到的藏人仅是跟随他流亡的那批藏人，数量约为十万左右。那是达赖立足其上的整个藏人社会。流亡政府从他们中间产生，税款由他们交纳，选举由他们投票，国际上的西藏形象也由他们代表。而这批流亡者不光来自卫藏，更大比例是来自安多（青海）和康区（主要是四川西部）。50年代的“西藏叛乱”首先起自安多和康区，大批叁与叛乱的藏人和他们的家属因躲避“平叛”而逃到卫藏。在达赖喇嘛出走之後，他们也随之流亡，因此安多人和康巴人构成了流亡藏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影响可以从西藏流亡议会的议席比例得到反映。流亡议会一共45个议席，其中30个议席是根据安多、康和卫藏三大地区分配的，每个地区各10个议席，那麽任何抛弃安多和康区（哪怕是出於暂时策略）的方案都不可能被接受，也不会被议会通过，在流亡藏人中更是会遭到激烈反对。仅此一点，就决定了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的谈判，几乎永远无法找到共同点。

达赖处於两难境地，一方面必须以理性和妥协才能使处於弱势的流亡者在与中央政府谈判中取得进展，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顾及流亡者内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两个方面往往互相矛盾，以致难以调和。中央政府认为他的建议不可行，而在西藏流亡者中，因为他同意西藏留在中国之内以及交出西藏的外交和国防，同样受到激烈的反对。有人认为流亡藏人对此持反对态度的比例达90％。在这里，达赖喇陷进他自己设的“局”里。长期以来，西藏流亡者一直把西藏独立作为旗帜，长期的教育使海外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藏人从小就把独立视为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目标。为了增强流亡阵营的战斗意志和争取国际舆论支持，达赖必须把中国对西藏的统治描绘得暗无天日。即使到了80年代以後，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已经大大改善，达兰萨拉（西藏流亡势力在印度的基地）的宣传口径却没有相应调整，反而为从西方国家推行人权国际政治的政策中获取更多支持，进一步加强舆论攻击，包括有意识误导和胡编乱造地指控。在这种谩骂性气氛中，无法导致建设性谈判，既会使中央政府失去与流亡藏人谈的基础，也使妥协和退让无法得到流亡藏人的理解和支持，灵活变通的馀地因此变得很小。

受过良好教育和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年轻一代流亡藏人不像他们父辈那样迷信达赖权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对达赖提出批评，甚至对他的神圣地位进行质疑。目前流亡藏人中势力最大的少壮派组织“西藏青年大会”，在世界各地有五十多个地方分会、上万名成员，其骨干分子多是受西方高等教育的青年藏人。他们熟悉西方社会，态度激烈，活动能量远超过流亡藏人中的元老派。他们中间有相当数量的人赞成以恐怖主义方式开展斗争，认为恐怖活动是用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效果，一方面“可以使中国人心惊肉跳，可以把他们搞得鸡飞狗跳”；另一方面容易造成广泛影响，更加吸引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近几年西藏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即是藏人恐怖主义者将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的结果。目前，达赖喇嘛总体上还能保持他的精神影响力，以“非暴力”主张控制流亡藏人的行为。但这种影响力在逐渐衰落，年岁衰老也正使他来日无多。而在他身後，没有任何人能够举起他的旗帜。这是西藏宗教转世制度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每位达赖喇嘛去世之後，都要等待至少20年时间，他的转世也即後一位达赖喇嘛才能长大成人，担当起西藏政教的领导大业。而那20年时间，往往是脆弱和容易发生问题的阶段。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不能在他此生解决西藏问题，他的去世将使西藏流亡者群龙无首，很可能由此陷入内乱和低潮。严重的一面如“西藏青年大会”那样的力量很可能就此成为流亡藏人的主导，暴烈性和破坏性因此大大增加，进而导致西藏出现巴勒斯坦化甚至车臣化的危险。在班禅灵童事件之後，中央政府与达赖之间原本建立的联系基本中断，双方可供谈判的馀地也所剩无几。从那以後的各种迹象分析，达赖把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转移到了未来中国的社会转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