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西藏：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软肋 -- 梦晓半生

应对西藏问题，一直没有出现突破性思路，基本只限於在具体政策和方法上的就事论事，尚未脱离传统框架。只有近年出现的“援藏”体制，有别於以往，可算是一个新办法。1994年北京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做出决定，指派中国内地比较富裕的省　及中央各部委，对西藏进行“对口支援”。支援的方面非常广泛，包括资金、技术、工程建设、干部、科技人员等各方面、“对口”的关系是：中央各部委负责西藏自治区的相应厅局；北京包拉萨；上海、山东包日喀则；广东、福建包林芝；浙江、辽宁包那曲；湖南、湖北包山南；天律、四川包昌都。对口关系暂定十年。

这种“对口支援”形成了制度化的“干部援藏”方式，以向西藏派遣内地党政干部，解决无人进藏的问题。“干部援藏”始於80年代初，当时是为了应付大批汉人返回内地造成人才紧缺采用的应急措施，从各省临时抽调了一些干部，不迁户口，不带家属，不转隶属关系，工资由原单位发，短时间到西藏工作，一般三年为限，结束後仍回原单位。

1994年确立“对口援藏”体制後，这种“干部援藏”也实行了对口的省向西藏的对口地区（或对口部委向西藏的对口厅局）派遣，援藏干部的选派、组织、管理、工资和物质鼓励，以及援藏结束後的安置，都由对口省负责。这种“干部援藏”方式在机制上是一种混杂的变通，还是以上级的行政命令为原动力，但是最终能把人派进西藏的机制，已经变成了以利益交换为主。“交换”的内容花样繁多，根据各地区各单位的条件和财力不同而有变化。不过，凡进藏者职位提升一级基本是各地一致的，另外还有分房子、解决配偶的“农转非”和工作、子女入托上学等各种内容，甚至包括给援藏干部家安装公费电话，保证家属能经常与他们联络。

第一批对口援藏的汉人干部不到700人。他们担任的职务上至自治区一级高层官员、各厅局的要害职位，下至各地地区与各县的专员、书记、副县长等，影响大，波及面广从趋势判断，这可能是今後向西藏配置内地干部的主要方式。

就目前来看，这种方式有其优点，例如减轻了中央的财政负担和安置责任；给援藏干部的利益不在西藏体现，不由西藏负担，可避免对当地干部的直接刺激；把他们安插到西藏各级党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因为不占本地编制，不存在抢位置的问题，在藏族干部中引起的抵触比较小；而且派他们进藏，是和各省从经济上对西藏的“对口支援”相配套的，可以通过他们从内地引入援助项目或投资，给本地带来实际利益，所以只要突出这种“援藏”的经济色彩，对援藏干部的使用就容易避开与民族自治原则的矛盾，也就有了无需通过当地“人大”投票通过的理由。干部援藏方式因此似乎成为一条颇有前途的出路。

然而，以目前的“援藏”方式，确实可以把一些内地干部弄进西藏。有些单位甚至出现争着报名的局面，单位甚至需要以“搞福利”的方式进行平衡，根据谁最需要解决实际困难（分房子或家属就业）最後决定由谁进藏。但可想而知，这样的进藏者心是放在哪里。有些单位则无论怎样动员也没人报名。形式上的人身进藏，和真正的人心进藏，二者效果完全不同。即使“援藏”体制真能不计成本地把内地干部送进西藏，由於人进而心不进，对稳定西藏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首先，援藏干部都临时进藏．顶多三年一换。其次，目前援藏干部最低只下到县级。然而对於稳定主权，重要的是从控制基层政权着手，目前最缺的是能下到基层干实事的“手脚”，而不是浮在上层机关的“首脑”。进藏人员的临时性，敷衍职责和不下基层，是中国自清朝开始治藏以来的三个基本难题，一直使中国难以在西藏巩固主权。今天这三个难题又重新困扰政府，“援藏”体制只有人身进藏，没有人心进藏，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无人进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