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市井有谁知国士--沪上“遇”杨度（上） -- 边寒剑

六

　　杨度是中共一分子，这事实不唯入党批准人周恩来惦记着，其介绍人和直接联系人潘汉年当然更清楚，只不过，当年的中共“特科”情报组长“小K”(潘在三十年代的绰号)解放后几乎一直呆在毛泽东为他准备的监狱里，成为莫须有的“内奸”，沉冤二十七年里性命朝夕难保，哪还顾得上替一个过世并过时的坏人鸣冤？

　　另一位与之有过秘密工作关系的中共高干夏衍也是解放后党内残酷斗争中的亲历者与幸存者，何敢主动供认与臭名昭著的杨度相识？只是到了风雨初霁的“文革”结束后，干瘦干瘦的夏衍才敢公开回忆故人――尽管他忆的是五年前死去的冤鬼潘汉年，但也捎带着提到了早逝了半个多世纪的杨度。在1982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有夏衍怀念刚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的潘汉年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说到了杨度：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潘汉年――引者注)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原注)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夏衍本名沈端先――引者注)，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了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指当时的法属殖民地越南在中国法租界内的警察――引者注)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这之后，我和潘汉年同志阔别了五年，直到抗战前夕才再次会面。他给我介绍的那位老先生，开头我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才坦然地告诉我：“我叫杨??子，杨度。”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

　　夏衍的确该大吃一惊，他万万想不到，当年的帝制祸首、军阀政府的座上客，上海滩无人不畏的青帮头子杜月笙的清客，竟然是本党同志！呒得了哇！

　　夏衍说的建国中路上的这座建筑，就是差点与我擦肩而过的“杨度故居”。

　　前法租界薛华立路155号，现在是座普通的居民弄堂。2000年1月8日中午时分，我在弄堂口驻足，从建国中路公交车站等车的“阿拉”们身后，绕过一个正在起劲叫卖着平板车上的橘子的游贩，径直走进弄堂。

　　这大概就是上海人说的那种民国时代的新式花园里弄房：住宅不再是临街的石库门房，不再以高墙自绝于闹市，而是以一条挺宽的弄堂串起一排排统一模式的红砖楼，而这些红楼又都是不大的宅门和不高的围墙，不同的只是各家门前种植的一点花草各显缤纷。上海的弄堂亦即北京的胡同，但同样是住宅，开放式的洋楼与闭塞着的四合院所体现出来的居民的精神内涵却十分不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海派”与“京派”之争，其输赢其实早在各自的民宅建筑取向上即显现出来了。

　　弄堂内的第三排小楼，是13号，东、北两面墙上各挂一面牌子――东面乃楼门一侧，挂着一方木牌：建中居委会；北墙上嵌一小块石牌，让我顿感释然：

　　1929年―1931年

　　杨度曾在此居住

　　住过神秘人物的老房子很是不好看，杂乱的电线与晾衣绳把我的视线割扯得乱七八糟！更为有意思的是，二、三楼的每个窗台上几乎都悬着长长短短的拖把。若时光倒退七十年，这些窗口外的“装饰”也许就是房主人报警的信号，但现在，却只是上海人精明持家的小小佐证。

　　我走进楼里。

　　黑洞洞的楼内深不可测，定定睛，看清正面是楼梯，身边是几堆蒙尘的杂物。在把旧时豪门糟践得一塌糊涂方面，“海派”与“京派”是一派的。

　　左侧有一虚掩着的门，很厚很大的那种老式木门。

　　叩门，里面传出难得和蔼的邀请：请进。

　　从黑暗中一下子被请到阳光灿烂的屋里，眼睛与心理都难免有所不适。

　　屋里只一位中年女子，正在填《卢湾区计划生育一户一卡登记册》。问清我的来访动机后，她十分热情地介绍了该楼的情况：现有四家人住在二楼和三楼上，一楼只这间居委会的办公室；上面是住家，不好打扰的，而且，这么多年，解放前的东西早都没有了。倒是这间――她有些自得地环顾了一圈儿――你看，这门窗、地板、壁炉，都是原来的，从来没动过的。

　　果然，当年的杨度先生的会客厅保存完好，别致的椭圆型窗户，华贵的天花板饰线，坚实的木板，漂亮的靛蓝色瓷砖，均安然若故。若不是桌台上的一尊“文革”时的毛泽东标准半身瓷像和墙上挂着的那几面“二级居委会”、“卢湾区先进单位”等锦旗和标牌，我怕真要陷进七十年前了。

　　那个壁炉是蛮好看的――居委会干部直夸。是的，西墙里的那个被蓝瓷砖嵌着的壁炉真的很好看。我忍不住上前摸了摸，很光滑，也很凉。

　　这壁炉里的火已经熄了多少年了。

　　这儿是杨度的最后住所。

　　这本是杜月笙的一处闲房，只因位于法租界内，比较安定，所以，慷慨的杜氏就赠给了他的律师章士钊先生介绍来的名士杨度居住。

　　现在大陆人们知道的杜月笙，是个“大流氓”。因为他是上海帮会的头子，更是帮助过蒋介石反共的急先锋――“四•一二”的起因就是杜氏的打手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发生了冲突，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借口平息工人内讧而悍然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杜月笙一直因此案而对共产党心有余悸，以致在风雨飘摇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春，虽有中共地下党捎话让他呆在上海滩等待“解放”，他却毫不犹豫地去了香港，当寓公至死。

　　你看，这样一个坏人，在杨度的笔下，反倒是“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的“古之游侠”！不排除杨度收人钱财黑白颠倒的可能，但又不能否认传主或有宋江遗风的一面。杜氏虽始终身在民间，但也有政治头脑，而且，门下罗致各方名士。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请他出任民间抗敌团体的领袖，看上的就是他的社会号召力。杜月笙除为杨度提供了这套阔绰的住房外，另每月致送五百薪金供其花销。杨度就是靠这笔钱再加上点卖字画的润笔费过活的――北洋时代他当参议员，也不过每月五百元钱补贴。

　　只是，北洋时代他是中枢要员，现在是私人秘书。民国初年的“旷代逸才”，居然沦落到不得不吃嗟来之食的地步了！杨度像被逐出宫的老女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找了个乡间土财主为妾。

　　但当你知道已是中共特科人员的杨度，是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为自己的政治集团秘密工作时，你就不觉得他屈尊为杜氏“门人”有什么不合适了。

　　而且，杨度这样的地下工作者，一定还像从前一样从容不迫地活着。他不需要自己于天黑时拉上亭子间的窗帘儿开始秘发电报，他也不会像别的同志那样经常虎口夺食一般地偷走敌人的绝密文件。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他依然是名士，依然呷浓茶、吐烟卷儿、搓麻将、睡女人――名士们的私生活每每是现在人所不能理解的，早年杨度就曾不惜花两千银元买回一个雏妓为妾，后因遭人非议，便舍己为人，又将此女转赠他人享用。杨度有杜月笙这棵黑道上的大树荫护，杜月笙有蒋介石这座中国最坚实的靠山倚恃，所以，呆在这间屋里做“地工”的中共“特科”人员杨度，只在与故交新朋的聊天时猎取无价的情报(形如砂里淘金)，然后，再用一些匪夷所思的特殊手法把情报转给潘汉年、陈赓等人，就算完事了。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夕数惊地不断转移的时候，在中共“特科”其他人员暗举短枪与国民党特工殊死厮杀的时候，杨度一直在自己习惯的优裕生活氛围中，玩儿，并工作者。

　　到现在也没人给我们讲杨度究竟给共产党提供过什么重要情报。随着陈赓、康生、周恩来、潘汉年、夏衍等一个个主持或参与过当年中共“特科”人士的相继过世，晚年的杨度对中共的真正奉献已经无从知晓。

　　现在想来，一个过时的北洋老人，一个困在青帮“老大”家中的清客，自身绝无机会接触权力中枢了，而且，其故交不是在大都市里做寓公，就是在生意场上捞银子，也无利用价值了，那么，精明的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仅排名于总书记向忠发之后)同意臭名昭著的杨度加入本党，到底有多大意义呢？

　　周恩来一定看重的是杨度的名士身份，因为只有这种身份，才适合出面掩护和搭救被捕的本党同志！

　　是的，从来没改过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杨度，利用房主的令人敬畏的社会地位和此宅的地利之便，把这里变成了上海滩上中共中央的一处可靠的避风塘，“特科”人员前来送转情报，被追得无路可逃的同志还曾匿身其宅，令吁吁赶来的安南巡捕悻悻而归。

　　现在已经破落了的这栋民宅小楼，真该辟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地下工作博物馆”啊！

　　七

　　当杨度的棺椁下葬于上海虹桥的万国公墓中的某个墓圹中后，人们便慢慢地遗忘了他。若不是临终之前的周恩来终于道破这个心事，杨度到现在怕也是个可憎复可笑的历史小丑呐！

　　1995年暮春，在闹中取静的上海万国公墓里，我在杨度的墓旁的一块树荫里，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比邻排列的，是民国银行家钱新之、社会活动家杨杏佛和海派京剧大师周信芳。一望便知，这些墓都是“文革”结束后重新修建的。

　　绿草毯上，一排排相仿的花岗岩石碑植成历史的树林，抚着这片坚硬而方正的树林走下去，我会觉得人生很沉重但也很开窍。

　　我老爱看名人之墓的动因就在这里。

　　这时，我很自然地想起远在北京万安公墓里的另一座墓――杨度的朋友李大钊的墓。

　　那是杨度五十三岁那年发生在京城的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李大钊先生被政府军警逮捕并被处以绞刑。

　　没有证据表明杨度像李大钊一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我没找到这个读着四书五经长大的中国士人对新诞生的俄罗斯政权的赞扬的遗篇。也许，在他眼中，无论是李大钊，还是上一年遇害的报人邵飘萍、林白水，都和自己差不多，是当代纵横家，是靠笔杆子和游说来影响政府决策的名士朋友。他不一定坚信“英特那雄耐尔(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国际歌》歌词)，但他尊重朋友的选择。北洋时代，士人们似乎都如此相处，即：相同社会地位的都是朋友，而朋友是不问信仰不计利害甚至也不讲私德的。朋友可以笔战，但从不影响私交。他与黄兴，即为一例，故他挽黄兴才会有“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的佳句。你看，陈独秀爱逛窑子，李大钊乃模范丈夫，但两人政治取向非常一致且私交也至死很好；章士钊反对新文化运动，胡适公开著文反驳之，但照样是嘻嘻哈哈的好朋友。像周作人那样为自己的日本老婆而翻脸不认老兄的例子也许绝无仅有吧！

　　前面已经说了，北洋时代后期的杨度已经是国民党安在北京政坛上的一个内应。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尽管也时有吵闹，但在苏俄人的撮合下，正在度蜜月，所以，无论于公于私，杨度都不可能不为李大钊的被捕而着急。所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4日那天，他便变得格外忙碌了。

　　那一天，杨度去北京的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女儿的婚宴。熊即跑到日本找他代写宪政文章的那位政治家老乡，民国初年曾任首任国务总理，后退出政坛专心于香山致力于慈善事业。

　　席间，杨度无意问当过外交部总长的汪大燮：外交方面可有新闻？汪模棱两可地答：亦可说有，亦可说无。神情有些自得。杨乃追问：此话怎讲？汪遂凑近杨，耳语：张大帅(张作霖)已经派我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了招呼，政府将派员进入俄国兵营搜查，望各国公使谅解。说完之后，汪大燮嘱咐：此事须要保密！

　　杨度知道李大钊自上一年的“三•一八”惨案之后，即躲进了苏俄人那里，惊闻此讯，心急如焚，遂托辞离席。回家后，他偏偏又遇上来客，待打发走客人后，便赶紧找一位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负责人报信，同时又派大儿子去了章士钊家通报――他知道，章与李两“钊”的关系更为密切。

　　那时的国民党，还不是后来那个专门追杀共产党人的专制的党，他们与共产党，依然是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同一战壕战友。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通缉，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人多已南下，京城里公认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兼了北方国民党的领导之责，其时，正与两党同志寄身于前俄国兵营里。

　　按说，杨度报警的时间并不算晚：从4月4日当晚送到消息，到4月6日下午军警闯入使馆，李大钊原本有足足一天半的时间潜出外逃啊！

　　然而，李大钊等人并没马上逃逸，原因是人们并不相信张作霖政府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外交使团冲突，使馆从来就是不可侵犯的地方啊！从“庚子之变”(义和团事件)结束之后，还从来没有谁胆敢闯入东交民巷呢！故人们不相信此消息的真实性！

　　结果，只有四个“党人”迅速离开了东交民巷。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发往南方的秘密报告，如实记录了杨度在危急关头的功绩：

　　其余四同志能走避，杨之力也。

　　杨度忧心忡忡，但却爱莫能助！且看他在李大钊被捕后的时间表：

　　4月4日，获悉情报，当晚报警。

　　4月6日，派长子前往东交民巷观察，惊悉大钊先生等六十余人被俘。

　　4月9日，以张作霖所聘“政治讨论会专职委员”身份出席会议，与人议决将“李大钊党人案”移交地方法庭审理(避免军法审判以减轻罪名)。

　　4月10日，与司法总长等同往安国军总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陈述将此案移交法庭的理由。

　　其间，他还曾两度派长子前往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并秘传消息；他甚至变卖了寓所“悦庐”，将所得四千五百银圆悉数交出以充营救费用。

　　4月28日，李大钊等被军法会审后立即处决后，他“八方张罗，所蓄为之一空”！

　　“仗义疏财”，“两肋插刀”，“侠肝义胆”，“毁家纾难”……这些只在古时候用得上的成语，到了北洋时期的杨度的身上，全都复活了！

　　变更的是朝代，不变的是名士秉性。

　　到了上海杜府门下的杨度，已经低调了许多。人们看到，被甩出权力漩涡的杨度开始大谈佛经，普度众生――他先后在上海加入了“中国互济会”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捐款甚巨。

　　熟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历史的人可能会知道，这是两个营救了不少遭受政府迫害的受难者的左翼慈善机构，有些已经被关进了耸人听闻的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犯，也能极意外地被这两个慈善机构保释出来；流落各地街头的中共领导者的子女，如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和蔡和森、李立三、彭湃、恽代英等的后代，都曾被一个个找到并送进了“互济会”开办的“大同幼稚园”里。杨杏佛、鲁迅、郁达夫等社会贤达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宋庆龄、蔡元培这样颇有地位的大人物也曾应其委托出面保人。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名为民间慈善组织的机构，却有着极深的国际背景，即：苏联政府才是其第一大股东。从现在公开的资料看，仅1925年6月至8月，苏联人就从自己的国库中，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名义，寄往中国上海二十万卢布！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等人也是从这里被秘密接往天堂一样的苏联去的。不过，这是党的最高机密，只有中共最核心的人士才能掌握，普通党员不会知晓，党外的鲁迅等社会名流更无从了解――难怪敏感的老先生听人说他拿了卢布便大发雷霆，所谓一触即跳是也。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杨度毁家纾难的功德簿究竟有多厚呢？没人讲得清了，这位“地下党”的可歌可泣的救难业绩也大都流于“地下”了，现在人们知道得实在太少！

　　杨度之女杨云慧讲述过这样一段轶事：

　　当时，杨度已经把妻小安置到苏州定居，自己则与长子呆在北京。某日，小云慧放学回来，见父亲突然从北京回来，正在屋里与母亲说事儿呢――

　　只听见父亲说：“为了救济这些被害者的家属，我们需要筹集一笔钱，我把手里所有的钱都捐助了，但是还不够。我想，现在家里只有一栋房子在青岛，可以变卖了拿出去救急。我明天就要回北京去，你可以让云慧陪你去青岛，协助你办理此事。”……不久，母亲把自己的首饰拿去了变卖了钱(以及在青岛卖房子的钱――原注)一起由银行里汇寄给父亲了。当时我曾问过母亲，要这么多钱去救什么人？母亲回答说：“这些人都是被军阀杀害了的革命者的家属……”

　　杨度当年到底拿出了多少家产来帮助落难的同志？恐怕连当时的党的负责人也记不清了。所幸周恩来一直记着他的这些功劳。因为，有两个故事为凭。故事还是杨云慧女士讲述的：

　　一件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重庆的左翼艺术团体正在排演话剧《袁世凯》，而此剧肯定要捎带着骂一骂杨度。杨云慧听说后，自然不高兴，就在左翼作家、演员凤子跟前发了牢骚。过了几天，凤子通知她，说周恩来同志要见她！周时任中共南方局负责人，是共产党在“陪都”(战时首都)重庆的最高领导，“国统区”里的主流文艺人都信赖并听命于他。见到周恩来以后，周主动提到：听说她对《袁世凯》有意见？并关切地问及其母及弟妹们的现状，之后，周还向云慧讨要了一张杨度的遗墨。这次接见不久，《袁世凯》就停演了。个中原委，只有杨云慧和少数几个人心里清楚。

　　还有一事：“文革”妖风乍起时，杨度的老妻被上海的“红卫兵”揪斗，不得不拖着七十多岁高龄的病躯每天清晨打扫弄堂(一定是我去过的建国中路上的那条弄堂)。杨云慧立即去父亲的好友章士钊伯伯处求援。章因毛泽东的庇护而极为罕见地未受伤害，且能“通天”，便将杨度遗属的悲惨处境转告了周总理。果然，事后杨云慧长舒一口气：“我家从此平静下来了，再也没有人来骚扰。”

　　只是，被党内外许多人意韵深长地称为“周”总理的恩来先生，为何独在杨度之事上未能“周全”？何苦一直捱到危在旦夕时方亲口告诉外界？这里面的真实原因，恐为千古之谜矣！

　　八

　　民国初年，有许多让我深感困惑的人物，而杨度则是一道最解不开的一个谜：我真想不出，这个从少年时即壮志坚信君主立宪的顽固政客，怎么就在晚年加入了中共？

　　我曾自作聪明地以为，是人格高尚的李大钊的圣像在绞架上的定格，让杨度对旧势力彻底绝望并觉悟，自兹幡然变成革命党的同路人并最终成为其中一员。我把这个“发现”写了出来，被《人物》编辑部的朋友张伟涛拿去发表后，有幸被一位上海小女子全文拿去发表在湖北省委的《党史天地》上(署名自然是她喽)，而发行量很大的上海《报刊文摘》和北京的《作家文摘》又将此稿挺大篇幅地摘发了一通，弄得我啼笑皆非。

　　其实对杨度晚年转变原因的推断是十分牵强的，只是按现时的政治标准对故人的善意拔高而已。你想，像杨度这样一个举国闻名的政坛独行侠，一个只相信自己的“旷代逸才”，怎么会因一位年轻朋友的被难而彻底改变信念呢？

　　他从来没有变，是的，他从来没有改变志向，也从来没有改变性格。

　　志在救国，性如游侠；追求光明，向往刺激，这就是杨度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世人睽睽怪事之所在。

　　前清末年在日本留学时，留学生们都决心不惜以全体罢课回国为代价来反对日本文部的新规定，独他这个中国留学生总会馆干事长却主张和平交涉反对全体回国，他因此而触犯众怒并差一点被人刺杀。民国初年，国人都骂杨度为袁氏帮凶，但他却说：“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就是嘛！我这是救国啊，还在乎别人怎么说？

　　后来，他主动投奔孙中山门下，领受秘密工作，仆仆奔走于各军阀的豪门之间。

　　再后来，他摇身变为中共地下党员，甘冒杀身之祸从事情报工作，直至谢世，这一切，都不过是他一以贯之的追求的结果罢了――

　　帮助“非常之人”，成就救国大业。一词以蔽之：帝道也。

　　纵横捭阖，救难助危，独树一帜，乐善好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杨度，只是在做古之纵横家或游侠所能做的事罢了。

　　北洋政府垮台前，杨度即失去了接触权力中枢的机会，因为奉张的儿子、奉军“少帅”张学良托人捎话给他了：请杨??子少出主意，当心他的脑袋。可能张作霖父子已经看出点门道来了。杨度无奈，遂辞去直鲁联军总参议之职。他永远失去了自身的“策士”价值。

　　两千多年前，荀子即说过：“虽有国士之力，不能自举其身。”杨度无法按自己的政治理想改造中国了，在帮助了袁世凯和孙中山之后，他便把最后的智慧献给了最能代表他理想与性情的尚处于“地下”的中国共产党。

　　我想，这才是杨度之谜的答案。

　　九

　　如果再去上海，我还想进万国公墓一谒，除了再看看“文革”后修复了的民国“国母”及其父母的博大归宿外，更想再到杨度先生的那方小小的绿地前呆一会儿。

　　他的墓碑有两方，一方是立着的，一方是卧着的。

　　立着的是一方普通的花岗岩碑，碑文为：

　　湘潭杨??子先生之墓

　　夏寿田题

　　夏氏乃杨度的湖南同乡兼同学再兼“洪宪帝制”的同党，两人私交甚密。夏的从政史比杨度还久远：慈禧太后当政时即应诏赴京做官，袁世凯时代出任过“公府内史”，后因“筹安会”与杨度一道被新政府通缉，直系当家时他出仕曹锟幕府，杨度得以成为曹大帅的政治顾问，保荐人即这位夏寿田。由夏氏题写杨度墓碑，最合适不过。只是碑身太新，恐为依照文革前的原碑石克隆的。

　　卧碑是当代居士、书法家赵朴初生前所题，仅四个字：

　　杨度之墓

　　这显然为重建后的一幢新碑。倒是碑前的墓石上刻着的那通死者平生介绍的文字有了称谓，第一句即是：

　　杨度同志原名承瓒，字??子，湖南湘潭人……

　　没错儿，承认他是“同志”了。

　　不过，窃以为，“先生”也罢，“同志”也罢，都不尽合适；如若能在赵朴初题写的那四个字前再加上“国士”两个方方正正的大字，岂不妙哉？

　　2000年12月23日山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