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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投之以肺腑,报之以肺腑——回北宸mm书(中上) -- 陈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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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投之以肺腑,报之以肺腑——回北宸mm书(中上)

前承:投之以肺腑,报之以肺腑——回北宸mm书(上)

朝鲜战争是迄今为止台湾人民难以共享但颇值了解的体验资源。初来西西河,对pxpxpx兄《走向上甘岭》的序言感触颇深,这的确是文革后一代人触摸历史的心路历程。走向上甘岭,这也是我最早收藏的文章。这些历史不是中宣部宣传出来的(无能的zxb),而是一个人在网络时代接触了各路言论,才终于发现了前人的风骨,他们以难以想象的沉勇代价,肩负着千斤闸门,放我们到光明安适里去。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一代的觉醒和追寻,亦是非常朴素的愧疚和感恩。余生也晚,知世事关楔亦晚;朝战老兵坎坷人生多已不能修补,唯有志存不忘。

当然,亦有可以共享的,如北宸mm所言,奥运会升起国旗时不由自主地雀跃。又如“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抗战史诗。我愿为北宸mm标注一个细节:不算祁家豁子、唐洗泊街这样以姓流传的名字,北京仅有三条以人名定名的道路——既不是毛泽东路也不是周恩来路,而是张自忠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此等气象,与故宫角楼夕阳一样珍贵,传统由此接洽,虽薪烬而火传,一脉不绝。1948年中共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除了决定定都北京,还决定了不以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土共当日入城,其朝气蓬勃,意志清醒亦足称道。1952年,毛泽东亲自为此忠烈三人签发了烈士证书,国民政府北平市所定名的道路,沿用至今。(当然,文革中亦生插曲。佟麟阁路改称四新路,赵登禹路改称中华路,张自忠路改称工农兵东大街。1984年北京政府恢复原名。)

某日读书,看某君评议梁任公,处处隐我而我实处处醒目,行文之圆滑阴鸷令人不喜,baidu一二,周善培君也!此君上等的清客帮闲,尝讥任公衣着华丽,又尝讥事袁之任公。任公之伟大在于一旦发现今是昨非,勇于决裂旧我捍卫真理;此君不过洞察主家实力前景,权衡押注。一生清客多处,包括伪满,押宝虽多压错,一路顺畅,而至善终,手腕不可小视。李敖考证,1949年大陆本打算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此人向毛旁敲侧击:不改国号何以有高皇帝?1965年,毛公对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坦言,当日若不改国号,联合国和台湾政府的问题不至于如此棘手。1973年,大陆被“非洲朋友抬进了联合国”(毛公语);1972年,毛接受了“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此为中美建交的基础,毛显示了他的弹性和对台诚意。(不妨插句话,我们中学时代的历史书只谈“一个中国”,“一个中国”的细节却是语焉不详的。高中时读到尼克松的《超越和平》,我才知道“一个中国”两岸均有运作空间,——又一次震惊,嗯,尼克松叙及此事,轻穿巴巫,得意非凡。美国人谁也不会认为尼克松出卖了美国利益,他埋下了钉子;有些国人倒对他有些幻想,其实,美国制度的成熟即在于大政方针的稳定性,历任总统为捍卫美国的利益均不虞余力。姑且看尼克松的《beyond peace》的章节标题:

一、超越和平后我们面临的挑战

二、超越和平后的新世界

美国必须领导

俄罗斯和自由的胜利

美国与欧洲:老朋友的新使命

亚洲和新的美国世纪

容易幻想他人为己普渡自由的中国人可以洗洗睡了。)

今日之局面,毛公国号之事,显然有失;政治家之艰辛不易在于“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一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一时私心所起,他日亿万百姓或付出惨重代价。时代风云向难逆料,经国先生囿于身世,冀望后任可以行其畅快,亦料不到李登辉浑水摸鱼的作为用心;若泉下有知,或不胜感慨。(李氏的七国论、联邦论,为其所惑者可有几个深知米国之宪法凝聚,其中央地方的关系调度得当;不择其精要却勇据“先进”强梁,不过唐末藩镇旧调重弹。鲁迅云:中国的老调子总不肯唱完,无非两点:第一,是因为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是 “仍旧贯”的老调子。第二,是个人的老调子还未唱完,国家却已经灭亡了好几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复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

鲁迅君又有言,“神之子”不过是“人之子”。豪杰以功业魅力(charisma)升上神坛,反者道之动,解构去魅者亦会盛极一时。为了摆脱他们强大的影子生出自己,矫枉往往过正。然后,历史终于试图真实诚恳地看视他们。当然,豪杰之深机伏笔,若无传承接续,亦会影响评判。毛公当年自家人饿着肚子支援非洲建设的手笔,国人多有牢骚怨言;今上中非论坛纵横捭阖,重思毛公布局,愈见其妙。达赖言毛公“文殊菩萨”化身,许是慑于威猛;不过毛之于社会情态判断高屋建瓴,清晰识简,难有并举者。不信可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年毛氏三十有四;亦可读《毛主席关于西藏平叛的讲话》,我等未逢治下,初读激扬清醒文字不免大惊生愧,深自拜服。于无所有中辟出新路,巨擎鼎力,千年一遇。第三世界积弱大国,如何捍卫自己并成为一极力量?“丐帮之主”的定位经营,偏锋狭路,他竟真的把眼做活了;毛泽东文集销量仅次于《圣经》,风靡于欧美一代青年。张旭东不胜追抚,毛时代我们能够向外输出有力的价值观;如今萨科齐“输出不了价值观,中国就成不了大国”却一语深中我们软肋。“我们文章不做绝了”,达赖出关,他未截击,留下60年余地,其深敛谨慎,堪敬重亦堪省思。朝鲜战争出战与否,毛挣扎3日3夜做出了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决定;这样一个人,和丘吉尔一样是干出来的领袖,风雨飘摇之际足堪撑起民众的天空;却非民选时代令人一见倾心的妙人儿。(毛和丘吉尔早年均郁郁不得志,被人视为“刺头”儿,为特立独行付出不小代价)他们最终被时代和人民选择,多数人彷徨无地之时,他们却绝不会逃避必要之战。这亦是特里尔忍不住假设毛死于1956年的缘由,此时他几乎处在完美的顶点——若无大跃进,若无文革,中国又将是怎样的中国?毛的形象又何至于腰斩?

这位美国人恐怕代言了我们多数人的内心徘徊。我们慕其英武于外,又惧其好斗于内,耿耿于此,难免咎其一人。大学时师长,讲起云南插队一事,“地方是好地方,可惜当时以为发配一生,沮丧无比;归来之后方以为财富。但等不得世变落户当地的人,一生蹉跎,亦是不少。”师长又云,“一代青年插队落户,若思及当时人口与经济压力,毛决定并非无因”;“中央政府对少数边疆之地的统治从此始见章法。不少边陲,名曰疆土;其寨民族民,不过辖于族长,封闭自治,不接文明。以一代知青为代价,边远蒙昧之普通话普及,红宝书之宣传信奉,大有力于百年之后。”师长平易近人,职位不称其才华,受益于78年高考但亦非得志精英;此番讲话,石破天惊,启蒙独立之思。某日电视上见一边陲老妇,其女受助骨髓移植,老妇不读书不识字,仅以一曲代其感激:“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是她寥寥数首能唱的国语歌曲。又复震动。若无师长开启,我不会得以触摸历史的复杂暧昧,此刻难免一笑老妇之过时老土;而不会敬畏前人之大代价大手笔!毛公所经营意象,除众人崇拜之伟人,亦是凝聚各族之共主也。父辈伤于个人崇拜,亦用力消解个人崇拜;我们受益于父辈之精神解放,却亦知“各族共主”之重大,不可轻释。藏民之敬毛公如文殊,毛公深远布局,却被后人颠覆弃之,拙于应对达赖之独大,令人一叹。

是的。我们面对历史,尤其近得与自己家族三代切肤相关的历史,很难心平气和。明初之“大槐树”,成为很多家谱之溯源,“南有石壁村,北有大槐树”——偶读黄碧云客家漂流者行记,亦可从中寻到端倪。移民之填四川、闯关东,当日之艰辛血汗,百年后子孙天下,遂享其劳苦。这些“沉默多数”沉于历史的边角;我们同情且悲愤清代文人流放“宁古塔”(“宁古塔”于略知传统之人,不啻“奥斯维辛”之罪恶),林则徐流放伊犁,却难以并置一处,为什么是东北?为什么是新疆?向来读书人牺牲奉书为“牺牲”,胼手胝足之牺牲,却被人忽略不计,呜呼!二月河为雍正张目,佞上之意,委实过分,不过他“得罪笔杆子,话语权吃亏”的思维,却值汲取。雍正之腻歪传说:得位不正、乾隆非子、乱伦己女、暴亡无头……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和商之殷纣,可堪并举。曾有历史学家愤言,历史有如婊子,失败者被层层油彩涂抹。殷纣如是(子贡一语道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杨广如是(杨广征高丽便是渎武,又何以解释唐太宗之征高丽,唐高宗之征高丽一脉相承?);亦有历史学家慨叹乾隆命运之佳,其父祖殚精竭虑,遂成就“十全老人”,雍正摊丁入亩,承明代张居正一条鞭法,得罪官僚士族,两人均付出种种代价。大国政治,最难在于利益种种,如何切割;所谓改革之难,亦在利益集团反噬之力,令人为难。不动刀,尾大不掉;动刀,亦有可能动错了刀,或病体熬不过激烈折腾。毛公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笔力亦雄奇魁伟,堪与文人计较,奈何身后,难敌喋碟众口,果然如信乐团讴歌,最强悍者,时间命运也。西西河“棋人鲁大耍”君曰:“毛公看出问题,下错药方;邓公不以为病,或有后患。”诚哉此言!

若我们不以毛公晚年已然为私利彻底疯狂,那么必须直面毛公一生自许两项功业:解放大陆;发动文革。其一,支持者众;其二,支持者希。我感兴趣的是为何毛公明知党内反对者众仍要坚持己见?后来读到陈凯歌之青春自传,诧异于北京四中官家子弟与世界之同步,他们津津乐道的,是某一级别才可享用的流行文本:《麦田的守望者》!20年之后,我等小康子弟才赶上第二波流行。又见福柯关于“林彪之死”的思考,联合黄炎培在解放前与毛公的对话,始有所悟。黄炎培先生向毛公提出了要命的问题: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公郑重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窃以为毛公文革之心,与此不无关系。是的。中国历史一治一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王朝兴起,土地相应平均分配;日变时移,土地兼并者众,权贵集团做大,无法制衡,剥削无限,直到最后一根稻草压垮底层民众,起来造反;世家精英、文明踵华尽数又丧于此——足可痛心,但这要命的过程千余年来未曾幸免!连民国史亦跳不出如此窠臼。黄埔之北伐,雄姿英发,锐不可敌;等到蒋经国先生打“大老虎”(四大家族已无可制约)无功而返,上海“金元券”彻底崩溃,汤恩伯仅守3日不得不仓惶辞庙。军事之溃,表也;政经之溃,人心之失,里也。一朝之兴,官僚体制自成;此时皇帝亦难相搏。朱元璋时贪腐者死,律不可谓不严,并不能禁绝官僚机器滋生病症。一人与体制作战,虽皇帝亦必败无疑。

毛公堪与始皇并举者,是其敢为百年计千年计坚忍(亦残酷)不仁之心。始皇有秦朝万岁之心,亦有千年经营之心,其郡县制修长城文字一统度量一统,千年农业帝国,由此定型。可惜改革者巨,旧贵族者众,民众亦不堪代价,遂二世而亡。高祖刘邦,复古分封制;事实证明始皇目之深遽,汉武又复平王国乱大一统,郡县制渐成千年之制。“革命胜利之后”和“挪拉出走之后”一样,是个要命的问题。鲁迅说,挪拉“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鲁迅的话平实到极点亦沉痛到极点,“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张爱玲亦不无反讽,现实绕不过去,人们索性自由pose也不摆了,“挪拉出走?——走到楼上去!”穷困潦倒泡图书馆的马克思,一心致力于如何解决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他觉得思想成熟强大的无产阶级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才可以终结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循环;但他想不到社会主义多和未充分资本主义贫弱之国结下不解之缘,亦想不到条件不足却又革命胜利了又该怎么办?

国人多痛恨汉高祖、明太祖之滥杀功臣,但拿功臣下手,亦事出有因。国姓封其后,世袭恩待;再加上功臣之后,一众繁衍,世袭恩待;特权阶级者愈众,越快到达百姓的承重线,亦即王朝的灭亡线。人皆有爱其子女之私心,不能拿自家下手,只能削功臣势力以稍延国祚。革命胜利之后,“打江山易,守江山难”,老革命遇上新问题:有趣之一是不少老革命都想找个识字多的新妇女(老婆革命没话说,可胜利了过日子就没新妇女通情达理体贴周到了,有电影名作《霓虹灯下的哨兵》佐证,虽班长之初级官僚,面对上海时尚mm亦旌动神摇);挑战者一变而成坐庄者,打江山时自然上下团结一心,笑纳江山时难免多出“我”这一个心!红色贵族,老子鲜血染国旗,子孙不该分好处吗?老子英雄儿好汉,你我都知“未必未必”;可职位升迁,却不免“当然当然”。福柯将毛之“文革”与格瓦拉到“丛林里去”统一于“继续革命”的大命题,两人均似堂吉诃德战风车的悲壮,一人之“继续革命”,与众人“到此为止”的大势相抗,注定是要失败的事业。毛较真于黄炎培所问,勇于下刀,冀望陈血新血相激互动,不复蹈千年循环;不论成败,其心当为后人知晓思考,其败因,亦应成为后人直面现实有所汲取的资源。

毛之失败,小败于他同样不能脱俗,江青“红都女皇”传记透露,她坐拥美国流行电影,甚爱《出水芙蓉》,媲美今日金家主宰嗜爱日本寿司,高位者素能安享全球之好处欤。毛之失败,深层原因日本NHK电视台《文化大革命——四十年后的证言》启人一二:摄影家李鼎盛,保存了当年文革珍贵的照片,后半生亦因此发达。他曾是造反派,夺权时亦颇自得,后来又被人赶下去,不得志遂有反思。以受迫害之惨,名扬天下的张志新烈士,亦曾是造反派,后又失势。毛公以“贫下中农”之血统抗衡“红色贵族”之血统,(我的母亲,求学便煎熬受困于此,颇费一番波折),图以校正;但沉默多数,如不接受新知,到底生不出制衡之力,亦开不出“又红又专”花朵的。若翻阅关涉文革文本,可知一时风云者,关锋聂元梓也罢遇罗克张志新林昭也罢,均受过相当教育,胆识胜于常人;文革看似提供了一场重新角逐的机会,但大抵仍是“精英”们在玩转角力,其门槛赫然,坐飞机扶摇而上的亦会轻易跌转而下!王洪文、陈永贵莫不如此。这是毛公终想倚靠之人,但倚靠不上,他们不具玩牌的资格;于是毛公只能陷于与精英为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绝望,借青年学生打倒老干部,学生坐稳栈位亦复和老干部一样(即使因贫下出身而得就学,学成其思维模式亦是精英式的),于是毛氏再打倒学生……终迷失于寻找,天下孰有共事业者?他想要沉默多数出声抗衡并补救官僚体制之失;但沉默者能出声者亦不再属沉默多数!冀望捍卫沉默多数的利益,这条路却是走不通的。而知识青年下乡改造,悟其真意者大有力于体制回馈(胡温之重三农,有助于大小传统之真正沟通);见识民间种种一心划清樊篱坚决抱团利益集团者大有人在,今之可惧可叹之某些“精英”者即如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四十年后的证言》札记,可见四十年后的证言),而关于大小传统沟通,可见伶人往事及其他

这就是我们复杂的文革史,关节错综复杂,预先筹划之理念,事实面前,漏篮不堪打水。及林彪之死,国人渐走出领袖个人崇拜,独立面向未来。邓公77年重开高考,精英们遂登台入室。农民问题冀望精英主动或被动接洽底层,已证不是根本之计;毛公残酷剪刀差建立起的工业体系,伺其壮大,如能真正反哺农业,方为上善。一生勇于坚持自我亦坚持和毛抬杠的梁漱溟先生,晚年赞其功业;工业化道路和组织形式,现代化才是走出历史循环的救赎。

(有如脑筋急转弯:q:底层农民的问题如何解决?a:等只有20-30%的人是农民,就不再是问题了。)

历史真义至简至明,道路且阻且长,唐德刚所言不错,唯有竭力做来,小心欲速不达。躁急不得,亦推诿不得。

洋洋于此,似乎早已偏题;但我思虑再三,唯有如此。不如此,何以渡“民主”之沟渠?萨苏之言,统战派用心良苦,体贴入微;这方面萨苏远胜于我,我所能言者,不过坦腹坦荡,包括几代人的伤疤;秉持一点信念,不回避问题说真话有助于我们真正地理解沟通。原打算(上)(下)两章结束书谈,现在看来,非(上)(中)(下)三篇不可。此篇献给有心触摸大陆历史的人。孙中山之三民主义,所欲有为者,是包括大陆在内的。一向敬畏日人孜孜于中国研究,同时诧异台湾人不屑知晓分岔后大陆历史,徒欲念咒“文革”一语使大陆人无语而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闭目倨傲,将来万一若打仗,岂不怕有所耽误?如果台湾人除了指责文革,以之为大陆原罪,更能问及“为何如此”,足令人不胜欣喜。我非为文革复古开脱者,不过如鲁迅所言,“在中国,搬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若不能反思有所得,恐怕桌子向左歪一点,流一次血;向右搬,又过了点,再流一次血;至第三次,若还不能取准,两次鲜血白流,岂不为最蠢之悲剧?一味占着后生的优势只顾苛刻前人,却不能直面自己时代真正的问题,这是极没有出息的;毛公之理念(“革命尚未成功”)与邓公之务实(“摸着石头过河”),只有结合起来,才能解决横亘在我们面前的种种问题。

后续:投之以肺腑,报之以肺腑——回北宸mm书(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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