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的语言和民族认同 -- 雷声

连岳转载了一个来自甘南的藏族女孩的来信，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讲述她在语言和民族认同上的痛苦。由此我想到了我的个人语言史。

我是在上海出生的，三岁就去了我父母工作的江西省上幼儿园，所以我至今的上海话里保持了很多三岁儿童的成分。说起我的上海话（Sanghê ê-oo)，光说一个“上海话”是很笼统的。上海话据说大致分为“本地话”，和“宁波腔”，一个区别的标志是对祖母的称呼，叫gn’na（恩妠）的是本地话，叫aniang(阿娘)的是“宁波腔”。这个区别我偶尔注意过，不过怎么说呢？因为我和外婆住，不管本地话、宁波腔都管外婆叫gnabhu。呵，省了不少将来文化认同的麻烦。不过周围的小孩大部分的确叫他们的奶奶gn’na，只有极少数叫aniang的。在没搞明白之前，我还一直以为aniang是姨妈、姨婆之类的意思。

我表妹过来时也叫我外婆（她的奶奶）gn’na，尽管带她的外婆是宁波人。我猜想原因有二：一是本地话、宁波腔的区分本来就不是很严格，而且上海在英国人开埠之前就是繁华的移民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南北商贾，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宁波一带来的；二是我舅舅教的。我舅舅是个家庭观念保守的人，小孩见大人要主动打招呼问好，不许和大人顶嘴，不许上桌吃饭，如果大人不提问干脆就别吱声。上海人说“家里有规矩”的人就是指这一类人。小时候我和他一起出去，他会一路上教我怎么见人，怎么问好，人家提问了怎么回答，还要以问答题的形式演练好几遍，确保万无一失。至今我都觉得外事部门编《XX问题对外统一口径》的，一定是老派的上海人（外交部的确以前上海人巨多）。不过舅舅一直对我不错，一把戒尺把我表妹抽得抱头鼠窜，却从来没挨我一下。当然，他也没少跟我母亲抱怨，说没给孩子“带规矩”。“以后到了社会上怎么办？”呵呵。话归正题，我说这个是因为猜想，表妹说gn’na不会是舅舅一路上连演带练好几遍调教出来的吧？语言学的问题常常和语言无关。

其实上海除了上海话以外，不少人也说苏州话和江北话（苏北话），甚至广东话。老人们聚到我们家搓麻将的时候，就经常什么话和口音都听得见。苏州话管“我”叫gneo，管“不是”叫fêsi，上海话里听起来象“凡是”一样，说起来慢条斯理，昂扬顿挫，极具表达力；江北话就没那么简单了，象是谁要把上海话和普通话痛苦地掐在一起一样，效果比较夸张。当然我听到的可能不是真正的苏北话，只是口音而已。其词汇和发音实际上与上海话可能差别太大。我后来真听过属于苏北一片的扬州人在自己人当中谈话，我没觉得听懂一个字。

象绝大部分苏南人、浙江人，以及其它省份的人，苏北人中有不少是作为专业人士、商人来沪的，但更多的是作为难民和流民。一般认为由于这个原因，江北话和江北口音总是和低贱的社会地位相联系。在上海人喜闻乐见的“滑稽戏”里，带江北口音的角色总是以傻头傻脑的垫背人物面目出现。在上海苏北人成片聚居，常见于工业密集的普陀、闸北、杨树浦。我们所在的南市（旧上海县城）南城外也有几片，我外婆谓之为gangbokku（大致可以转写为“江北窟”，但“窟”在上海话里是巢穴的意思，也是“家”的谑称，相当于北京人说“老巢”）。我们住的地方向南隔一条大街就有一大片，往东隔两条弄堂又有一片。一说起这些地方外婆就摇头，仿佛那里是切尔诺贝利一样。

我母亲中学时一个顶要好的同学就住后一片。我有一次陪母亲去看她。她住的地方就像人房子外搭出来的凉棚。如果你见过巴黎咖啡馆搭在大街上的凉棚，或者纽约那种外搭的小吃铺子，把其缩小一半或三分之二后，再加上十万年风吹雨打，大概就是我想说的样子了。不过走进去后里面还是装修得很干净，虽然有点局促。毕竟上海绝大部分家庭解放后已经不再赤贫，情况糟糕得多的我也见过。也就是我陪母亲去的那一次，她当着人家的面说了一句非常不尊重的话。我觉得母亲不是不当心，而是故意的。为什么？人的心思一句半句说不清楚。总之后来虽然人家逢年过节还托人送来问候和礼物（其中有一些是送给我的），但直接来往就不再了。

苏北人聚集最多的莫过于杨树浦，那里是上海早先工业最集中的地方，上海人贬之为“大杨浦”。一个常见的笑话就是“大杨浦”的工人姑娘急于鲤鱼跳龙门，给其它区的不良青年揩油。我有一个姨婆住在杨树浦，她说话就带那种味道，但人家来头可不小。我回沪后有一段事件住在虹口和杨浦交界的地方，经常去杨浦区的五角场转车。有一次在那里问路，立刻有两三个人热情地上来给我指。年纪小的都说标准上海话，可是也有一位老阿姨。问好路后我转身忍不住“噗嗤”一下就哈哈大笑起来——那老阿姨的口音太夸张了。可心里相当过意不去，人家毕竟那么热心。

说起来我外婆实际上一开始也是说江北话（苏北话）的，但她是来自属于苏南话片区的金坛，那里处在苏南苏北话交界的地方。苏北话和苏南话在划分上区别上是很大的，一个属于北方方言的南方官话，一个是属于吴方言，至少专业书籍上是那么划分的。实地的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根据我外婆的描述，金坛的农业相对发达，常有江北的贫苦农民过来打长工或做季节工人。当地的农民发现这些工人说话“软”，自己说的常州话太“硬”，于是纷纷捡起了工人的江北话，抛弃自己的苏南常州话。本来照理人们应该瞧不起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群和语言才对啊？不管怎么说，我外婆会江北话的一大优势就是吓唬市场上的卖菜小贩（常为苏北人），叫他们不敢哄抬价格。另外我小舅舅在长江客运公司轮船上做过服务员，也学了一口江北话，“妈里个巴子”是其口头禅。

三岁的时候我被携裹到了江西省。说携裹是因为我至今没明白是怎么发生的。开始大人收拾行李，我没觉得这和我有关系。直到有一天我被穿上皮鞋，扣上大衣，带出了家门。到江西进了幼儿园，我不知不觉中突然有了一个族群身份——原来我是“上海人”啊！

在此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经常会对我说：“你是江西老俵。有一天你终究是要回到江西去的。”他们知道我的父母在江西工作。有些明显是在恶作剧，口气里听得出来；可有些平时对我素来友善的老人也这么说，说话的口气还颇认真。这可把我吓的。还好我小时候注意力集中时间有限，转眼就忘了。

说是族群身份的“族群”，因为我不是那里唯一的上海孩子。那地方各大单位都有一大批“支内”干部和技术人员，有北京的，有山东的，有其它说不出的省份的。说不清楚是因为没人象我们“上海人”这样把身份写在脑门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每天家长来幼儿园接孩子，常常会不高不低恰恰谁都听得到的声音招呼孩子说：

“Gen losi zêwê。” （和老师说再见。）

孩子就会象受到暗示一般，用最大的嗓门喊：

“Losi zêwê!”

那自豪劲！

当地和其它省份的孩子也不觉得冒犯，反而会好奇的问：“这个词上海话怎么说。”我们得意地念出来，然后欣赏他们惊讶的目光——原来人话可以这么说啊！

到了小学的时候我身边的上海孩子就骤然减少，因为我没上大院子弟的“试验学校”。“试验学校”设施很好，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运动场，到处都是碧绿的草坪。幼儿园毕业前“试验学校”的校长还邀请我们参观，帮我们做登记（不知道登记什么）。可我母亲说那里的师资不行，于是我就上了本地学校。那里面只有一块巴掌大的土操场，太阳一晒尘土飞扬。在上楼的转角处有人拉了一堆屎。我做好了入学测试后，母亲带我去见了教我大哥的班主任。她告诉我这是全校最好的老师。这老师后来从没教过我。不过我自己的老师也个个都不赖啊。

开学后全是说当地南昌话的孩子。母亲已经告诫我，不准学他们说话。“我们在家要说上海话。”终于有一天，一个打扮挺洋气的孩子来到我面前，睁圆了眼睛问：“你是上海人吗？”我怯怯地回答了一个是。他立刻激动地向全班宣布：“他也是上海人。我也是上海人。我俩都是上海人！”我窘的。后来我却发现，原来我们不是一种“上海人”——我们的上海话虽然能大致沟通，但用词经常驴头不对马嘴。我问他住哪。他说闵行。我不知道闵行在哪。我不知道闵行其实是郊县。上海话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东西——它并非真正的本地话，而是苏州、宁波移民的混合语言。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相隔遥远的苏州话、宁波话上海人能理解个五六分，近在咫尺的闵行话、川沙话、大场话常一句都不明白。可当时我不知道这个，我并不知道闵行其实是乡下，我并不了解上海一千万人口中各个族群的微妙关系。我只觉得非常尴尬，我只觉得心头从此有了一个阴影。我心里只敢偷偷地问自己，我是真正的“上海人”吗？

多年后回想过去，再比较那位藏族姑娘的经历，我所感到幸运的是，“上海人”这个族群身份从来没上升为“民族”标签，我怀念的故乡人事从来为打上“文化”的痕迹。我现在往回看，除了酸楚、不舍，少了一份庸人自扰。我现在还能上海话进行一些日常对话。听见上海长大的孩子用上海话妙语连珠，我也常偷偷地学这，但我知道我永远达不到他们那个水平了。在他们面前我只能暂时沉默。

我的上海话和我生命中很多异常怀念的东西永远停留在了三岁那一年。但除了那苦苦的回忆和挣扎的归属感，我还有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