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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Die Gelben Spione 明镜周刊： 黄色间谍 -6

事 实上中共政府也在不断改善法规，以保护外国的技术诀窍。目前这些法规已达到了德国的水平，即使联邦司法部长布里吉特.齐普里斯的法律专家们也这么说，自 2000年以来，他们每年与他们的（中国）同事会面，进行德中司法国家对话。如果仅凭法律法规的数量来看----仅2007年就应会有14部新法规--- -在中国估计连一件仿制的体恤衫都不会再有了。

而且专利机构国家知识产权局有4000名工作人员----对此中国可真没有省钱。 保护知识产权办公室平易近人的50岁的副秘书长马恩中，很乐意报道所有那些行动，打击光碟和录像侵权盗版者的“阳光行动”，打击展销会上的专利侵权者的 “蓝天（会展）行动”，打击各种产品仿冒的“山鹰行动”，等等。只是，尽管所有的法律、对话和部长讲话，尽管阳光和蓝天，实践中的改善太少了。并且，在中 国的地方上经常几乎是毫无改观。而在北京，一旦国家间谍活动参与到技术诀窍的盗窃中来，那就什么都不会改变。

国家黑客对联邦政府实施了攻击这件事，对驻柏林的中国大使馆来说只是一个“毫无根据的不负责任的投机猜测”。中国尽管对有关黑客的所有投诉“总是抱负责的态度”并立刻开展调查，不过当然只是“当有确凿的证据时”----那么这里是没有（证据的 ）。

而 被黑客攻击的政府电脑中的信息“根本只有国家机构才会感兴趣”，正如宪法保卫局在其秘密报告中所写的那样。“出于这个理由那就必须假定，中国国家参与了这 些电子攻击”，那里的（报告）称。（这是）一个对中国大使馆完全“难以理解的”假设，特别是那些“不断重复出现的对‘黑客’和‘国家’概念之间巨大差异的 混淆”。不仅为了中国的而且也为了德国的利益，与其在这样的误读中喋喋不休，还不如将“中德两国互惠的合作”进行下去。

那就是 说，为此给联邦政府剩下的只有中国甜酸滋味的一丝微笑。“中国在追求世界上的技术领先地位”，经济部国务秘书哈特穆特.肖厄特说----最迟当中国人自己 会失去些什么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出于自己的利益而遵守国际规则了。不过到那时，对一些德国的中型企业来说就太晚了.

在由国家松绑 了的中国资本主义中，德国企业家的机会事实上是多么小，几乎每次都可以从他们针对产品伪冒所进行的费力、绝望、常常是无望的斗争中体现出来。 0例如，来自巴登地区伊斯普灵恩的眼镜架关节生产商欧贝在中国起诉了康华眼镜（有限）公司。德国人指控康华自2002年起就已延用了一种有专利的弹簧关节 制造流程。康华用一个针对德国人的宣传攻势进行反驳----他们只不过想阻挠中国的崛起。

在如此自信而敏感的中国人那里，这样一个理由事实上能很快将外国人踢出市场。尽管如此，欧贝仍继续诉讼----并一审败诉。法院的理由如此奇怪，说德国人的专利还包含了另一个受保护的特征，因此与康华的重叠忽然非常小了，而专利侵权是所谓不存在的。

来自巴伐利亚州施若本豪森的保尔集团也撞上了中国人强词夺理的界限。当保尔的工作人员2006年在上海建筑机械展销会上溜达的时候，他们在相距几个展台的中国公司三一重工那里发现了一个挖掘机的铲斗臂，保尔称那是他们自己发明的并已经登记了专利。

尽管如此，德国人直到展销会结束也没能成功使那只铲斗臂从三一重工展台上清除掉，即使在匆匆赶来的专利机关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代表陆先生的帮助下也没成。业务总经理塞巴斯蒂安.保尔说，那人真是显示了最佳的诚意，但未能获得成功。

特 别是在地方上，远离北京，德国企业就等于是毫无机会的了，机械与装备制造协会“德国机械和设备制造商协会”业务总经理汉纳斯.海色的经验就是这样。法律秩 序在这里经常只停留在纸上，所管用的，是中国人的社会秩序和“关系”。关系----它描写了一种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帮与要求被帮的网络。谁付出了，就有 权利要求给予他回报。谁获得了，就有义务及时地展示其报答。在带着薄弱的社保网络的中国社会中，关系仍常常提供着防止潦倒败落的最佳保护。因此，关系的义 务优先，紧急情况下也会凌驾于来自首都的法律与命令之上。

不仅产品仿冒者是结成网络的，他们在有些省里带来了大部分的经济业绩，而且管理部门的公务员们直到省长、警察和法官也是（结成网络的 ）。相反的，在中国的德国人一般没有关系----从而他们在中国实际上完全处于下风。

针 对非法复制的诉讼程序经常也更像是中国的国家马戏表演而不像中国的法律追究：为了使剽窃者真的伏法，通常得向相当于一种专利警察的当地行政机关“工商行政 管理局”交手续费----有时甚至（还得交）一笔拘捕费。:而对伪冒者的罚款低得可笑。法尔茨地区工商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安德雷阿斯.布鲁默称，2003年 每件工商行政管理局（处理的）案件平均为 900欧元（罚款）。在欧洲人的眼中，赔偿也同样太少了----假如外国公司真能成功贯彻其权利要求的话。抗争来的钱如果够支付私人侦探和律师的费用的 话，就属于幸运的事了。并且有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务人员也还将被没收的用来生产盗版商品的机器拍卖给最高竞价者----那人也可能是伪冒者自己。

“从前适用简易公式，人们必须在中国的产品仿冒者那里实施三次没收，以便他无法再恢复元气，今天则需要五次”，滚珠轴承制造商谢夫勒尔负责产品和商标伪冒追踪诉讼的协调员英格丽特.比谢尔美伊尔-比恩黯然叹道。

在 中国令人失望的案例中，揭阳市健通汽车玻璃厂的案件属于经典了，它令世界上六家大汽车品牌反对它，其中有戴姆勒-克莱斯勒、宝马和奥迪。在1999年至 2001年，这些康采恩三次派警察去搜查：第一次，侦缉人员没收了362块伪造的挡风玻璃，第二次3877块，第三次7081块。

揭东县的地方行政管理部门先拒绝、然后揭阳市的（行政管理部门 ）启动了早已该启动的程序。最后，此事传遍了国际新闻界，一位该公司的代表最终还是坐上了被告席，但惩罚只有90000欧元，仅相当于伪造玻璃在交易中的价值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