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事件】【原创】 同西安事变有关的几个人物的小故事 -- 阿康

蒋百里是战略家,当时随蒋介石在西安,也被禁,当时张学良去见蒋百里,问计于他, 蒋百里说这是力的问题, 在西安这里, 你有几杆枪就够了,但是在西安以外呢? 张学良说他担心的是南京城里的"力"的问题,(当时何应钦是除蒋之外,在黄埔学生中威信最高的人,何又力主武力讨伐,张担心何不顾蒋的生死,围攻西安。) 蒋百里很干脆的说，南京不会有问题，也就是说何的“力”，小于蒋的“力”，南京决不会不顾蒋的生死的，张于是放心。

可是，中央军仍然西进，有一天，张学良来见这些被扣的大员，说这几天要去前线，可能不会来看大家了。

陈诚讽刺地说“副司令要上前线？是不是日本人打来了？”

张恼怒地说：“开什么玩笑，是他们要打，不是我要打”。

陈诚又说“你把委员长扣起来，他们能不要打麽？”

于是，蒋百里赶紧上来圆场，对张说，“你跟我们讲是没有用的，去请委座下停战令”，

张说委座不肯，

蒋百里说无非是要找一个合适的送信人，能让南京和委座都信任的。

张说这里的人都是蒋的亲信，谁最合适？

蒋百里问这里的人你最恨谁，

张说我不恨谁，只有蒋鼎文这家伙老是搬弄是非，很讨厌。

蒋百里说那你就请他去劝委座，

蒋鼎文带着蒋介石的停战令回南京，于是中央军停止进攻。

后来宋美龄去西安，想带蒋鼎文，蒋鼎文不敢回去，被宋美岭痛斥，才勉强跟着去西安，张学良在西安机场相迎，张拍拍蒋鼎文的肩说，“不错，是条好汉”，蒋苦笑说“我是小好汉，你是大好汉”。

戴笠一定要跟宋美龄去西安，刚开始遭拒，后痛哭流涕请求才得准。张学良在武汉任职时同黄埔系的那些将领攀交情，同胡宗南，戴笠，关征麟这些人都很熟，陈诚的军队整理处，戴笠的机关都曾隶属武汉行营（蒋正，张副（代））。到西安后戴被关在地下室，张去见戴时，戴笠愁眉苦脸地对张说，副司令可把我害苦了，你来这么一手，我这个军统局长可是失职，委座一定不会放过我。张说那可不见得，黄埔弟子三千，唯有雨农敢来与他共生死，说不定以后更受重用。戴央求张让他见蒋一面，蒋见到戴，一顿臭骂把戴骂出去，但事后戴果然更受重用。

而另一个情报届的头子，贺衷寒因为跟随何应钦的强硬讨伐政策，从此失宠，其地位也被戴笠取代。

钱大钧是张学良在武汉时的参谋长，张到西安后调任蒋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原来是蒋的侍从室主任。张原来还想要钱大钧为参谋长，钱在武汉时，因为比较会来事，同东北军相处得很好，但却有人说风凉话，于是蒋让晏道刚出任张的参谋长。晏道刚不太灵活，同东北军上下常有冲突，事变也没有察觉。后来到台湾以后有人同钱说，当时如果仍然由钱当张的参谋长，也许就不会有西安事变了，钱笑笑答道，“很多人都这么说”。

蒋后来说“晏道刚无能，曾扩情无耻”，两人都失宠，曾扩情黄埔一期，原来也是蒋的红人，是因为受周恩来劝告，在西安广播电台上宣传“八项主张”受蒋斥责。

还有一个从此失宠得是何成峻，也是蒋系人马，东北易帜为蒋作说客，同张也有关系。西安事变后张邀何西安一行，何不敢，说以蒋之威望尚且被扣，何况他，结果失去一千载良机。

王新衡，蒋经国的留俄同学，张学良在武汉任职时，在张下面的做情报工作，当时刚好被军统局派到西安不久，新婚不久，西安事变发生时，西北军在城内抢劫，打开王家的大门，王挨了一枪，新婚留影及很多财物被抢。后来到台湾以后，蒋经国把王新衡调去看管张学良，王妻提起此事，张连说对不起。

张学良从国外归来，蒋告他“勿事荒嬉”，劝他注意“生活作风”问题，蒋对张身边用人也很注意，要求张不要再用那些北洋旧人，张于是开始使用很多“新人”，而这些“新人”很多都是“左倾分子”，甚至中共党员。

所谓“慷慨成仁易，从容就死难”，那些南京被扣的中央大员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包括陈诚，他们都在张学良，杨虎城关于西安事变的通电中签了字。当时有个侍卫回忆说，其实当时看管他们的只有非常少的几个兵，但大家都垂头丧气，没有人想到要反抗。

而张学良不管怎么样，还是写下了那篇《西安事变反省录》。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借着一股“领袖正气”虽然表面上态度很强硬，但一定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东西，只是没有人肯讲而已。

我觉得，许多电视剧中描写的，宋美龄，宋子文两个人信誓旦旦但保障张的安全，应该不是那么回事，顶多只是默契而已，可能的情况是张自认为他们已经达成谅解，蒋到机场还劝张学良不要去南京。到洛阳时，张坊去接蒋，蒋还赞张，说“真是北方的汉子”。后来张坊受命去西安谈判，行前到溪口见到张学良，问张，为何不陪委座到洛阳就请求回西安，张摇头不答。

在军事法庭上，张学良态度强硬，“认罪”不“认错”，蒋得知后，很气，说“不放这小子回去”。1/1４日蒋在溪口见张一面，可能也是要看看张的态度，蒋在当天日记中写　“汉卿胆小怕死，狡谐糊涂，诚不可理喻也”，张学良则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　“晚七点，蒋先生同餐在座有子文、次辰、贵严、雨农诸位，饭后谈劝余看二书，《完人模范》、《民族主义》，余报告此来之意，委座对余事感戴之意，并请勿为了我，费了为国家之精神，余可自制自了，任何事委座告余，必尽力之所能，余平生不愿负人，最难过欠人之恩义”。后来徐永昌去见张，回来同蒋说张无悔意，不可轻放。

• ※ 西西河电子期刊 周年特刊 2004年5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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