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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周刊第八期》

共同奋斗，振兴中华，这是《兴华周刊》的宗旨。《兴华周刊》在2004年春天创刊，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者，关注国家的整体利益、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兴华周刊》以原创作品首发，力争深刻、尖锐与独立地分析和评论。《兴华周刊》主张，公器付诸公论，真理越辩越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与诸位同仁和读者共勉。

本期目录：

[每周掺望] 新华声： 2004-4-10~2004-4-16

[闲聊] 新华声：闲聊 台湾何不再公投一次谁上台？

[台海局势] 路漫漫：今后四年对台战略

[人物臧否] 宪之：普京现象

[经济评论] 林昙：金融风暴的发生

[文化批评] 陈寒鸣： 历史研究中的真问题与假问题

[社会观察] 恺玄：中华复兴的涵义

[一家之言] 林佳树：为什么我们应当公祭黄帝

[外交战略] _Ares_无敌：[原创]台湾问题的战略意义

[每周掺望] 新华声： 2004-4-10~2004-4-16

下周可以观看的是伊拉克全境和美国联军的游击战。其中费卢杰、巴格达、纳杰夫等地的战事可能比较激烈。另外日本人质的性命究竟怎么结局，也是大家拭目以待的。

切尼访华也是一件大事。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态度怎样，是这次访问的焦点。如果切尼到北大清华演讲，估计会面对学生的挑战。

由于什叶派的后台是伊朗，美国在中东的占领有可能发展成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直接冲突。美国在伊拉克的存在前景暗淡，全身而退，已经几乎不能。由于最近以来的战争升级，全球穆斯林势力是否在其他地方开始突击，将成为下周及今后异一段时间的看点。

闲聊：台湾何不再公投一次谁上台？

作者：新华声

闲聊，有时候也就是做做事后诸葛亮。有时候，看着别人瞎忙活，忍不住就点拨一下。至于是否管用，那我们可是不负责任地！

比如这个台湾，大选了，公投了，刺杀了，作弊了，。。。两下里继续闹，又是游行，又是集会，又是选举无效之诉，又是当选无效之诉，又是绝食，没完了不是？

既然这么折腾，那么酷爱民主的台湾人，那么酷爱公投的台湾人民，为什么不再公投一次？

公投的题目很好定啊？比如，阿扁是否作弊？或者连战是否输不起？要不要重选？要不要国际验伤？

既然那么爱公投，投那种根本没有作用的公投，碰到自己的事情，怎么忘记公投了？奇怪。

闲聊，就知道那些人是装孙子，有意撩拨撩拨他。嘿嘿。

[台海局势]今后四年对台战略

作者：路漫漫

台湾选举落幕，虽然还存在着争议，但陈水扁连任似成定局。几乎在所有人看来（希望台湾独立者除外），这是个糟糕透顶的消息。

然而，问题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政治运作自有其内在规律。陈水扁上台并不意味着台湾很快就会宣布独立，连战上台也并不意味着统一很快就能实现。人们的普遍想法或许是：连战上台，即使不能够很快统一，至少也能够维持现状，不至于引起大的纷争，两岸民众的生活或许能够踏实些。陈水扁上台，两岸纷争势难避免。这种想法或许不错，但却是苟安一时，得过且过，缺乏远见的。

与发达国家的政治侯选人不同，连陈都是标准的政客，他们维持政治生命主要都赖于“政治信念”，而非经济策略。美国总统大选，侯选人之间多争经济，多谈民众日常生活相关话题；而蓝绿之争，却多在大陆政策以及抽象的民主自由理念（双方均指责对方为暴力党，而自己则是坚决维护民主自由的）。蓝绿之争，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所谓族群之争，实质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利益。泛蓝代表北部（多为上层阶级，“外省人”），泛绿代表中南部（多为下层阶级、“原住民”）。正是由于以上各个特点，使得台湾大选不同于其他地方的选举，因为它牵涉到几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而投票参与率非常高（80%以上）。

连陈的政治立场及政治信念决定了无论他们哪一个上台，都难于推进两岸统一。民进党作为“原住民”的代表，一贯仇视“外省人”，视蒋氏政权为“外来政权”，视大陆为“外国”，其党纲规定推动台湾独立是其立党基础。这样的政党，当然不可能对其抱任何希望。陈水扁是这个党的主席，无论如何也不应对其有哪怕一丁点的侥幸心理。国民党虽然承认中国只有一个，但是长期仇视共产党政权，主张“汉曹不两立”，其政治信念的基础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现在这个基础有所弱化，但是离接受“一国两制”仍有巨大差距。连战在蒋氏政权时期的即为高级官僚，无论如何也难以跨过这道鸿沟。退一万步说，假使连战真的上台，并试图采取某种措施改善两岸关系，也必定会受到泛绿阵营的掣肘（背后有50%的民意支持）。本来连的意志就不是那么坚强，这么一掣肘，就会一切回归原地。相反，泛绿阵营还可能抓住泛蓝执政中的某些问题，大肆反击，使将来的局势更加复杂化。所以，总体来看，无论泛绿或者泛蓝当政，未来一段时间台岛局势都将陷入混沌。

对于这种混沌，中央政府是否应该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呢？答案是否定的。恰恰相反，这种混沌乃是极佳时机，中央政府应该趁此良机，加强统战工作，争取局面向统一方向取得较大进展。

一、统一的基础

首先，需要解决一个统一的基础问题，即统一依靠什么？

1、文化基础。两岸同根同脉，同文同种，统一体现整个中华民族的意志。但由于国民党多年的反共宣传以及民进党多年的“去中国化”运动，这个基础不断遭到削弱。民进党曾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并认为时间拖得越久，对台独越有利。不能不承认这种想法自有其一定的道理。许多热切期望祖国统一的人也十分忧心，感到“时间不多了”。从逻辑上来说，如果两岸统一仅以此为基础，其结果很可能真的会与人们的愿望相反。所以，文化基础虽然是统一的基础之一，但不可能成为推动统一的主要基础。

2、军事手段。一旦台湾胆敢宣布独立，则坚决以军事手段维护祖国统一。但这是两岸人民都不愿见到的局面。不到万不得已，此种手段不会施行。需要注意的是，纵观历史，国家统一不通过战争手段而达到目的者极为罕见（我本人孤陋寡闻，所知类似者仅有两德、也门统一两例），这就决定了和平统一需要有极大的耐心。

3、经济基础。蒋氏政权时代，国民党坚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信念，一度曾把“反攻大陆”的军事手段改为“民主、自由、均富”的意识形态手段，试图在全中国推行“台湾经验”。现在看来，当然是一个历史笑柄。但也确实反映了经济实力在统一中的作用（台GDP曾达到大陆GDP的５０％）。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台湾当局坚持“三不”政策，两岸经贸来往很少，加之当局长期对大陆进行妖魔化宣传，使台独（不认同大陆）意识得以不断蔓延，终于“培养”出了一个民进党。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随着两岸经济联系不断紧密，这种趋势却渐渐缓了下来。2000及2004两次大选可以证明此点。四年间，泛绿阵营得票率虽然有所增长，但其发展势头比起当年（十年间由0发展到一个庞大的政党）已经大幅下降。可以说，正是越来越紧密的两岸经贸往来打退了台独势力的疯狂进攻。今后，两岸统一主要也必然建立在经济基础上。

二、台湾2004大选情况分析及相应对策

为什么泛蓝失败，泛绿胜利？人们都在问，都在不平。刨去陈水扁的种种阴谋，我们不妨这样问：泛蓝为什么不能够获得足够的铁票支持？

1、从历史上看，国民党执政时的腐败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正因为如此，民进党才能挑动族群对立（阶级矛盾），最终取代国民党成为执政党。

2、从现实来看，香港经济近段时间遭到挫折，使台湾民众担心若实行“一国两制”，会引起经济下滑。

3、从心理上看，虽然近几年台岛经济不振，大陆经济高速发展，但岛内居民仍然有一种相对大陆人的“优越感”，难以接受“一国两制”的安排。

针对以上各点，大陆应该采取以下对策：

1、对台岛内部的政党之争，应采取观望态度，尽量不涉入其中。把着眼点放在民众及青年一代身上。尤其应该注意争取多数民意，关注岛内弱势群体的利益。例如可以在就学、就业方面给予方便（如设立奖学金等），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在经商上给岛内居民提供方便。要特别注意加强与台岛中南部的经贸及文化往来，使中南部民众准确和广泛地了解大陆，从而认同祖国统一。

2、向台岛民众解释清楚“一国两制”的真实含义，而不应只空洞地谈“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好办法”。应针对岛内民众的疑虑，反复具体宣传，打消其顾虑。尤其要强调一国两制政策中“台湾地区高度自治”对岛内民众有百利而无一害。

3、加强文化往来。对于各类媒体的交流合作以及文艺团体来往均持积极态度，不必过于担心岛内所谓“不良观念”渗透进大陆。

三、孤立、打击陈水扁

陈水扁已制定计划，声称2006“公投制宪”，2008实施“新宪法”。这表明陈水扁已决心成为反祖国统一的千古罪人。既然如此，那就应当顺其所愿，以罪人来对待他。要打击陈水扁的嚣张气焰，中央政府应该团结最大多数的岛内民众，甚至包括温和的民进党人，使陈水扁成为孤家寡人。

1、把陈水扁与普通民众区别开来。民众无论持何种思想观念，大陆均应坚持既定待政策，通过实际的交流，争取民意。

2、把陈水扁与民进党区别开来。必须注意到，多数民众关心的只是生活能够稳定，而对政策并无太大兴趣，民进党普通党员（甚至一部分高级党员）亦是如此。因此，应鼓励民进党人多到大陆看看，中央政府及大陆民间均可设法加强民进党的各种交流。

3、坚决打击陈水扁及其周围极少数死硬分子。此次大选，陈水扁费尽心机，耍弄种种阴谋，已陷于不仁不义、不诚不信之地，民怨沸腾。大陆相关媒体应借此大做文章，可给陈水扁以下称号：两面三刀的伪君子；反复无常的小人；阴险毒辣的大阴谋家；阻碍三通、扼杀台湾经济发展的罪魁祸首；破坏两岸稳定的麻烦制造者。中央政府不应再主动与陈水扁进行任何接触：凡陈水扁的建议必反对（但由其他人提出却可以讨论）；凡陈水扁提出的新政策必诛讨（但由其他人或者机构，例如“行政院”、“立法院”提出却可以酌情讨论）。不允许与陈水扁过从甚密者到大陆投资（注意必须是与陈水扁个人关系密切，而不仅仅是民进党关系密切者，范围必须限制在极少数人），限制其经济利益及各种活动，但只要愿意与陈水扁保持距离，就可以给其各种活动提供方便。总而言之，就是要使陈水扁成为孤家寡人，一失去民意支持，二失去党内支持，三失去亲信支持。一句话，对待陈水扁应一反过去对事不对人（听其言，观其行）的做法，改为对人而不对事（逢扁必反）。只要达到孤立陈不扁的目的，台独活动就不可能再度升级，可保台湾局势数年稳定。反之，如果陈水扁仍然得势，台独活动甚嚣尘上，台海局势必将日益复杂。一旦大陆形势稍有不安，台独势必掀起大浪，那时就很难控制了。

四、余论

1、祖国统一是一项千秋伟业，但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有极大的耐心。

2、随着时间推移，台独力量在增长，但统一的因素也在增加，而且增长得更快。2003年台湾地区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额为2000多亿美元，其中与大陆就达到580亿美元，占1/4强，岛内经济对大陆的依赖性与年俱增。我们坚信，建立在大规模贸易基础上的两岸关系，将越来越牢固和紧密，并最终将因此走向统一。时间不会成为两岸统一的障碍。

3、在“总统”选战中，陈水扁已资源耗竭（包括资金、民意），民众普遍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再加上泛蓝阵营主张的大陆政策符合多数民众的利益，尤其得到上层人士的拥护，预料未来大“立委”选举中，泛蓝阵营将获大胜，从而对陈水扁当局产生强大制衡。但是中央政府一定防备陈水扁在选举中再耍花招，例如在选举前释放所谓“善意”，打着稳定两岸局势的旗号，与大陆进行所谓“谈判”，挂羊头，卖狗肉，借以拉拢民心，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前已述，对陈水扁必须抱着痛打落水狗的态度对待。因为事实反复说明，陈水扁是一匹中山狼，有时又是一条农夫怀中的蛇，是不可不置之死地而后快的。

4、大陆有必要关注岛内各党派的年轻领导人，多与之接触和交流。总之，把眼光放得长远些，把许多该做的工作做在前面。

[人物臧否]普京现象

作者：宪之

俄罗斯大选，普京几乎没有费多大的力气就击败对手连任总统。自从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20 大举起“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旗子以来，经过勃列日涅夫的宫廷政变，到戈尔巴乔夫以“新思维”完成“改革”，其后又戏剧性地被叶利钦取代，最后在风雨飘摇中不得不把最高权力交给普京，风风雨雨，几乎50 年，的确可以说，俄罗斯已经进入“普京时代”了。

历史看似由伟人创造，其实，归根结底，还是由历史创造和选择伟人－－当然，这里的“伟人”是广义的，说是“大人物”更确切些－－像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们，只能是道道地地的跳梁小丑。

俄罗斯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选择普京？比起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们来，它带有更大的历史必然性。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从赫氏起开始“转型”，几十年来，虽然也颠颠簸簸，左右摇摆，时快时慢，但总的趋势则是一往直前或者说是急转直下，到戈氏则在举世的一片狂欢中驶入了快车道。孰料，历史老人太残酷，太会捉弄人，戈氏的磁悬浮列车并没有把它载向辉煌，他的成功之日也就是他的颠覆之时－－叶利钦接过这辆列车时，它“休克”了，只能打倒轮，乞望美援是一厢情愿，美国人并没有给他们兑现“转型”保险，以致他连换司机，到底也没能把这辆破车在风雨飘摇中开到底，半途就交给了普京。

做了几十年的白日梦，俄国人这才发现，他们的生产力并没有得到解放，反而倒退了几十年－－只有89 年时的一半，再过10年15 年也回复不了。说到综合国力，超级大国梦连想也不敢做了；柏林墙是推倒了，但人家照样“东扩”，“全球化”的手，已经伸到中亚的腹部。“民主”“自由”倒是实现了，不过那是属于少数富豪的。“人道”吗，“老毛子”连平均寿命都降低了10 年，其余可想而知。“在俄罗斯谁能自由而快乐？”－－涅克拉索夫的著名命题再次提上了历史日程。产权是“明晰”了，但国民财富的一半“明晰”到七大财团手中－－这个“改革成本”太大了，而且，尽管赦免了他们的“原罪”，然而人家仍然“心有余悸”，仍然以洗钱和外逃资本为能事，他们只爱钱不爱国，美国人都说他们是“官僚或裙带资本主义”，并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啊！“莫道君行早”，我们这位“老大哥”，如今，弄得连“俄罗斯女郎”也不得不到小老弟这里来“用青春资源淘金”，轮到他们“望乡”了……“反思”了几十年，他们终于觉得该重新“反思”了。

以前，大家是“跟着感觉走”，“颠覆”再“颠覆”，颠覆的不光是“社会主义”，还有自己“丑陋”的国家，以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们自然会把他们引向“自由”“民主”的乐园。现在，他们终于发现，花旗帝国不光要使他们“姓资”，而最终目的，更是要他们四分五裂，陷入贫穷混乱的深渊，就像南斯拉夫和伊拉克一样。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得改弦更张了，开始意识到俄国再不能照着美国人的奴才戈氏和叶氏的设计实际上也是美国人的设计塑造自己，不能盲目跟着官僚买办阶级的屁股，让他们继续为所欲为。这个被“折腾”得风雨飘摇的苦难国家，已到了“待重头收拾旧山河”的时候了－－于是，像普京这样爱国的铁腕人物，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政治舞台。尤科夫公司事件的全部涵义也在这里。

“赫鲁晓夫是俄国的“改革之父”，因为是开始，还必须犹抱琵琶，举着“列宁旗帜”打倒斯大林；因为他过于“激进”造成危机，就出现了勃列日涅夫们的速度调整；而当他们在渐进中积聚了足够的能量时，更为“激进”的戈尔巴乔夫就顺时应世走上了政治舞台。戈尔巴乔夫时代是俄国“改革”的顶点，也是他的冰点。他敲响不光是共产党的丧钟，也是自己的丧钟，这是一个反面意义的“凤凰涅??”，历史小丑改变不了毁灭自己的命运。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亲手毁掉共产党，这虽然经他的手完成，但并不是他的个人的“天才创造”，这种在庸人看来感到不解的悖论，实际上带有深厚的历史必然性。无论是他们的“接轨”还是叶利钦的彻底“转型”，他们的历史使命都是“颠覆”－－他们颠覆的不光是“传统”，而且也包括自己的祖国。所以，媚洋、崇洋、畏洋、倚洋自重等官僚买办阶级的卖国主义则是他们一以贯之的衣钵。普京时代是恢复国家主义的时代，第一个“颠覆”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第二个“颠覆”已经到了改弦更张的时代了。普京时代的使命，就是把这辆已经“颠覆”的列车拖进厂里大修。但愿他能重振北极熊的雄风。可惜，俄国人付出的“改革成本”太高了－－它远远比卫国战争大多少倍，其软性的精神成本更无法计算。真正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啊，呜呼！

不知他们想过没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经济评论]金融风暴的发生

作者：林昙

其实，这个问题益西彭措先生已经反复说过很多次，但网友认为不够通俗，从目前状况来看也确实有许多人没有弄明白，那么，我就再通俗的解释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人玩过“砸金花”，这是一种赌博游戏。每个人三张牌，几个人一起比牌的大小，牌被扣着，也可以摊开（赌注加倍），大家轮流下注，觉得自己牌小，就可以不跟，那么损失的就是已经下的注。

如果，一个人拿到了“豹子”，就是三张一样的牌，比如，三个A，那么对其他各家基本上可以通吃。就是稳赢了，除非对方留了“二、三、五”这样最烂的牌。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下，这个人不管拿什么牌都没有用，拿大牌只会让他输的更惨，那就是有两人的赌资远超过他。只要他下注，对方就跟进，直到把这个有“豹子”的人“打立”（他口袋里没有钱了），这个时候，他最聪明的做法是及时放弃，损失现有的赌资，但是，这种损失连对方持的是什么牌都看不到。

金融风暴也是如此：

实体经济是各自手中的牌，所谓金融资金就是各自“赌资”。

假如泰国股市有100亿美圆总值，泰国可以控制50亿美圆的资金，另一方（叫乙方吧）有1000亿美圆的资金，看泰国怎么操作，泰国买涨，乙方就买跌；泰国买跌，乙方就买涨；最后谁是赢家，不用问，只要乙方想动你。苏联那就是小菜一碟了，几把汇率就整完蛋了。

日本有6000亿美圆的储备，一样输的精光。因为，与乙方资金实力不可比。也没有下注的勇气。

世界上每日的游资量是1.2万亿美圆，掌握在美国各种基金手中的资金是19万亿美圆。

中国万国证券的倒闭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这个操作过程，益西彭措先生已经介绍过了，但可能不够通俗。请大家结合着看看就明白了。

所以，索罗斯或者巴菲特根本不需要什么模型，你们几时见他们说什么数学公式、什么曲线？他们只谈哲学。他们是桌上的赌客，主要赌资是别人的，当然，他们从赢利中分成。

中国金融开放后，如果人家想动你，面对19万亿美金的基金规模（部分股市占用资金――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随便来几个炒家，大概都未必用的上索罗司，中国的M2仅为19万亿（所谓的货币供应总量），我们不管投什么进去，股市、期货、债券、都是人家想买涨就买涨，想砸跌就砸跌（上海炒房团实在是毛毛雨），输是毋庸置疑的。你都来不及看清对家的牌。

凡是做股市的都心里清楚，什么基本面、什么业绩、市赢率，不要说是金融风暴，在狂涨或暴跌之际，起作用的就是资金、资金、资金、炒做、炒做、炒做。

或许有人说了，我们不要做赌徒！为什么我们非要赌博？

不是我们要赌，中国拿了一手还算可以的实体经济的牌，那么金融开放是对手逼我们要坐上去的赌桌，逼银行上市已经是在整理赌博房间，预备桌椅。

如果，我们打算进行金融战：那么，我们必须准备充足的，并且对方不知道底细的资金额是首要条件，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做后盾，我们本来不成问题。

但我们怎么干的呢，连年的物价指数低于100，实体经济由于通货紧缩持续存在，交易货币都紧张的要命，东西在中国卖不上价钱去，需要拼命出口；外汇储备是4000亿美圆，不及日本；股市占用资金4万亿，折合美金5000亿。中国的货币供给模型被经济学家以学术报告的形式拿到美国去获了奖，几乎天下皆知。中国的统计局报告上清清楚楚写明货币供应量。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找到美圆供应总量。在《通货膨胀、失业与货币政策》中与泰勒（中国货币司司长易纲提到的泰勒规则的作者）、弗里德曼讨论的一位教授指出：“美联储没有在任何场合正式阐明过它的模型”。）

咱们这是把自己的钱匣子拿给赌博对手看：您看，我就这么多钱；哦！我这不对？是，还有坏帐？我们透明，我们改进！您看我们这么改行吗？我们过热，我们收紧银根。

天下有没有这么傻的赌客呢？苏联、泰国、日本到也不比我们精明多少。

在这种情况下，能怎么办？唯一的办法：不赌了。

不管怎么样许诺开放，都不能真正开放金融。因为，必输的惨烈！如果做不到，只好听天由命了。

不管怎么样，收回自己的钱匣子吧，让人当猴耍毕竟不好看不是。恐误了卿卿性命，卿卿性命事小，江山百姓事大啊！

[文化批评]历史研究中的真问题与假问题

作者：陈寒鸣

[摘 要] 历史研究中有真问题，也有假问题。对于真问题的研究，可以获得真答案；至于探究假问题，则一定不可能获得真答案。史学界曾成为热门话题的“中国封建社会何以会长期延续”，其实就是一个假问题。既然这假问题无法获得真答案，也就难怪其长期以来会聚讼不已了。

[关 键 词] 历史研究；真问题；假问题；中、西封建社会

历史是人创造的。前人在创造历史的活动过程中总会给后人留下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究与解决，不仅推动着人们改进其创造历史的活动，从而使人的历史呈露出由低级向高级运演的轨迹，而且还导致历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就此意义说来，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存在，以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就是历史学。

任何学科所研究的问题都有真假之别。无论对假问题作怎样的研究，都不可能得到真答案，就是说，所谓假问题实即无法寻究出真答案的问题，如“太阳为什么比月球小？”就是一个不可能给出真答案的假问题。历史学也是如此。史学研究中的问题有真有假，只有能够给出真答案的才是真问题，否则就是假问题。历史学是靠提出真问题并做出真答案而取得进步的。

在历史学中，对真问题所做的答案可以构成一幅历史图象，对假问题所做的答案也可构成一幅历史图象，但其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者并不一定是真确的，后者一定是虚构的，因为真问题能够给出真答案，但探究者所得出的答案却未必都一定是真确的；至于假问题则无论如何也不能作出真答案。假问题只能给出假答案，其所构成的历史图象也只能是虚构的。对于一个假问题来说，任何答案都是等值的，它们都是对假问题做出的假答案。这样，每一位历史学者在其研究工作着手进行之前，就应首先认真思考其准备进行研究的历史问题究竟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倘是真问题，便应尽一切可能地去探究真答案，倘是假问题，则大可不必再作研究，因为既然无法得出真答案，那么，对假问题作任何研究都必然是徒劳的。

“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长期延续？”这是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热门话题中最为热门的一个问题。自从一些著名史学家提出这问题以后，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这问题就一直深深地吸引着史学者，成为历史学界普遍关注的中心问题。在它之前、或者和它同时被提出的其他几个热门话题，如中国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功过评价、如何看待统治者的“让步”政策等等，都似乎渐渐冷却下来，不再为历史学者关注，惟独此一问题仿佛具有异常生命力，始终激起人们的兴趣，引发着一代代史学者去探讨。而所有参加这个热门话题讨论的学者，尽管其说不一，但都毫无保留并不加思索地接受了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即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现出特殊的长期延续性或停滞性或长期停滞性。在他们努力寻求各种答案的时候，似乎都没有考虑过这个前提假设究竟能不能成立；如能成立，又是能在哪种意义上才能成立？或者更为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所研究的那个热门话题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这实在是应首先予以认真探究的，因为如前所述，倘是不可能得出真答案的假问题，对之努力去寻求答案必然徒劳无功，提出的各种各样说法因其注定了只能是假答案，只会给人虚构一幅幅历史图象，因而都毫无意义可言。

笔者多年来亦曾苦思此一问题，但始终不解究竟根据什么尺度作为标准来衡量、判断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并进而论定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停止状态的。任何特殊性都只能是相对于一般性或普遍性而言的，即只能采用一般的、普遍的情况作为标准加以衡量和判断。所以，论定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表现为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或封建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实即意味着它比世界历史上大多数封建社会为长，或者说它比世界历史上大多数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为迟。但这种意义上的判断其实是于史无据的，因为除了西欧之外，世界历史还没有提供过任何例证可以说明有哪一个国家封建社会发展时间比中国短或者比中国更早更快速地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提出长期性的人，似应首先明确究竟多长算长、多短算短？什么样的进程为快速、什么样的进程为滞缓？长短速缓，总是相比较而言的，究竟以何种标准来比较、以何种尺度来衡量？若以西欧的历史发展为标准尺度，当然不妨说中国的封建社会显示了它特殊的长期性，因为从日耳曼人走出森林到资本主义正式在西欧揭幕，其间相去不过千年左右，而相形之下，封建社会在中国至少经历了两千年之久的发展过程。但问题在于凭什么一定要以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具有一般性或普遍性意义的西欧作为标准尺度？况且采用此种标准者多反对西欧中心论，这就又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极力反对西欧中心论，另方面明确选择西欧为标准，且对此标准居信不疑；人们自然要问有什么理由要用他们的西欧标准论来取代他们所反对的西欧中心论？

如果不局限于西欧一隅的历史，而以一般性、普遍性视角放眼整个世界历史，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断言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长期性或长期停滞性。在全人类迄今为止高度发达的文化或文明之中，只有一个是较快于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的，那就是西欧。除了西欧，与其他文化或文明相比较，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中国比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发展得更为缓慢、更为停滞。假如我们不是采取一种狭隘的西欧标准论的观点，而是采取一种真正普遍历史的观点的话，则这个问题实际应该反过来问：西欧封建社会发展的短期性或快速性的原因何在？这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原因何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应该要求两种完全不同的答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原因何在”本是一个不可能给出真答案的假问题，而“西欧封建社会短期性原因何在”则是一个可能有真答案的真问题，这两个问题性质不同，不容混淆，亦无法并列寻究。要使前者成为真问题，就需将它转化为这样的提法：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为什么较西欧为缓慢？或曰西欧封建社会的发展何以会较中国更为快速？如果问题被转化为这种提法，则其就与后者是重言式了。在人类历史上，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的，我们还只见到西欧一例，故其只能算作是特例或孤例。其余的十几个或几十个文化或文明区域，当然包括中国在内，都没有能够自行地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特例或孤例显然不是常规，十几个或几十个区域的文化或文明的状况却可视为常规；我们没有理由舍弃常规，径直采取特例或孤例作为标准或尺度。至于继西欧之后，世界也曾有些地区或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但他们或则是西欧本身的延长（如美国），或则是西欧刺激的结果（如日本），或则干脆就是西欧强加的（如印度），总之都是移植而非由于其自身内部条件酝酿成熟而自行结果的，与本文无涉，应当另作讨论。

正因为是想要对一个假问题给出答案，所以就出现了各种各样似是而非的说法。如谓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就是其中较为流行的一种意见。中国封建社会处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所实施的剥削和压迫确实很残酷，但要将之作为致使中国封建社会停滞发展的原因，则在理论上势必蕴涵着一层意思，即某些其他民族或其他国家、地区的封建统治阶级，――至少是西欧的封建统治阶级，――其所实施的剥削、压迫要比中国的地主阶级来得仁慈宽大一些，或者起码不象中国的那么残酷。否则，如果天下乌鸦一般黑，西欧封建主的剥削和压迫也在实质上同样残酷，那么，所谓封建社会的长期性何以会只表现在中国而在西欧历史上就无所表现呢？事实上，中、外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其残酷之本质并无二致，只是在表现形式上不同而已。既然如此，就不应断言只有哪一个民族或哪几个民族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削削和压迫必然导致该民族封建社会的长期性，而其他的则否。为什么西欧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就没有导致西欧封建社会的长期性？这一理论上的难点大约是被某些学者觉察到了的，故其避开这种思路，试图另辟蹊径予以解析，从而提出了诸多内容有异的意见，其中的一种，可能也是最有力的一种，是说西欧比中国多了一个地理大发现。它开辟了世界市场，强劲而有效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换言之，地理大发现极大地缩短了西欧封建社会的进程，决定了它的短暂性。乍看起来，这种说法有一定事实依据，但稍作论究，它只靠一个外因或偶然，而未能从历史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去阐明长期性或偶然性的问题。这就使人们仍要追问：为什么西方就有地理大发现而中国就没有呢？明代郑和下西洋不是要早于哥伦布航海近一个世纪吗？假如答案又由外因转为内因，说那是由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条件在中国还不具备或还不够成熟，那么问题就成了毫无意义的兜圈子：没有地理大发现及由之而带来的世界市场的开辟，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不成熟，而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不成熟又是由于没有地理大发现。

假问题无法给出真答案。对不可能寻求到真答案的假问题进行反反复复的论究乃至相互争鸣，实在徒劳无益。这使笔者想起古籍中记载的一则寓言故事，说的是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在途中遇到两个小孩在争论不休，一个说太阳在中午比在早晨更热，所以一定是太阳在中午比在早晨离大地更近；另一个说太阳早晨比在中午看上去更大，所以一定是太阳在早晨比在中午离大地更近。两个小孩子以此问孔子，求其断是非，孔子不能答。如果说这问题曾难倒了古代的圣人，那么，今天的凡人却再也不应被此问题难倒了。今天的凡人能够运用科学分辨问题的真和假，自然会懂得早晨和中午、感觉上的冷热和视觉上的大小并不是太阳和大地之间距离远近的函数，以之探究太阳和大地距离远近显系假问题。这倒未必一定表明今天的凡人比古代圣人高明，关键在于思想方法，在于怎样去抓两种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不应该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关系硬纳入一种因果关系的模式，我们不应该再沉缅在一些永远不能给出真答案、因而也就毫无意义的假问题里面。现在确已到了历史学界对过去一些似是而非的假问题进行重新批判并做出一番清理的时候了，而经过此番工作，历史学的科学化庶几有望。

[社会观察]中华复兴的涵义

作者：恺玄

（本文是笔者2002年7月以殷辂为名发表在证大公司内部刊物《证大》的一篇短文。）

2002年五月九日的《参考消息》登了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西方人为何质疑中国的繁荣》。文章分析了西方质疑中国繁荣的心态：一是为了坚守“民主优势”，二是害怕中国崛起。这种分析是正确的。几年前，李登辉就极其恶毒地诅咒中国经济将在七、八年之内崩溃。这些人害怕中国强盛，他们的“预言”是为他们险恶目的服务的。但如果分析他们的心态仅仅是为了确认我们的“繁荣”，陷入虚荣之中而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那就真正有可能掉进不怀好意者的圈套之中。在中国已经大致实现了国际化的今天，西方陪论已经?]有必要继续用赞美的语言诱导中国的“改革”，剩下的只是要破坏人们对我国经济的信心，对此应有心理准备。应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坏话当好话来听，好话当坏话听，善于守拙，保持应有的忧患意识，踏踏实实地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不被陪论所支配。

“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实际上是反华势力贯用的两种武器，将中国的实力人为地抬高和将中国存在的问题人为地扩大是认识中国的两个极端，其内容虽截然相反，但目的却是一致的。对中国来说，最危险的不在于外在的舆论，而在于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去年发生的一系列喜事（申奥成功、足球打入世界杯、加入世贸、举办国际性会议）被媒体渲染为历史事件，但仔细想来却都是没有实际内容、华而不实的东西，将它们与国运和民族精神联系起来，实在有些牵强附会，极易使人丧失应有的清醒。中华民族不可能因为被世界“重视”而“复兴”，就像近代以来没有因为被世界轻视而消亡一样。采取过于张扬的手段而人为地提升所谓的国际地位，不但不符合我们民族顺理安行的传统，也违背了一个处在上升过程中的民族应具备的荣辱不惊、自强不息的品质。中华民族要复兴必须首先要复兴我们深厚的文化底蕴，以争强好胜之心去实现“复兴”，即使取得很高的国际地位，也会像今天的美国这样为了维持这种地位而最终丧失这种地位。古人云：“夫名之盛，实之衰也。”实力如果要靠虚名来维持，终不能长久。

民族自信心的基础是什么？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自信是自我而信，非自他而信。自我而信是依道统、依公正、依文明而信；自他而信是靠压倒别人，靠他人的仰视、赞誉而信。依道而行，他人毁誉与我何干？不依道而依毁誉，极容易被别人牵制。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妄自菲薄而对自身的“聪明才智”妄自尊大，这不是民族自信心而是种族自信心，这种自信必须要靠压倒别人加以确认，因此从根本上说又是缺乏自信的表现。以压倒?e人来确定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据说是宗教改革对世俗社会做出的“贡献”，据说给近代西方发展提供了“动力”，但当代的很多问题不正是由此而来的吗？这种极度的不自信已衍变成不择手段、损人利己和贪婪攫取，对于民族来说又极容易衍变成种族主义，它不但不能解决内心的焦虑，反而成了社会不公正的文化根源。用超过他人进而以压制他人的方式确认自身的价值，这是一种文化同时又是一种秩序，当它成为秩序时，其文化上极其有限的合理性也就消失了。一个真正自信的民族其自信心是建立在公道和文明之上的，其复兴也决不是为了确认自身的价值（种族的优越）、得到世界的敬畏，进而称霸于世，而意味着公正、合理、和谐的新秩序的建立。

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提高，复兴的提法在媒体中非常时髦。但复兴什么？为什么要复兴？为什么会复兴？这些问题却很少有人论及。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国家的欺凌，找回民族自尊的要求相当强烈。但如果说复兴就是复兴曾经有过的尊严，这并不是中华民族应具备的气度。如果说在现行秩序下取代美国并按美国的方式行事就叫复兴，那么复兴就更没有什么意义了。中山先生论及中华复兴时指出：“民族复兴的止标，乃是将我国固有的道德智能从根本上恢复起来，对西洋的科学技术文明要迎头赶上去。”近代以来科技文明发展极为迅速，但它并没有将人类导向健康文明的生活，反而竭尽自然资源纵容少部分人无休止的欲望，科学技术在纵欲主义（消费主义）文化支配下发挥不了其应发挥的作用，甚至无法解决世界上众多人口的贫困问题。科学技术已脱离伦理道德而畸形发展并逐渐走向人类社会的对立面。不解决人类本身的问题，不改造自身（克己），片面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以顺应自身的物欲，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严重对立，这归根到底就是道德智能或文明丧失的结果。中山先生看到了西方社会的弊端，提出复兴道统、发展科技以振兴中华，进而影响世界的复兴之路。复兴意味着科学技术回归道统，重新服务于人而不是物欲。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从根本上说是一条独立于世界体制之外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是一条自利而利他的、合乎道统的、和谐发展之路。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复兴有道，道之复兴、文明之复兴是真复兴，重蹈西方的老路，以争夺为动力，以分化为“代价”求得“整体”的“发展”，依靠机巧和技术手段制造“繁荣”，损人而利己，这不是中华文明的复兴，而是对美式“文明”的认同。发展有道，建立在公正、和谐基础上的发展，建立在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的发展为真发展，悖于道、脱离人、纵欲主义之“发展”为假“发展”。中华民族的自身特点及其对世界、历史的责任决定了她不可能走西方那种损人利己、以破坏和谐取得局部发展的老路。近年来，“发展”、“市场经济”、“法治”乃至于伦理艺术被“学术化”、“客观化”、“纯粹化”，成为外在于人的存在物。造成的结果是，发展与和谐相背离，经济与道德相背离，“法治”成为与人无关的秩序，伦理成为与实践脱节的“知识”，艺术失去其教化作用。道统的丧失使学术与科学技术一样失去了其基础，异端邪说“百花齐放”，严重误导了社会发展的方向。

离开中华民族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和历史背景而讲民族复兴极容易陷入种族主义之中，没有任何意义。民族是一个载体，民族复兴就是将民族所承载的文明在新的历史阶段从根本上得以恢复，这种恢复并不是因为这种文明能界定我们民族的特征，而是因为文明本身有内在的复兴要求，它是解决中华民族自身问题以及世界所面临困境的出路。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从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出发可以走向道统，但对道统的认同并不单纯出于民族主义的情感，而是因为它对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不可能按西方的方式在现存世界秩序下加入“富人俱乐部”，人类共同发展的美梦早已被纵欲主义文化以及其所对应的秩序打破，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才有中华复兴的问题。中华复兴是民族主义，但又是救世主义，从民族主义出发进而超越民族主义，这才是自利而能利他的真正的复兴之路。离开其它民族而讲民族复兴，并?]有摆脱现存体制和文化，即使有“复兴”也是历史的一段插曲。《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卦告诉我们：虽有阴阳消息，但阳无可尽，道不可亡。观《复》不但能理解当今世界主导文化的性质，还能体认中华复兴的必然性及其本质涵义。

中华复兴的根本就是以道统的复兴带动民族的复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或不需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具体的，有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有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也有霸权者的民族主义。霸权者的民族主义是典型的种族主义，是掠夺和扩张的思想武器，?]有任何公正可言，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却是争取自身正当利益，改造不合理现实的有力武器。离开不公正的国际秩序而抽象地谈论“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就会掩盖问题的本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同时，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并且这种民族主义总是和传统文明相结合，这并不是偶然的。如果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不能“退守”民族主义，就有可能被彻底“国际化”，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有些人热衷于发现中国人的“病态的”、“媚上排外”的民族主义，但却不去思考这种“精神病灶”产生的背景，也不反思这种“精神病灶”发现者自身的“精神病灶”，陷入“病态的”西方民族主义（以世界主义和普适价值的面目出现）之中而不自知。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对于中国这样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一条保持清醒、通往正道的阶梯，没有这个阶梯，就很可能在国际化、普世主义的煽动下丧失民族复兴的机会。民族主义在现时代是超越民族主义走向道统的必由途径。

中华复兴是中华民族长期而艰巨的使命。与其过早地谈论民族复兴，不如积极、认真地探索民族复兴之路。孟子曰：“霸者之民，欢虞如也；王者之民，????如也。”行王者之道，则百姓广大自得而无狂喜狂怒。轻言复兴并不能振奋民族精神，相反，以民族精神促进民族复兴，行王者之道，这才是平和自然而后劲十足的复兴。

[一家之言] 为什么我们应当公祭黄帝

作者：林佳树：

　　一、 为什么要祭祖？

　　祭祖，作为一种追缅先人的仪式，根源于人类普遍而基本的心理需求。人作为一种拥有自我意识的存在，总会提出“我是谁？”“我怎么样？”“我应当如何？”这样的一些问题。而每个人在心中，对于这样的问题，都总会有自己明晰或潜藏的答案。心理学家艾里克森（Erikson）把个体对于这样一些问题的答案，统称为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在他看来，人的一生就是一个因自身的成长变化而不断地建构和重构自我同一性的过程。一个人的自我同一性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他的社会适应和潜能发挥。准确的自我同一性是一个人心理健康、生活幸福和事业成功的必要前提；而一个自我同一性混乱迷失的人，则必定生活在浮躁与不安之中。

　　自我同一性的问题中，最为首要的是“我是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肯定有不同的答案。但如果要对这个问题做一个概括而本质的回答，那么我认为：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首先是一个历史遗产的继承者。一个人来到世上，并不是白纸一张。他的族群经过亿万年自然和社会选择而传递下来的基因，赋予他一定的体貌特征和基本的心理倾向，这是他所继承的生物学的遗产。而他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必须面对的物理和人文环境，则是其所属群体千万年文明活动的产物，这些又构成了他所继承的文化的遗产。个体的生活，在一开始，只是其内部的生物遗产和外部的文化遗产的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的经历，经由一定的心理机制而内化为个体的记忆和人格特征。而这些记忆和人格特征，又和他人经由同种途径得来的记忆和人格特征发生遭遇和互动，由此而构成了人类绚丽多姿、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要溯源于每一个体所继承的生物和文化遗产，都起因于每个人都是历史遗产的继承者这一事实。祭祖则是对我们的先辈――我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的创造者和传递者――的缅怀，它实质上是一种对自我身份进行确认和肯定的仪式。它并非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愚昧迷信的活动。相反，它体现的是一种高度理性的认识，给予个体以不屈身于神性的庇护之下而获得心理归依和灵魂安顿的可能。

　　祭祖更是对先辈恩情的感激和自身责任的明确。因为我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无论是生物的还是文化的，都不是天地自然的恩赐，而是先辈经过一代又一代艰苦卓绝的斗争而得来的成果。我们今天所赖以生存的文明的种种要件，诸如耕地、服装、器物、技术，无不出自前人的开拓和发明。这种开创性的工作，总是意味着巨大的艰辛和危险，尤其是在洪荒初辟的年代。人类文明在远古的阶段，不过是些许熹微的火光，而所面对的则既有猛虎长蛇的侵扰，更有灾荒兵祸的颠覆，没有前人以汗水、鲜血乃至生命为代价的捍卫和发扬，绝不可能燃成今天光明的一片。俗语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对于祖先是背负着一种历史的恩情的，而感恩的心理既是一种人性的必然又是一种道德的必需，因为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必要知晓文明的来之不易并以一种严肃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人生。所以我们需要以一定的仪式来表达这种感恩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的表达，同时也应该是一种责任的明确，因为我们自身的行为也终将作为历史遗产的一部分而传及我们的子孙。我们既然蒙受了祖先的恩情，则同样应当将这种恩情转赠于我们的后世。先辈的成就，是我们所应当延续和光大的；先辈的错误，则是我们所应当改正和弥补的，这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所应当承担的历史义务。而祭祖，正是确认和担当这种义务的庄严的仪式。

　　由此可见，祭祖并不是封建愚昧的活动，也不能等同于宗教的信仰，而是一种建立在人性需求和历史真实基础之上的文化活动。这种活动，有着上述种种积极而重大的社会功能。中华民族悠久的祭祖传统，是精华而不是糟粕。它的确有着一些蒙昧的成分，并有在现实中堕落为铺张和攀比的可能，但它正面的意义不应该被否定。对于这一传统，我们要做的是改进和发扬，而不是遗忘和抛弃。

　　二、 为什么要祭黄帝？

　　的确，以黄帝为祖先而予以祭祀的依据在于传说。那么传说到底可不可信呢？在一些标榜科学的态度的人看来，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但真正从事相关方面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比如说文化人类学家，似乎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每个民族关于自身远古历史的传说都是必须予以严肃对待的宝贵资料。因为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往往包含了许多历史的真实。事实上，对于一个民族正式的历史记录产生之前的年代的研究，先民们一代代口头传递下来的传说是我们所可以凭借的主要资料之一。我们可以相信，这些传说故事虽然杂糅了许多想象，在一定程度上却总可以看作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其实任何的记录，包括现代录音录像设备的记录，都是经过记录者主观的选择和加工的，百分之百符合事实的记录，无论过去、现在、将来，永远都不会有）。比如说我们有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有有巢氏构木为巢的传说，这些传说的人物，是很难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其存在的；但是经由现存原始文明群体的类似活动的佐证，我们却大可以相信我们的民族的确是经历过那么一个钻木取火和构木为巢的年代。关于黄帝的传说，也是一样。

　　或许有人又会说：即便传说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关于我们远古祖先的传说何其之多，为什么不祭祀燧人氏、有巢氏、或者伏羲、女娲，而偏偏要祭祀黄帝？其实要祭祀这些人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如果要从这些传说人物中选取一个代表的话，那么黄帝则是最好的人选。原因有两点：一是传说黄帝及其时代有着文字、音乐、历数、宫室、舟车、衣裳和指南车等诸多的发明。二是黄帝和炎帝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经过数千年的繁衍融合而成为今天的中华民族。所以说黄帝可以被看作中华民族文化和血缘的双重祖先。如果说血缘祖先这一点因为实际限于汉族而许多汉族又系后来加入的缘故而存在争议的话。那么文化祖先这一点则应当可以获得广泛的认同。固然黄帝之外还有不少传说人物也有过文明方面的发明创造，比如说燧人发明取火术，伏羲发明渔猎等，但却以归于黄帝时代的发明为最多最盛，而且诸如文字、衣服、宫室这些发明，具有极强的文化特异性，足以构成一个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基本特征。黄帝或许难以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被证实，但在中华民族遥远的过去必定有那样的时代和那样的群体以这些基本的发明创造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石和框架，方才有日后五千年悠远绵长独具异彩的华夏文明史。而我们，作为这一文明的继承者，对于这些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事迹加以合理的加工和概括，最终归结为黄帝这么一个象征性的人物而予以纪念，于情于理，都是稳妥而恰当的。

　　三、 为什么国家应当公祭黄帝？

　　首先，我认为：任何一个认同中华文化的炎黄子孙，都应当以在一定的时刻以一定的方式对黄帝这一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予以追思和缅怀。如果条件允许，在其一生中，应当至少有一次亲身前往黄帝陵致祭。但这不是我想强调的重点，我想强调的重点是：在个人和民间的祭祀活动之外，国家应当形成定期祭祀黄帝的仪典制度。

　　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又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可见在古代，祭祀是一种国家职能并具有教化的功能。那为何现代国家就不能行使这一职能了呢。反对国家公祭的人主要以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民主原则为依据。但宗教和祭祖实在是两码事：宗教是一种可选的虚构，而祖先是一种既定的真实；宗教是一整套的意识形态，而对祖先的敬仰感激是一种朴素的情感观念，两者没有多少可比性。信仰自由更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反对理由，祭祖与否或许与一个人的信仰有关联，但国家公祭并不强制公民参与这一活动，因而也谈不上对信仰自由的干涉。事实上，现代民主国家虽实行政教分离并宽容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但在一定程度上都仍然保有教化的职能，对于国家和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基本的价值观念，更是无不采取积极的培养、推动和捍卫的姿态。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在一些基本的认识问题上陷于分裂对立的状态，民主制度也将失去良好运作的前提，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所赖以存在的基本的价值观念之一，就是全民对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和以汉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文化的认同。一个合法的代表人民的民主政府，以一定的仪式来纪念民族的文化始祖，进而以这种非强制的方式来培养和促进民族的认同感，实在是理所当然的职责所在。一个不能合法的代表人民的政权，不是不应当举行公祭，而是不配举行公祭。

　　当然，公祭的仪式必须简朴而庄严，避免铺张浪费以及政党私利的利用，因此必须以一定的典章制度对公祭的仪式和内容进行必要的限制和规范。具体的操作非外行所能论及，但是可以相信，在民主制度下，只要有相关法律的保障，上述可能的偏差和扭曲是完全可以防范和避免的。

　　人，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苗，而是悠久而丰富的历史遗产的继承者，是人类为生存、为更美好的生活而进行的永恒斗争的一部分。科学和民主，只因为服务于这一斗争而具有现实的价值；而自由作为一种终极价值本身，也因为这一斗争而获得具体而丰富的历史内涵。人，并不微渺；历史，并不虚无。

[外交战略]台湾问题的战略意义

作者：_Ares_无敌

引言

　　今天第一次为《兴华周刊》撰文。负责主持台湾问题这个专栏。实际上，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台湾问题实质就是中美问题。我在以下的论述中不再分析台湾问题的实质，而是分析台湾问题之后的战略意义，仅为个人观点，以资共鉴！

一.台海必有一战

　　这个论点比较大胆，但大家仔细分析中美两国角力的底线就能明白。

　　中国方面，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尊严决定了台湾不可能从中国任何一代领导人手里丢失，中国是绝对不能容忍台湾独立的，姑且不论大陆是否会在台湾触及底线前出击，退一万步说，台湾当局一旦真正触及这个底线，无论是渐进还是急进，无论大陆的准备如何，其结果都只能是战争；

　　美国方面，美国的社会制度是资本主义，而且现在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最高级阶段－－帝国主义，而在现阶段，所有人都看见一个事实，美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力不从心，那么美国只能靠侵略和掠夺来维持它的发展，帝国主义的本质暴露无疑，这也决定了美国必须从各个领域遏制和打击世界上每一个崛起的新兴强国，以维持它在全球的霸权地位，这样它的侵略和掠夺才能肆无忌惮，以前的苏联就是被美国打垮的一个最现实的例子（中国绝不可重蹈覆辙），苏联过后，就轮到了中国！所以，美国绝不可能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展开哪怕一丁点真正的合作，美国现阶段的利益手段就是维持台湾不独不统，而长远的利益目标就是希望在中国内部出现内乱或者衰落，甚至分裂后，再支持台湾独立。

　　那么中国为了国家的统一大业，最终还是必须诉诸武力，中国所需要的，只是挑选时机！

二．美国在台海战争的前期不可能参战

　　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利益主义国家，美国知道在台湾问题上一旦中国动武，美国如果参战，代价和危险都是巨大的．因为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排名前两位的军事大国，其军事差距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国还有对美战争的心理优势，而现在在中国的家门口作战，中国又师出有名，如果开战初期，美国就参战，既得不到国际的支持，也得不到国内的拥护，而且美国还要冒巨大的战争风险，在双方都是核大国的前提下，随便动用常规军力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将给地球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不是美国乐于所见的！

　　一旦台海战争打响，美国最有可能的参与方式是，在战争的前两周，给予台湾武器和技术，情报的支持，如果台湾能支持较长时间，美国再以防止人道主义灾难和人权危机的名义进驻台湾，参与战争，这样美国也不会师出无名，在国际国内都有交代！

三.一战定天下

　　台海战争一旦打响，而中国又能在预定时间内统一台湾，美国的如意算盘就全盘落空，中国的真正崛起将以统一台湾为标志，从此，世界上将出现两个对等的强国，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社会制度！

四.中美摩擦持续不断

　　前面说了，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决定了他的侵略和掠夺特性，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也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上所代表的正义和不畏强权，所以，中美的摩擦将不断增多，升级，但由于核威慑的存在，双方都会恪守底线，不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双方将在吵吵闹闹，分分合合中一直走下去．

　　有的人说，美国研究ＮＭＤ，ＴＭＤ成功后，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很可能爆发，这是事实，但这个论点的前提是中国没有进步，事实上，稍懂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防御系统的发展永远不及进攻系统发展得快，因为防御是被动的，而进攻是主动的，就象中国海军最新型的鹰击系列导弹，一旦装上核弹头，由核潜艇向美国本土发射，不知道美国拿什么防御？再比如俄罗斯宣告的最新研制成功的超级武器，也是针对ＮＭＤ和ＴＭＤ的，虽然消息不一定真实，但美国也没有什么因应措施！

　　由于中国在国际上不可能支持，反而要反对美国的侵略和掠夺，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扩大，美国的侵略和掠夺将越来越不可能成功，这是双方摩擦的根源！

五.美国的帝国主义之路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美的摩擦说到底，是利益决定的，但再仔细探究，实际就是社会制度决定的，美国走的是帝国主义道路，如果中国也走资本主义道路，最终也会跟着美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帝国主义，那么中美的摩擦虽然不能说没有，但至少会少得多，就相当于一个强盗和另一个强盗结伙抢劫，现在的日本和美国就是这种关系．但中国在中国共产党近一个世纪的领导下，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实践证明，中国不需要侵略和掠夺就能维持自身的发展，这也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为了世界的正义和世界文明的正常发展，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将一如既往，而中华文明的崛起也将是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历史使命！

六.美国将走向衰落，社会制度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是内因,中国的崛起是外因

　　由于中国的日益强大，美国在世界上再想随意发动侵略和掠夺将越来越受到挫折，处处碰壁，美国的盟友将一个个离他而去，这一现实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国的战争机器将失灵，美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将持续恶化，美国从此掉进经济和军事衰落的恶性循环！

　　美国走到这一步，是有原因的，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发展到必须靠侵略和掠夺来维持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就是因为社会制度已经不适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才是美国衰落的的内因，而中国的崛起只不过遏制了美国在世界上的侵略和掠夺，这是外因！

七.中国将走上王者之路!

　　随着美国的进一步衰落，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将进一步反思本国社会制度的弊病，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先驱，已经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会学习中国先进的社会制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过程不是强制性的，是自愿的，这就和美国现阶段有明显的区别，美国推广它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靠的是强权，而先进的东西根本不需要强权的，因为先进的一定是有好处的，既然是好的，还需要强行要别人接受么？

　　中华文明将走到世界文明的颠峰，中国将走上王者之路！

技术总监：周文

本期主编：新华声

本期责任编辑：林昙（经济）、gtssp（社会）、李寒秋（外交战略）、班超（文化）、_Ares_无敌（台海局势）

本期出版时间：2004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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