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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周刊》第十期

共同奋斗，振兴中华，这是《兴华周刊》的宗旨。《兴华周刊》在2004年春天创刊，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者，关注国家的整体利益、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兴华周刊》以原创作品首发，力争深刻、尖锐与独立地分析和评论。《兴华周刊》主张，公器付诸公论，真理越辩越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与诸位同仁和读者共勉。

本期目录：

[每周掺望]新华声：中国会怎样对待联合国在伊拉克的角色问题

[闲聊]新华声：伊拉克战争之得不偿失

[思想学术]陈寒鸣：《中国儒学发展史》绪论之一

[观点交锋]蜀南布衣：也谈龙应台先生之《为台湾民主辩护》――听听一个大陆百姓的民意

[经济评论]蜀南布衣：谈谈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

[社会观察]林昙：加薪能不能养廉――再谈给公务员加薪的问题

[社会观察]老田：报道切尼讲话引发一轮“友邦惊诧论”

[一家之言]物不平则鸣：中国崛起的基本思路

[每周掺望] 中国会怎样对待联合国在伊拉克的角色问题

作者：新华声

联合国在伊拉克的地位问题，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沧海桑田，折射出国际社会丛林法则的世态炎凉。

美国在开战前由于在联合国遭到法德俄的掣肘，呈大王之怒，摆出撇开联合国直取天下任何自己想取的人头的架势。当时国际上对于联合国今后的存在，都打上了问号。

联合国最为暗淡的日子，就是美军拿下巴格达的时候。法德俄似乎跟着巴格达一起沦落，美国似乎不再需要联合国了，联合国连个幌子都算不上了。

联合国巴巴地派去了特别专员，被伊拉克人的汽车炸弹连锅端，真正成了里外不是人。

后来的局势发展明显的可以看到，随着美国在伊拉克的战绩起伏，联合国的地位也随着波动。大体上就是美国被动的时候，联合国就比较吃香；美国能够控制局势的时候，联合国就被边缘化。

目前美国面临什叶派势力的全面挑战，美国就准备把联合国结合到巴格达去，让联合国授权维和，这样就可以招揽更多的国家派兵，以弥补美英联军兵力短缺，以稳定尚未撤离的小伙伴们。

事实上，法德俄等大国，都是拿联合国作为工具，这一点，必须认清。

联合国在伊拉克的存在，说到底，就是要能够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服务。中国在伊拉克战局上的利益，究竟是什么？

通常认为中国在伊拉克的利益主要是中国在伊拉克的投资和石油贸易。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伊拉克对于中国的意义在于美国究竟能否在伊拉克成功。如果美国能够在伊拉克成功，那么美国就在穆斯林的腹地建立了桥头堡，美国和穆斯林势力的战争就向着美国有利的方向发展；反之，则美国失利。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丛林法则的世界。狮子王如果倒下了，照样会被众野兽分食，连渣子也不会剩下。对于法德俄来说，伊拉克也是这么一个战略目标，而不是单纯的石油贸易和投资。

因此，利用联合国，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才是中国应该考虑的。在目前美国和穆斯林势力的战争中，不死不活，久拖不决，消耗下去的局面，是最对美国不利的。而中国因此拿着联合国的杠杆，就可以撬向对自己有利的一边。如果一时不太有把握，就让联合国这杆撬棒处于暂停状态。

[闲聊]伊拉克战争之得不偿失

作者：新华声

闲聊，象每一个上海人那样，谈合算不合算。日本人是经济动物，上海人，也是。上海人那个讨厌，从毛孩子伊始，动不动就要“合算不合算”，真让人受不了。

没办法，咱就来核算一下美国攻打伊拉克，合算伐？（这个“合”字，要念作“格”，上海音）。

2003年，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上的开支为1500亿美元；今年的870亿美元，由于要延长2万人的驻扎期，又要增加70亿美金的开支。现在还只是4月份。看来今年的伊拉克军费要超过1000亿。

那么伊拉克的收益会是多少？

伊拉克只有石油出口，现在大约是150万桶/天。30美金一桶。每天4500万美金的石油收入。每月14亿美金吧。一年的石油出口收入168亿。差不多是美国在伊拉克军费开支的一个零头。这些钱并不能都进美国的腰包，而且美国可能还要投钱进去，才能恢复生产。因此，这么算，美国不合算。

当然，不能只算经济帐，美国要在中东改造中东，当然要花钱。但是要值。

现在看来，如果美国退出伊拉克，那是绝对不行的，这两年花的3000亿美元，不就白白浪费啦？

可是，现在伊拉克的局势，美国要站住脚，恐怕投入还不够。就象所有的夹生的投资那样，是进退两难。

闲聊，聊合算不格算，格算的就做，不格算的呢？就退！反正不是我们自己的事儿，闲聊，我们格算。

[国学探微]《中国儒学发展史》绪论之一

作者：陈寒鸣

绪 论 .

一、中国：社会变革与儒学的演进

儒学是中国最古老、最博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二千多年来，它以其浩瀚的典籍构筑了中华文化学术的宏伟殿堂，又以其“经世致用”的精神而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孔子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圣人，儒学成为中国古老文明的主要象征。

儒学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岁月，而且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不断改变着自身，体现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论品格。兹就几个大的历史时代所发生的社会变革对于儒学的影响，来看儒学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是如何体现出这种理论品格的。

（一）尽管上古礼乐文明是中国儒学的摇篮，但若真正论究儒学的发生还是要由周平王东迁而开始的春秋时代（公元前772一476年）说起。春秋之世是所谓“礼坏乐崩”的社会变革时代。从西周建立起来的以氏族血缘为基础的封建宗法制度，此时已经发生了动摇和分化，主要表现为两端：一是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连绵不断，促使大国间相互争霸（如“五霸”），周天子的威权与中心地位日益式微；二是由于财产所有权的多元化，导致公室分裂，政治权力下移，出现“陪臣执国命”的局面。然而，无论小国被兼并，抑或公室分裂乃至国君被弑，都使维护旧式宗法等级秩序的礼乐制度开始崩坏。于是，原来在官学中教习《诗》、《书》、礼、乐的“师儒”们不能不离开官府而流向四方，《论语?微子》就曾讲到鲁国宫廷乐师们流失的情形：“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罄襄入于海。”据说，襄即是孔子学琴的老师。由此可见，礼乐崩坏的结果是文化下移，许多没有贵族身份的“庶人”反而有了接受高等文化一一《诗》、《书》、礼、乐的机会，从而为私学的出现淮备了条件。

孔子（公元前551一479年）开创的儒学，就是中国历史上首家私学学派。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之众。他教弟子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以礼乐为先。《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去曾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但是，孔子所注重的不止是“陈俎豆，设礼容”这些形式，更主要的乃是“礼”、“乐”所包蕴着的思想文化内涵。孔子熟悉夏、商、周三代礼制的因革损益，更钦羡“郁郁乎文哉”的宗周礼乐文明，并以其绍继者自许。他还以其渊博的知识整理古代文化遣产，删述“六经”即《诗》、《书》、《易》、《礼》、《乐》、《春秋》。经过孔子的笔削手定，“六经”成为儒学经典，孔子成了古代礼乐文明的集大成者。

作为儒家学派的创立者，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是“礼”和“仁”，或称之为“礼”学和“仁”学，这二者是相互联系着的。“礼”学是对《诗》、《书》、礼、乐传统的继承，但又不拘守了礼制的某些形式而加以修正，更充实以“仁”的精神，从而使“礼”学突破旧式礼制仪式的框架，成为一门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政治伦理学；“仁”学是孔子依据礼乐文化传统所做的理论创造，是反映春秋之世社会变革时代精神的一种新的哲学。“礼”与“仁”互相联系，构成了儒学的理论基础，并使儒学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学派的思想特色。

（二）战国时代（公元前475一221年），这是所谓“诸侯异政，百家异说”，战乱纷纷而又酝酿着新的统一的大变革时代。此时，儒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成为当世的显学。儒家之徒或是干诸侯，从事政治活动；或是周游列国，从事讲学活动；或是传授儒学经典，拿理论创造活动。但孔门弟子及其后学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化，《韩非子?显学篇》说自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其中，子夏一派在传承儒学经典方面尤为有功。而子思及其私淑弟子孟轲一派和荀卿一派则对儒学有理论创造，并具有着各自的思想特色，成为先秦诸子中的佼佼者。大体说来，思孟学派主要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仁”学，在哲学上有更多的创造；而荀卿学派则主要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礼”学，在政治上对“一天下”有更多的设计。荀学影响及于汉儒，而思孟之学影响则及于宋儒，表现出先泰儒学在后世的不同走向。

“百家异说”的战国之世，早期是儒、墨对立，两家的争论主要是在礼乐问题上；中期以后是儒、法对立，二者的争论主要是在王霸问题上。法家重视耕战，讲以力服人，也讲权谋，甚至不惜以战争夺取天下；儒家则重视仁义，讲以德服人，如孟子反对“视民如草芥”的君主，反对争城夺地而杀人流血的战争，至于荀子讲礼法，在思想理论上虽已近于法家，却仍主张行王道、兴仁义，反对霸道权谋。荀子曾入秦，亲眼看到一个尊尚法术的秦国在各面治理得都很好，但同时又感到不足的是秦国不用儒术、不行王道，缺乏远见。在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要消除战乱，实现统一，光靠行王通是难以达到的。秦王嬴政挥百万之师，翦灭六国旧贵族政权，统一了全国，就此而言，法家学说适应了这一历史进程的需要，表明在谋求统一的过程中法胜于儒。

（三）秦始皇统一天下，废封建、设郡县，书同文、车同轨，建立起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空前的社会大变革，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如何巩固大一统的国家？秦统治者在思想理论上和约策上都有沪多重大失误。他们尊尚法术，迷信权力，更迷信暴力，以强力压制人民。“焚书坑儒”，设挟书之令，实施文化专制政策，最终导致广大人民的普遍反抗，促使专制王朝迅速覆灭。

秦灭汉兴，汉高祖刘邦从马上得天下到接受陆贾以《诗》、《书》治天下的建议，又亲自去曲埠以大牢祭祀孔子，预示着儒学将要东山再起。及至汉惠帝废除秦代挟书之令，使儒学典籍传播合法化，为汉初儒学复兴揭开了序幕。

汉承秦制，汉朝大一统帝国继承了君主专制制度。然而，秦二世而亡的历史阴影长期笼罩着汉初的统治集团。总结秦亡教训，寻找长治久安的治国理论和方策，这是其亟须完成的任务。从陆贾的《新语》到贾谊的《新论》，再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历时半个多世纪，终于认识到治国必须以礼义德教为先，法令刑罚为辅。事实上，这是舍弃了为秦所用的法家，选择了儒家。汉武帝与董仲舒经过三次对策，确定了儒学的“独尊”和“独占”地位，这就是《汉书?董仲舒传》所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K进。”由是儒学由诸子之学变而为“独尊”之学，由民间私学而为?R堂官学。儒家不仅复兴了，而且向前发展了，成为专制王朝的统治意识。这在儒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从此，儒学为历代帝王所尊崇，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历史上支配了中国社会的精神再生产，并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准则。

已经成为官学的汉代儒学，一方面继承先秦儒学的仁义之教，尤其是荀子的礼学思想，另一方面也兼容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观点，形成了以勤会了为代表的大一统理论。迄于东汉，由汉章帝钦定的“国宪”即《白虎通义》，则是一部依据谶纬神学形式确立纲常名教的法典。汉代儒学不仅有助于稳定汉代社会的统治秩序，而且有助于汉朝文官制度的建立。由此而言，汉儒实践了先秦儒家的经世理想，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汉儒发现、整理并传授儒学经典，并使之成为专门之学一一经学，这是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巨大贡献。但是，汉儒也有其历史局限：第一，汉儒在政治上依附性强，极力迎合封建统者的意图，失去了先秦儒者的平民性格和独立精神。第二，为了神化君权，力图使儒学神学化，并以谶纬形式开展大规模的造神运动，失去了先秦儒学的人文主义精神。第三，为抬高儒学经典的权威地位，不仅神化孔子和经书，而且把儒经法典化，甚至把它作为平讼断狱的法律依据，如酷吏张汤便以《尚书》、《春秋》决丈狱。第四，学术政治化。学术上的是非，如“论五经同异”、今古文学的争论等，都与统冶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扭结在一起，难解难分，乃至要由皇帝束“临决称制”，充当裁判，钦定是非。

经过东汉末黄巾起义、三国鼎立，两汉经学日渐式微，玄学抬头。可以说，玄学是儒学的“异化”。但在两晋南北朝，玄学并未取代儒家经学的官学地位。在北朝，各少数民族政权对儒学的尊奉更甚于南朝各代统治者，北魏孝文帝命人以夷语译《孝经》教于国人即为一例。儒学推动了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及其与汉族的文化交融，最后是民族大融合，为国家统一提供了前提。

（四）唐宋以后，君主专制制度已相当稳固，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向前发展。当时社会的主要变化是：随着新氏族集团的衰落，农民人身依附关系开始松弛；科举取士制的确立与发展，为寒门庶族的士子跻身于各级官僚机构提供了机会，但也因此要求儒学本身有所变化。北宋仁宗朝范仲淹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促进了儒学的肇兴。宋学不是又一次儒学复兴，而是对汉学的革新：宋学重义理，不以记诵章句为专；宋学疑经（怀疑由汉儒训释的经典），主张返回本经（即孔子所删定的经典），重新疏解，以发明圣道，使学子优入圣城；宋学恢复了先秦儒学的人文精神，冲淡了两汉经学的神学色彩。

然而，宋学本身又有不同的流派：有注重社会现实问题的事功派，如北宋的荆公（王安石）新学，南宋的永康、永嘉之学；有注重性命天道的道学（理学与心学），如濂、洛、关、闽、金厍之学；还有兼具道家倾向的蜀学等等。

有宋一代，党争与学禁交炽一起，学术之隆替与政治之消长紧密相连。尤其是程朱理学迭经元钓党争与庆元学禁的打击，终于在南宋理宗时得到了朝廷的尊崇。此后，成为元、明、清三前的官方思想。陆王心学是宋明道学中的另一个重要派别，它与程朱理学既对立又统一，都是思孟学派的继承者，只不过程朱主“道问学”、陆王重“尊德性”，而他们对于“性与天道”的探讨又都能“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形成各具特色的哲学与政冶伦理学浑然一体的道学思想体系。程、朱、陆、王的思想学说是儒学的理论高峰，后儒是难以企及的。

明中叶以后，由于商品市场经济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流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生活的新变化。而此时盛行的阳明心学对“愚夫愚妇”即普通民众也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出现了以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为代表的平民儒学，这是两汉以来所没有的。与此同时，一些激烈批判正宗理学传统的“异端”思想家提出了若干富有时代意义的新思想、新观念，由此而产生了具有早期启蒙意义的儒学。但这一昭示着儒学由传统而向近代转化更新的启蒙儒学被统治者“极力?}削，渐次消除”掉了。

理学在清代已呈颓势，一部分学者因清算宋学而回归于汉学，一部分学者则因逃避文字狱而藏身于历史考据学。清代汉学与两汉经学有很大不同，最主要的表现是清代汉学与现实政治的联系不很紧密，政冶对学术的干扰也相对减少，加之长期以来的学术积累（其中也包括宋学的学术积累），因而使清代学术获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就。尤其是乾嘉汉学，堪称中国儒学史上最后、也是最高的一座学术巅峰。

（五）乾嘉时期是有清一代政治和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社会最为封闭的时期。乾隆末，英国派人来华，要求通商与互派使节，乾隆答复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以通有无。”嘉庆时，英国再度要求通商贸易，嘉庆又答曰：“天朝不宝远物”“嗣后用庸遣使再来，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乾、嘉二帝所谓“天朝”、“外夷”的观念，就是儒学的正统意识。迨至道光朝，西方侵略者决心发动战争，以炮舰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时，中国的统治集团竟毫无准备，“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中国社会开始向近代转化。然而，传统儒学能否向近代转化？从历史上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公羊学曾诱导整个儒学从古代到中古时代的转变；而在清末，康有为也试图以公羊学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使中国社会从中古走向近代，即进行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社会改革。但是，康有为的改革模式已非春秋大一统，而是当时正在发展资本主义的俄国和日本。与此同时，康有为也力图使儒学完成从中古到近代的历史性转变，并且希望按照西方基智教的模式变儒学为宗教，故而时人称其为中国的马丁路德。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并未因政治实践上的失败而放弃其儒学宗教化的努力，直到民国初年，他还发起孔教会，并要求国会定孔教为国教，而这一切又随着帝制复辟的失败而告终。

清末爱国志士黄遵宪曾致书梁启超，指出康有为见二百年前天主教之盛，以为泰西富强由于行教，遂欲尊我孔子以敌之，不知崇教之说已远远落后于时代了。他又说，孔子为师表而非教主，“古之儒者言卫道，今之儒者言保教”，都是不必要的。“今日但当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蔽，不必复张吾教，与人争是非、较长短也。”应当说，黄氏对康有为的批评是中肯的。因为将儒学宗教化已经背离了儒学的本旨，也与近代社会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不相容。

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早已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不复存在了。但是，儒家作为一个学派肯定还将存在下去。古老的儒学能否转变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新的思想学说？如其能够转变，又将怎样转变？其内容如何？形态如何？这不仅需要时间，更有待于后儒的探索和创造。而要真正有所结果，则似需对儒学发展历史有一客观而又科学的了解和认识。这也就是我们所以要集数人之力撰著而成这部《中国儒学发展史》的主要原因。

[观点交锋]也谈龙应台先生之《为台湾民主辩护》――听听一个大陆百姓的民意

作者：蜀南布衣

对于龙应台先生写出《为台湾民主辩护》这样的大作，既在意料之中，也大出意料之外。所以说在意料之中，是因为龙应台先生这篇文章符合她一贯的价值理念；所以说大出意料之外，乃是因为以龙先生这样的大家，居然在这么一篇不长的文章中充满了混乱。但是，不论如何，龙应台先生以台湾人的立场，表达出了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那么，我作为大陆的一个普通百姓，也不妨谈谈我和龙先生的根本认知差异。

（一）

（1）

龙先生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国家譬如日本或英国，在我们的土地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工业化基础；利用这个基础，华人胼手胝足地努力，又在威权政府的统治下创出经济成果”。

听完这句话以后，我们立刻如坠雾中，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土地”是指这块土地的哪一部分，如果说指台湾或别的地方（如英国人治下的香港？），那我不置可否，但如果包括了大陆，则显示了龙先生对大陆有多么无知。

中国大陆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的时候，根本谈不上什么工业基础。整个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还不到10%（这部分有多少是日本人或英国人留下的也未可知）。这其中纺织业又占了大部分。说是纺织业，也是就纺织产品来说的，而作为生产这些产品的机械设备基本要靠进口。对于汽车这样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产品，国民党政府没有给新中国留下哪怕一辆中国自己生产的产品。但是，从1950年的10%到1978年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到50%，在这短短的28年时间里才真正奠定了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基础，建立了包括航空航天在内的门类基本齐全的工业化产业体系。用发展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完成了资本的积累阶段开始进入发展阶段，因而邓小平的改革从宏观历史进程看，也具有必然性。这个进程是在新中国的共产党政府领导下完成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这个功绩是任何人都无法一笔勾销的。1978年以后，大陆的市场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这么短的时间里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是过去的28年里已经为这样的改革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在我们的土地”上的中国大陆这一部分的工业化基础，不是日本人或英国人留下的，而是中国大陆全体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凝结成的。

（2）

龙应台先生告诉我们：“北京的高官以盛气凌人的天朝姿态指着香港人说香港人‘不够成熟’，不能实施民主普选。”

这似乎又让我们大陆人感到了一种以讹传讹。至少这种话我这个还算关注媒体的人就没有听说过。据我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好象应该是这样的：就香港实行直接普选这个最终目标而言，北京政府和香港民众并没有根本的分歧，香港一部分（据说有六成以上）民众和北京政府的分歧只是在实行直接普选的时机上，而不是在要不要最终实行直接普选上。香港一部分民众认为到2007年就非要实行直接普选不可，北京政府认为先不要那么急，看看实际情况再说。这就是被某些政治利益团体无限夸大的所谓北京政府和香港民意的对抗。实际的分歧不过如此而已。

据我这个布衣对这个问题的观察，北京方面对香港过快地实行直接普选的顾虑有二：

其一，香港人自己的利益。香港所以有今天的经济地位，除了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外，香港不象台湾、新加坡、韩国那样具有自己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她实质上只是一个商业城市，优势在于高度自由的经济制度上，而这个自由是以香港的长期稳定为基础的。没有稳定香港就没有任何前途。

不错，民意调查是有六成左右的香港民众希望在2007年实行直接普选，但是不也有四成左右的人并不赞成这么急于求成吗？并且在台湾“3.20”大选以后，急于直接普选的人不是下降到将近五成了吗？为什么这五六成香港人的民意是民意，而另外四五成的民意就不是民意了呢？在香港民众、香港各种社会力量远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把各种可能出现的变局考虑清楚，讨论清楚，谋定而后动有什么不好呢？

对民主有深刻理解的龙应台先生一定知道，民主在政治的意义上不仅仅是寻求民意的简单多数。如果民主仅仅是整天调查民意或公投（并非说它们不重要），然后根据这个所谓民意结果制订政策，那么，一个国家的民主只需要统计学家就行了，还要选举政治家来做什么？

其二，大陆自身的安全。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某些香港政治利益团体有着明显的国际背景。他们的政治动机未必是香港人利益长期最大化，而是反对北京政府本身。在英国人从来没有给香港人丝毫政治自由的岁月里，这些从来没有为香港人争取过一次政治民主的政治利益团体，在未来的直接普选中，也许“政绩可以一塌糊涂，诚信可以疑云重重，政策可以出尔反尔，国家发展可以长期原地踏步”，但是，由于可能善于挑动香港民众和大陆的利益差异而刻意制造出本来不是矛盾的矛盾（毛泽东说：有差异就有矛盾），创造出民意从而掌握民意来上台执政。这种结果的最大可能性不是给香港本身带来稳定，反而可能将香港变为颠覆北京政府的前进基地，从而导致大陆和香港的尖锐对立，使香港处于长期动荡的态势。这对于大陆和香港来说都是灾难。这才是北京重提“爱香港的人来治香港”的含义。台湾的“3.20”大选，恰恰证明了出现这种变局的极大可能性。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在香港找出一条既顺利过渡到直接普选，又能规避这种潜在危险的道路呢？这可是能够塑造未来的大事，一步走错，对大陆对香港都后患无穷，稳妥一点，有什么不好？

龙应台先生或要说，这是大陆不相信香港民众，那么，我要说您说得很对。对民主有着深刻理解的龙先生当然不会不知道，民主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就在于人性本恶，就在于不信任，所以才要有约束和制衡。我们的确不能完全信任部分香港民众，因为在他们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能做出以牺牲大陆的安全利益为代价的选择。而且香港相当一部分民众在自回归到现在的日子里，的确未能表现出应有的、让我们大陆人信任的政治成熟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香港自身政治体制的选择，就已经不仅仅是香港民众自身的事，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涉及到大陆人的利益。既然如此，那么，从民主的角度说，香港人在直接普选的问题上，难道不也应该要将我们大陆人的利益考虑在内吗？民主的结果就是寻求妥协点，那种如儿童般只想得到自己的糖果而不考虑其他人的利益的所谓民意，其本质只是单边主义，而与民主无关。如果这种不顾及他人利益的所谓香港民意要不惜任何代价去实现的话，那么，作为利益相关的大陆民众当然也要使自己的民意能够实现，其最终结果就不再是双方形成共识的制度安排，而只能演变成大陆和香港双方的力量博弈。

谁能说大陆和香港的模式对台湾没有借鉴意义？这第二点的分析，完全适合于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一个独立的台湾，严重地威胁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安全利益，因此，台湾民众选不选择独立，就不仅仅再是台湾2300万民众的事情，它更是中国全体13亿民众的事情。即便是台湾民众100%地支持陈水扁，100%地支持台湾的独立，而硬要将中国全体13亿民众的利益弃置不顾，那么，就听听大陆13亿民众的多数民意吧---如果历史不给我们以和平崛起的机会，我们又何惧一战！！

（3）

龙应台先生告诉我们：“别忘了，美国为了对于奴隶制度的认知差异，是打了仗、流了血的。奴隶制度，牵涉到自由和人权的核心价值认定；为了核心价值，人，是可以义无反顾的。”

但是，龙先生在这里恐怕要让读过美国历史的人都感到诧异。我们固然可以说奴隶制度是引发美国内战的因素之一，但是却很难说美国内战本身是由奴隶制度引起。

龙应台先生举出美国内战这个例子，其本意无非是想说明为了“核心价值”（请注意，龙先生在这里将“民主”偷换成了虽然与此有联系但决不是同一概念的“自由和人权”），人们（暗示台湾人）是不惜一战的。但是，美国内战恐怕未必能够证明龙应台先生的“民主价值观”的天然合理性！我们知道，南方参加独立的各州的政府都是民选政府，他们无论如何代表了这些州的绝大多数民意（白人和黑人的人口之比为8:1），为什么南方各个州的合法民选代表以压倒票数决定宣布脱离联邦后，会招致北方强加的战争？难道龙先生不觉得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在这里不好解释吗？龙应台先生在这里陷入如此困境的原因就在下面：

自称天生反对奴隶制度的美国总统林肯，在1861年3月4日的就职演讲中重申了共和党无意于涉蓄奴州的奴隶制度，后来在1862年8月写给格利雷的一封信里又明确地说：如果接受奴隶制度能够使南方各州保留在联邦内，那么他就接受奴隶制度。但是林肯的种种妥协并没有使南方各州收回独立的决心，也是只有战争解决了。可见，美国为了奴隶制度的认知差异还没有打仗、流血，而是为了一边要独立另一边不认同这种独立，谈不拢最后才打了仗、流了血。更何况，即便是在北方，也有密西西比、田纳西等几个州是蓄奴的，为什么林肯没有为了“自由和人权”这个“核心价值”而“义无返顾”地解放他们呢？这些都说明在林肯这个美国总统心里，在这些所谓“核心价值”之上，还有一个更加值得“义无返顾”为之战斗的“核心价值”，这就是美国联邦的整体国家利益！！正如林肯自己宣称的：“这场斗争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

也和林肯一样，当我们不再仅仅把眼光局限于台湾这个“小方格”之内，而是将视野扩展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时候，在珍视台湾地区的“核心价值”之上，也有一个让全体具有民族认同感的中国人值得“义无返顾”为之战斗的“核心价值”，这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美国内战！使龙应台先生想要为自己美学化的民主价值在美国历史上找出一盏膜拜的圣灯的希冀成为了虚妄，但是，却坚强了大陆人维护中国整体国家利益的固有决心！

（二）

龙应台先生认为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加剧了今天台湾民众的独立倾向。可是，在我这个大陆布衣的角度看来，结论恰恰和龙先生相反，这就是今天台湾的独立倾向，是大陆的军事威慑太过弱小了。李敖曾说台湾人“畏威而不怀德”。这是一个好判断。实际上，台独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正是大陆政府在立威和施德上面有着双重的失误。

基辛格在其名著《选择的必要》（The Necessary for Choice)中阐明了有效威慑的三大要素：（1）具有足够的打击力量；（2）具有使用这种力量的坚强意志；（3）务必使对手意识到前面两点。这三者缺一不可。

而大陆在应对台海危机时的军事力量并不占有绝对的优势，由于存在着美国这个巨大不确定因素下，实际上大陆方面威慑效能大打折扣。同时，为了争取台湾的所谓民意，大陆自1996年以来，又一再软化了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的决心表达。大陆政府的失误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施德的现实关键不仅仅在于要对台湾释放出善意，而更在于谁掌握传播的话语权。没有传播的力量，大陆人民方面任何的善意，都有可能被掌握了台湾传播资源的台独当局恶意地歪曲。因此，自96年以来大陆方面争取台湾民心的所有言行，反而被台独力量利用来使台湾民众相信：只要台湾人自己坚持要求独立，大陆也不得不接受，大陆的军事威胁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恫吓。从李登辉的“空包弹”到陈水扁的“纸老虎”，几年下来，台湾人的现实意识里面，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认为选择台独就是选择战争。因此，大陆方面的军事力量这些年来根本未能构成有效威慑。

以上分析表明：大陆的500枚飞弹，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假如是5000枚飞弹，大陆方面在表达使用军事力量的决心时，受众的感受就将会完全两样，恐怕就再也不会有人认为这种表达只是恫吓。因此，大陆方面的如果单纯地选择争取台湾的所谓民心，由于大陆在台湾根本不具备传播能力，所以这点在技术上虽可以象“新思维派”所提倡的那样努力一下，但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大陆要做的是：首先致力于军事力量的全面超越，然后主动掌握军事控制平衡；首先致力于让台湾民众深刻理解我们大陆不得不决一死战的坚强决心，然后再来释放我们的善意；首先致力于让台湾民众明白我们大陆的利益也必需同样得到尊重，然后再寻找双方利益的妥协点。如果我们大陆不同时做这正反的两件事，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做不成。

龙应台先生在一篇为台湾民主辩护的文章，顺便扯入了大陆的500枚飞弹，在不经意间就暗中传递出了这样的信息：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慑，就是对台湾民主的威胁。不可否认，就文字技巧而言龙应台先生的确高明，但是，她在这里显然将两种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慑是为了遏止台独而不是要威胁台湾的民主。或许在龙应台先生的内心里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台独就是她追求的民主？或她追求民主就是为了台独？不得而知。但是，反过来的逻辑也是成立的，大陆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而反对台独也同样是民意的表达，同样有13亿人的多数民意作为基础。这样的民意我们大陆人同样要求我们的政府能够为我们实现！否则，大陆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将受到13亿民众的极大质疑！

（三）

龙应台先生告诉我们：大陆方面打压了台湾的国际空间。

我对“国际空间”的内涵始终感到费解。龙应台先生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空间”才算满足呢？是“生存空间”吗？我看不是，难道大陆方面打压过台湾的任何正常的国际经济文化往来，以致台湾的经济文化不能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下降了吗？，难道大陆方面打压过台湾参加任何一个非主权国家组织，以致台湾不能分享国际资源了吗？我看都没有吧。

大陆方面对台湾“国际空间”的唯一“打压”，只不过就是坚决反对台湾以一个主权国家的身份和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建立国与国的外交关系，坚决反对台湾以一个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罢了。如果大陆方面连这个也不反对，那岂不是大陆也支持台湾独立了吗？那岂不是大陆和台湾在共谋台独吗？哪里还有什么台湾问题？何况这些所谓“国际空间”对台湾本身的发展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龙应台先生们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龙应台先生们无非想要告诉了大陆人民或者华人世界这样的信息：台湾之所以要台独就是因为大陆人民反对台独。但是，我们大陆人的疑问就来了：其一，如果不是台湾有人先搞台独，又何来大陆人的反对台独？其二，如果大陆不反对台独，那台湾岂不是更要台独了吗？

好一个立志要在华文世界里追求文字第一的龙应台先生！！好一个逻辑井然的坚强理由！！

（四）

龙应台先生在“一条黑暗的街道上”，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窗格后面”的台湾民主的历史阶段性，因而告诉全世界的华人，不要苛求还处于初级阶段的台湾民主，“给他一点默默的温暖”。老实说，我也看到了，也准备“给他一点默默的温暖”。

因此，我和龙应台先生的根本分歧不在于是否认同民主抽象意义的终极价值，不在于是否肯定台湾在民主进程中取得的成就，我们的根本分歧在于对民主的现实认知上。

（1）

靠着国民党政府从全大陆掠夺去的经济资源（这点龙应台先生当然视而不见，而只想把工业化基础的功劳给日本人或英国人），靠着美国人的援助和市场，靠着东西方冷战，当然也靠着台湾人自己抓住了历史机遇，台湾人富裕了，以产权平等为核心的经济制度成熟了，台湾开始有了玩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但是，即便如此，民主在台湾还是造成了台湾人的撕裂，以致于有的台湾人只承认自己是“北台湾人”（那么，北台湾人也应该搞一次公投来确定是否独立吗？）。但是，台湾的撕裂还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这只是因为这种撕裂还只是政治意见的分歧，而不是最根本的经济利益分配的分裂。

中国这二十多年来的迅速改革，已经积累了太多的社会矛盾，财富迅速向一极积累，对社会不满而希望革命的人群在数量上已经足够，他们唯一缺乏的只是组织的力量。因此，如果将台湾走向街头的人口比例放在中国大陆，情况就会立刻由量变导向质变。因为，这就不再是几十万、几百万人，而是数以亿计的人涌向街头。这么大规模的人群，一旦被政治利益团体所利用，挑动起社会各阶层间由于经济资源分配所带来的最深刻的矛盾，那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维持得住社会稳定，那种纠缠中国历史几千年的“革命”就将重现中国大陆。如果这样，民主是民主了，但是什么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只变成南柯一梦罢了。

在经历大民主的“文化革命”以后，在经历了原本目的单纯却终于被政治力量所利用的“八九风波”以后，大陆上那些真正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指归的人，不论是其中右派还是左派，都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这就是对于宪政体制大陆必须走渐进式演化的道路。正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向我们展示的那样，任何革命只能打断旧有的延续，而不可能完成新制度本身的进化。因此，中国大陆必须要同时做好两件事：一方面以强有力的政府依靠政策来暂时消弭社会不公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的风险，另一方面向宪政体制渐进而去。我们也清楚的知道，由于规模实在过于庞大，大陆的宪政体制即便是要演进到台湾目前的程度，也有相当的岁月需要等待。但是，从幼年到成年我们不能不耐心等待。

然而，对台湾民主进程具有历史感的龙应台先生，对大陆的制度演进同样具有的历史阶段性突然视而不见了，她在对大陆当今的政治体制和现实状况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却将大陆上述制度演进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一味斥责为“极权”。龙应台先生一口气列举一串民主的标志，什么只要有护照出国不被刁难啦（如果这是指大陆政府禁止偷渡的话又另当别论）、只要小孩有本事不要特权就能上大学辣（在大陆真上不起大学的是因为家里没钱）等等，暗示大陆人民还是连这些起码的民主生活都没有的“极权奴隶”。其实，如果按照龙先生的所谓“生活民主”标准，大陆早就已经是民主国家了。只是由于上面说过的原因，大陆在政治民主方面的改革非常谨慎罢了。这一点大陆不需要别人鼓掌，也不需要辩护，只要我们大陆人自己每过一段时间能够看到不断的进步就足够了。我们知道方向所在，尽管路途漫长，但是我们有信心。

说陈水扁操弄“中国妖魔化”，谁说龙应台先生又不是呢？

（2）

龙应台先生将替台湾的民主辩护和替陈水扁的辩护巧妙地“绑架”在了一起。她实际上将台湾民主在宏观历史上的价值与陈水扁政府的“荒腔走板”混为一谈。她说：“中国本身的极权统治、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和国际压迫，是台湾人真正的痛苦来源。”龙应台先生向全世界的华人阐明了这样的观点：大陆方面的恶因造成了陈水扁的恶果。因此，陈水扁理有可述，情有可原。

但是，龙应台先生这种一股脑推卸责任的指责，让我们大陆人感到阵阵反感！龙先生让我们看到的不是尽力寻找问题实质的文人良心，而是一种发达地区的人们从骨子里透露出的傲慢偏见！

龙应台先生根本不懂台湾问题的实质！她根本不懂台湾问题涉及的不仅仅只有台湾的利益，也有大陆的利益。台湾民众的利益固然要得到尊重，而大陆人民的利益也有实现的权力。因此，龙应台先生也就并不真懂民主的涵义。她不明白，在一个双方利益交错的问题中，任何一方如果只顾自己利益的完全实现---不论以民主的形式还是用专制的手段---都是一种单边主义；她不明白，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民主原则在群体与群体之间是同样适用的---如果一个群体哪怕是100%民意做出的选择涉及了另外一个群体的利益，那么，另一个群体就天然成为了决定这个选择的另一方。

可是，我们从龙应台先生哪里，除了听到替台独庸俗的辩护外，没有发现哪怕是一个字提到过大陆人民的利益。在龙应台先生的高傲的眼睛里，大陆除了有“极权”，哪里还有利益？既然是“极权”哪里还有资格维护自己利益？她根本不明白，既然大陆存在这种普遍民意，那么不论实现这种民意的是“极权”还是“民主”，对于我们大陆人来说都具有天然合理性。因此，我同样要龙应台先生“回头去研究德国的1933和意大利的1922”。

可惜，以龙应台先生这样的文学大家，竟然丝毫也不明白：善意必须是双方的。这十几年来，大陆方面从“一国两制”，到“一中各表”，再到“一个中国框架下什么都可以谈”，一路退去，得到的回报是“两个中国”、“一边一国”，“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等等单边主义的老调重弹。作为我们大陆人来说，根本不想从台湾民众创造的财富中去分享哪怕一丝一毫的利益，我们只希望有“一个中国”。至于这个中国是联邦制，邦联制，为什么不谈判呢？龙应台先生或许忘了，连“一个中国”这个最起码的谈判基础都不想给出的，是台湾当局。对于这些问题，龙应台先生的记忆一向是槽糕的。

（六）

历史是落子无悔的棋局，任何选择都要自己承受后果。台湾问题交错着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中华民族的尊严和责任、历史的重负、两岸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冲突、两岸民众的情绪宣泄、大国之间的纵横捭阖等等因素。在如此复杂的态势中，一步走错，历史不会给你重走的机会。

因此，龙应台先生，“你不能不知道：窗格后面，有你看不见的纵深和广度。”

[经济评论]谈谈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

作者：蜀南布衣

这个论坛近来转来很多比较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弱智文章，要驳起来不是三两句话说得清楚的。这些文章看似热闹，其实连经济学常识都不具备。他们大多是既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了解西方经济学。这些人进行反驳，纯粹浪费生命而已。我最开始上论坛的时候，凡见这种文章就要驳一下，后来发觉驳不胜驳，现在基本已经没有兴趣说什么了。而且，我们不是职业网络写手，生活中也非常忙，很多时候几乎抽不出时间上网。

其中有些文章，的确是让人无话可说。这倒不是因为文章太好，逻辑力量强大以致于无法反驳，恰恰相反，这些文章几乎每一句话都是错误的，如果真要驳反而自己不知到从何说起。

要想自己有能力辨别谁说得正确，除了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外，没有什么别的途径。两方都了解了，就有了比较，而不是用这些弱智的文章来到处找答案。

下面就再浪费时间，对这些常识性问题谈一下。

（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最大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其实就在于对人的规定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不可能把不同历史时期的人都抽象出来，获得一个纯粹抽象的人。比如原始社会的人，和现代的人，在人性上是不一样的。马克思关于人的论断，在西方最新关于人性的研究中也得到证明：人的自然属性不能反映人的本质。比如狼孩，如果不是生活在人的社会关系中，无论如何也不具备人的习性，除了它的生理特征以外。

因此，马克思说：研究经济学一定要从现实的人着手，而不是抽象的人和假设的人。正是由于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因此，每个人的具体主观效用就在本质上不同，所以是不可以比较的。如果要对人的主观效用进行排序，就要对每一个人的历史数据进行收集，而且在理论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殊偏好和目标，因为，一个生活在黄土高坡的人和一个生活在纽约的人，他们的偏好和目标是绝不可能相同的。因此，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特殊的序。我们知道现在地球上大约有60亿人，那么，是不是就要60亿种主观效用排序呢？不要说这种理论是绝对错误的，就是理论正确也对人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而边沁所说的“利己心”，以及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就不存在于所有的历史现实中。如人类学家普洛格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一书中考察了非洲、美洲和澳洲的原始群落后指出，越是在个体独立生存能力低下的群体中，群体行为的本质就越是具有“利他心”而不是“利己心”。可见，将一个在有限范围内才有效的“利己心”，却作为一切世代的所有人的抽象本性，进而又用这种抽象来阐述所有经济现象，不知道这种论证方法是如何成立的？

（二）

西方经济学却不同，它一开始就抽象出一个“理性人”，然后几乎将整个经济学大厦都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即主帖所说的“以理性为中心”构造了经济学体系。理性人是西方经济学的地基，只要把这个驳倒，实际上就可以证明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空气中。

所谓理性人，如果不是学经济学可能就会对这个概念有很多误会，原因是经济学中的“理性”和我们生活中说的“理性”是两回事。生活中，我们说一个人有理性是指：这个人不感情用事、不冲动，而经济学的“理性”则是指：确知所有选择集合中正确的解。

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是指一种抽象的人所进行的理性选择。什么是理性选择？这就是说，参与经济交换关系中的人对他们的偏好和目标具有理性的认识，对如何实现这些偏好和目标也具有理性的认识，对每一种可能出现的变化都能正确衡量其机会成本。

实际上，理性选择就是在人所面临问题的那种机会集合中，总是能够选择正确的一种组合。西方经济学在这个假设的前面又暗含了以下假设：

1，信息的完全的。即当事人确知所有与其偏好和目标相关的信息。

2，信息收集成本是可以接受的。

3，当事人是全能全知的，他能够确知所有相关信息的价值以及用处。有史以来可能只有上帝具备这种能力。

4，信息处理是及时、完全和准确的。

5，人始终是具有利己心的。

但是，以上这些假设在现实中都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这个假设将面临下面绝对无法解决的问题：

1，既然人是理性的，那么，每个人的最初行为就是最佳的，帕雷托最优在市场运行一开始就已经达到，其表现为平均利润为零。

2，既然帕雷托最优是一个市场运行的最始配置，那么，这个市场运行的结果一开始就平均利润为零。

3，既然人始终是自利的，那么，在理性状态下，每一个参与市场的当事人都事先知道了平均利润为零的结果，即他的所得只能抵偿他的付出，没有利润，因此他的将选择应该是不参加市场。

4，既然当事人始终只能选择不参加市场，因此，市场将是永远也不会存在的。

我们知道，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证明市场机制是有效的，可是结果却将整个市场都证了伪。

不仅如此，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是坚决反对计划经济的，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理性人假设只能证明计划经济的有效性。

计划经济是假设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中央计划系统，可以确知全部的经济信息，并且根据全部的经济信息及时、准确和有效地做出决策，并且实施。如果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中，计划经济是不合理的，也是不能维持的，因为它那些假设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以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我们就可以看出，计划经济是完全符合理性人假设的，因而计划经济也是可以达到帕雷托最优的。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本来想在理论将计划经济证伪，结果却又把计划经济给证实了。

最近西方经济学已经承认了现实中的信息不完全性，因而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而这导致了一大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破产。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因为他们仍然只认为人之所以不能是理性的，完全只是信息不完全所导致，但是却回避了人是否可以全知全能这一问题。

即便我们不追问人是否全知全能的问题，西方经济学这种有限的让步实际上也是否决了理性人假设的全部存在。我们要问：有限到什么程度才叫“有限理性”，是1%一直到99%都可以叫“有限理性”吗？显然，这个问题也是西方经济学绝对无法回答的。

有限理性人假设，实际上是取消了这一假设。

（三）

理性人假设即便在西方，对它的怀疑也由来已久。现在理性人假定已经坍塌。如同时获得了200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史密斯（Vernon L. Smith）经过三十年的实验证明，人不可能是理性的。西方经济学家在评论他们的成就是说到：既然对理性人和期望效用理论等经济学最基本假定都可以动摇，那么整个现代经济学的其它假定不也值得人们重新审视吗？而这种审视难道不会带来现代经济学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革命吗？我相信他们的评论。

[社会观察]加薪能不能养廉――再谈给公务员加薪的问题

作者：林昙

康熙末年与雍正末年，两位皇帝将一些可用且无辜的大臣或贬职或罢官甚至关进监狱，然后将这些大臣托付给下一任君主，让他们得以重新起用，使这些可用之人对新的君主感恩而忠诚，使国家因此而连续稳固下去。古人如此，今人怎样呢？

这两天，项怀诚先生又对委员们解释说：给公务员加薪的事是已经推迟了的，早定下来的，决定今年7月1日正式给公务员加薪。也就是说，如果加薪，是上一界政府对公务员的恩典，与新一界无关。如果不给公务员加薪，是这一界领导人的苛刻与上一界政府无关。

我怀疑这种做法，是一种用恩逮尽，用力，用全民之利买公务员的好。每一个想把这个江山稳固传下去的帝王都不会这样做，想把现有的官吏留给下一任领导人顺利使用的都不会这样做。我的这种怀疑未免有些刻薄，我但愿自己是太刻薄了。

于是，加薪的理由可能是“给公务员加薪以带动内需”，这我于“为什么总要做这种南辕北辙的事”一文中已经分析过了，结果正如大家看到的那样，带动的只是储蓄额，和国外消费额，对实业企业与农民盘剥的加倍，而对国民GNP的打击可能会乘3。最终会使你没有钱再给公务员涨工资。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做法。

那么，又有人说了，必须“高薪养廉”，不高薪这些官吏势必腐败，只有高薪才能让他们廉洁，听上去满是那么回事，我也相当愿意接受这样的解释。如果全国人民咬紧牙关，勒紧裤带可以让官员们清廉起来，使他们不再腐败，那么就算国有资产没有增值，至少不会大规模流失，那么大家还是有希望的。就算不能保障国有资产，本着治病救人的方针，使他们不要那么忙着跑进监狱也是功德无量的事。

可公务员的工资已经涨了两三次了，腐败有没有减少？国有资产流失是增大了还是减少了？只要不是闭着眼睛说话，大家心里都是有数的。这就不能不让人思考这是为什么了。加薪是加了，但是不是能够高薪，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咱们先来看看，我们有没有可能将公务员的工资涨到外企白领那么高，咱们不说和美国官员比，那太不现实。这是一个年轻公务员的基本诉求：“对于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年轻干部来说，两千元意味着根本无法为自己的生活提供保障。随着福利分房制度的取消，我们每月的工资就算一分都不支出，也不可能在北京买到一平米的住房面积，北京四环以内的商品房价格基本保持在五六千元以上，而三千多元一平米的廉价房离市区又基本在两、三小时车程以上。我们年青人还要花钱吃饭、谈恋爱、读书充电、还要为将来的家庭生活积蓄一些保障金以应付意外。每当号召捐款我们还必需踊跃参与，尽管自己的钱包其实也空荡荡的，因为这意味着你思想是否进步，是否能做到与人民群众心连心。我工作六年了，没有任何大的开支，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可我只积攒了四万多元，在北京我连个厕所都买不起，我将来还要结婚，子女还要入托上学，可钱从哪儿来。父母亲辛苦了一辈子积攒下一些钱，可作为子女的又怎么忍心让父母把那些钱再拿出来为我们负担。我和闻书记一样，在北京的省部级机关工作，我每月的收入全算下来也快有两千元，我的生活水准在这个大都市里很低。可比起那些家在外地的同事我还是幸福的，因为毕竟父母那里还能为我提供一个房间。我不能说机关的青年干部素质有多高，可最起码我们在各自的大学里还都是中上之选，我的许多同事研究生毕业以后快三十了还没有女朋友，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你把女孩往哪儿带，结婚以后总不能各自住各自的集体宿舍吧。我大学时各方面条件比我差的同学现在最少轻轻松松月入六七千，收入最高的一个小子年薪四十多万。”

这名公务员与外企白领之间的工资差距是4000元到5000元，据我所知，拿出1000亿给公务员涨工资，分配到每个人头上只有100元左右，如果想弥合这个差距，就需要在1000亿的基础上乘上40倍，而国家显然是没有可能动用这么多钱来给公务员涨工资的。就是说国家根本不可能给全体公务员涨到“高薪”足以“养廉”。

这名公务员的愿望并不是过高的奢望，都不可能得到满足，而腐败贪污是什么概念，我们听到的已经不能用万计，动辄千万、上亿，在这千万、亿的面前，100元的作用是什么？养得住廉吗？连人都养不住。

而外企的这种高工资恰恰是我国政府给的。左大培先生在《我们今日为何陷入困境》一文中分析说：“这种畸形的税收政策优惠不仅表现在法定的税率上，表现在外资企业一直享有低于中国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一定年限的所得税税收减免上，而且表现在操作层次上的税收征收方式上。对中国企业，超过一定数额的员工工资不能计入成本，而应当视为利润的一部分，从而不仅员工应当缴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企业还要为此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但是这种作法却没有适用于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工资，外资企业的员工工资就都可以不视为企业利润，从而不必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实际上，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高薪在很大程度上是拿着中国政府的企业所得税送人情。外资企业薪金普遍高于中国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的。”

这个我是知道的，只要是国内企业，就有一个最高工资额，北京是900元，就是说，你企业员工平均工资高出900元的部分，除了个人所缴纳个人所得税，还要交纳超出部分的33%为企业所得税，即中资企业每在900元的基础上多发给工人100元就要上缴33块钱。中资企业用人的成本就比外企高出那一部分，这也是许多企业明明没有任何外资也要找个外资名目来顶着的原因，在这种政策下，中资的企业工资如何能高。

看了左先生的文章，我到不为给公务员加薪的事情生气了，原来我国近年的经济政策一直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剥夺贫困者，给富裕者与优惠。

加薪就加薪，没有关系。但是，不必要乱拉什么借口：什么拉动内需，什么高薪养廉。那样，别人就难免胡思乱想。象我，就白费了许多劲。

[社会观察]报道切尼讲话引发一轮“友邦惊诧论”

作者：老田

毛泽东旗帜网首发（http://www.maoflag.net/default.asp）

关于是否全部转发美国副总统切尼在复旦的讲话，引发了一场新的“友邦惊诧论”，据说问题非常严重。美国之音的专访报道说这个事情非常重大，已经达到了“有伤国体”的程度。中央社紧急跟进，记者廖真翊北京二十日电说外交部发言人面对质询还很“不老实”，真不失“党国喉舌”本色，七十多年过去了，好传统一点都没丢。

高等华人美国南加州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梁福麟教授代表美国人发言，说“中方单方面删减，是一种很没有礼貌、违反国际惯例的行为。”江泽民曾经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的专门采访，后来美国媒体是如何进行处理的，这些个高等华人可是都看到了的，倒是没有听说他们曾经表露过一丁点的惊诧。

我在网上就这个引发“友邦惊诧”的事件进行搜索，发现许多自由派人士在引用资料的时候不注明资料来源，严重地侵犯了“中央社”和“美国之音”的版权，在此提出批评，希望各位自由派人士下次不要再犯同类错误，要知道“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可是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各位自由派人士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等闲视之。

一些自由派人士根据美国之音和中央社的报道说，人民网和新华网对切尼的讲话报道不充分，有“贪污”的嫌疑。我想要看看这两个网站到底是一贯如此，还是偶一为之，就在人民网搜索关键字“切尼 副总统”，结果发现有2254篇文章，光标题就占据了151页，连切尼的老婆比他挣钱多的屁事，都给予了详细报道，这未免太过火。有限的舆论资源，就这样大量地投放到提供无价值信息上去，基本上是浪费资源，如果用这种思路去办报纸，恐怕终究要把《人民日报》办到没人看的地步。我又在新华网进行了一次比较搜索，结果是“新华网搜索为您找到1203篇有关‘曾庆红’的网页，共121页；新华网搜索为您找到1344篇有关‘切尼 副总统’的网页，共135页。”没有想到吧，咱们的副主席在新华网的待遇，还远远不如切尼呢。对于主流媒体选择了这样的舆论资源分配方式，倒是真应该表示一下“惊诧”才对。

老实说我不怎么关心曾庆红先生在新华网的待遇，我是有点眼红，如果把这些报道资源转移到我身上来该有多好，那个美国的切尼对中国的情况可以说是狗屁不通，讲话毫无针对性。我就不同了，曾经当过职业农民，也当过职业工人，至少我对中国的工人农民情况有比较切身的感受，如果把我的想法和思路大量报道一下，上足以给领导决策提供那么一点点有用的信息，下足以帮助人们把握中国的部分现实，即使那些不同意我的看法的“自由派”和“一夜美国人”，也可以在我的看法基础上，大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看法”嘛。增加对我的报道同时减少对切尼的报道，显然就是做到了舆论资源的优化配置，当然如果发现有比我更加值得重点报道的人，那就无妨再转移报道重点。

据说切尼在讲话中间谈到了自由问题，所以被删去，言下之意是中国政府和新闻机构很忌讳这些字眼，中国民众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为了保持愚民政策的效果，所以要把切尼先生讲话的有关内容删去。这样的潜台词，只能说是对中国思想界和舆论的无知，更是对中国自由主义者和许多“一夜美国人”最近20年在中国的工作成绩的无耻抹杀。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需求层次论”，他把“社会政治方面的需要”排列在“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之后，与此相关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提法，早就被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一夜美国人”所否定，被定性为“猪的权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一夜美国人”，早已经把“自由”宣传得跟中国民间传说中的“摇钱树”一样，只要拉着这棵名字叫做“自由”的“摇钱树”摇三摇，“金子银子铜角子”就会呱哒呱哒往下掉，什么富裕发达，什么国家安全，什么民生困难等等中国面临的棘手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切尼先生还只是说“经济发展，对于让人们过上舒适和有尊严的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仅靠物质享受本身无法满足人类心目中最深的渴望和追求。”这个境界，跟中国自由主义者一比，就差老鼻子了；就算跟那个美国老落后马斯洛相比，只不过前进了一小步，把马斯洛放在后面的东西，提上来一步进行并列处理而已。跟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相比，切尼对自由的定性未免过于胆怯和“老土”，难道“自由”就那么不值钱吗？仅仅和“物质享受”是并列关系吗？切尼的看法，在中国自由主义者看来是大错特错，自由是决定一切的东西，什么经济发展什么物质富裕都只能是在“自由”那里其去找门路。

据说美国大学生这些年对中国的了解已经大为增加，根据测验，关于中国，他们一般知道的信息是“中国有一条万里长城；中国菜很好吃但是很难做。”杜鲁门总统曾经掌握确凿消息，西藏是处在欧洲地域上。我们可以合理地指望切尼先生对中国的知识比他们要多几十倍，不过在讲话中间，没有说他对于中国的情况了解多少，也没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运作及其问题表现出起码的兴趣，但是切尼先生却有一个确凿无疑的“药方”，要当面推销给中国的大学生们。对于这个“药方”，中国的大学生们是否真的不了解，切尼先生看来没有做调查研究，看起来切尼先生对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宣传成就根本就一无所知，这种完全没有针对性的讲座，根本不可能达成智慧传递和思想交流目的，考虑切尼讲话和中国自由派对自由定位方面的巨大差距，甚至不能说复旦讲话是合格的“公关宣传”行动，而是彻头彻尾的“大倒退”。切尼贩卖的那点东西，对于中国那些对美国的关心足够多的人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切尼破口大骂朝鲜一点也不新鲜，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新信息，美国定性的无赖国家有几个，是什么依据，保准那些大学生清清楚楚。

美国民众在与本国政治家的持久互动之后，已经总结出了宝贵的经验?D?D“政治家是职业的说谎者”，而美国总统小布什有了新的说法“中国是头号竞争对手”，考虑到切尼先生是这样的出身，担任着这样显赫的职务；不管是要服从美国政治家的习惯，还是作为竞争者要到中国取得一点竞争方面的成绩，或者作为美国政府雇佣的公务人员要在工作中间体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体现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都应该多费点心，对工作不应该这么马马虎虎，敷衍塞责。切尼先生与克林顿本非一党，但是与克林顿先生在清华讲话中间的陈词滥调如出一辙，美国的官僚看来不比中国的大老爷们更加勤奋，也是能不动脑子就不动脑子，能炒现饭就炒现饭，表现得很差劲。抄袭和炒现饭对听众来说固然不那么好，但是对演讲者自己来说就更糟，切尼先生的这个讲话，在纯学术方面跟翻译过来的西方名著有很大差距，他本人对“自由”的虔诚程度跟中国自由派的差距更大，这种讲话还有许多人去听，这就严重变质了，许多人显然不是为了汲取知识或者是看重美国“知音”的支持，而是纯粹的娱乐取向，变成了去讲座现场参观美国来的大人物，跟平时“去动物园看猴子”一个样。我把话说破了，就未免不雅。

说实在的，我个人对切尼先生遭到这样的待遇很是同情，副总统终究不是猴子和大熊猫，何况就算是要展览，也显然不适合在大学讲堂里进行。“中国删除切尼演讲内容，美国务院表失望”，我倒是认为，美国国务院应该抗议复旦大学生，他们基本上是把切尼当作“大熊猫”看待，他们中间许多人去出席讲座，肯定不是为了获取知识，也不是为了获取支持，而只是为了去看从太平洋那边来的“稀罕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国务院的官僚们，没有表现出起码的智慧和见识，这种官样屁话一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满世界“找不着北”。

请那些在乎“友邦惊诧”与否的自由派和高等华人，你们一定要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政客，最好避免下次再到中国来当“大熊猫”，如果一定要用活人当展品，请派一些符合中国人审美情趣的美女来，那样展览效果会更好一些。你们简单地兜售“友邦惊诧论”，算不上是对美国的利益多么照拂，若真的关心美国就要避免盲目地跟随那些缺乏想象力的政客和愚蠢的传媒，应该帮助美国寻求更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很显然，拿政客当展品是严重的“资源配置”失当。

个人网页：http://laotianlaotian.yeah.net

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家之言]中国崛起的基本思路

作者：物不平则鸣

现在困扰中国崛起最大的外部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它涉及并影响了中国的领土问题，国际地位问题，最重要的还有地缘政治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台湾问题这个最大的外部问题不过是中国内部问题的外在表现。有了这一认识就可以使我们在思考解决台湾问题是避免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弯路，打开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崛起以担当维护世界和平的大任。

现在台湾局势越发危急，泛绿胜利陈水扁连任木已成舟，台独又向前大大的进了一步。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反应却异常低调，有人怀疑中央政府此举乃韬光养晦示人以弱，引而不发，以不变应万变。我看示人以弱是真，韬光养晦则未必，貌似引而不发，以不变应万变也只是无奈之举。320之际大陆媒体异常失声，全国众多高校封校闭门如临大敌，唯恐大学生上街游行声讨台独。试问：这是韬光养晦还是示人以弱？台独早已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为何中央政府迟迟不敢动手？一是外国买办势力坐大从中作梗，二是中国经济结构经济布局畸形发展不堪台海一战，中央政府内政不修，所以对台独“投鼠忌器”。

由此也就引出我的基本观点，即：根本不存在台湾问题，所谓台问题不过是国内问题的外化，正确解决国内问题，台湾问题立即迎刃而解不在话下。在我的基本观点上我的基本主张有两项：

第一 改变经济结构和经济布局，变外贸主导为内需主导，降低外贸依存度，启动国土整治工程，经济中心逐步西移；

第二 重视能源安全特别是石油安全，一方面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一方面加紧建设现代化海军保卫海上石油运输线，随时准备决战马六甲。

即将到来的台海危机是中国国家安全之中的不定时炸弹，在以后的几年中随时有可能爆炸。“爆炸”的方式可能有以下几种：

第一 大陆对台独首要分子实施“斩首”；

第二 大陆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对台湾的重要经济军事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

第三 大陆使用水雷潜艇封锁台湾所有重要港口；

第四 大陆空降部队登陆部队大举攻台。

无论中央政府采取哪一种战争形式都必然会招致美国日本的直接介入，以及所有西方国家的联合制裁，这将包括武器禁运，石油禁运，重要战略物资禁运和其他的贸易制裁。这种制裁的时间可能会长达几年。面临这样的危局，中国能不能承受？将取决于中国自身国民经济的承受力。中国现有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布局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不能应对即将到来的台海危机更不更支撑中国最终走向世界一等强国。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中国大陆经济受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严重误导。国家发展出现战略性失误――过分迷信市场万能论，以全球化消解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社会经济两极分化严重，自然资源破坏浪费严重，自然环境急剧恶化。国民经济发展出现结构性矛盾，农业发展滞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利益受损。在第二产业中，轻工产业特别是用于出口的轻工产业发达，而重工业和装备工业发展落后，而且航空数控机床等战略产业在外资的冲击下失去原有的优势。在某些大城市中出现了泡沫经济。

其次，经济布局不合理，不能承受战争的压力。中国大陆的人口和经济过度的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黑河至腾冲一线东侧的国土只占中国面积的一半，但却集中了90%的人口和经济。这些地区在战争时期容易受到敌方的攻击或者攻击威胁。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布局不合理，在未来的战争中将遭受致命的打击（如上海高架桥与楼群之间距离过短，倘若高架桥被炸断，消防车无法通行全市将化为一片火海）。

再次，外贸依存度过高，不能承受西方对我制裁禁运的压力。所谓外贸依存度即一国对外贸易(进口和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该比例也是判断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以1989――1991年西方对我国经济制裁为例，西方对我国停止军品贸易和国际贷款。1989年，我国的外贸增长率下降15.7%；1990年又下降3.3%， 其中进口下降16.8%。我国经济连续3年低速增长，1989年4.4%，1990年4.1%，1991年7.7%。十年之后，也就是 200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约为5000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11000亿美元的45%，也就是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其中出口约为2600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排世界第七位。此时或以后几年内在外贸依存度进一步增长的情况下，西方制裁禁运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将更为严重。

最后，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还表现在能源安全前途堪忧。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产品净进口国，1996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2000年共进口原油、成品油7000万吨。据统计，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存度已由1995年的6.6%上升为2000年的25%，预计到2005年，进口原油占国内总需求的比例将提高到32.5%。 而许多专家认为，当一国的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时，国际市场的行情变化就会影响该国的国民经济运行；进口量超过1亿吨以后，就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供应安全。然而中国能源进口的“路径依赖”十分明显，2001年，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数量约占进口石油总量的48%，从亚太地区进口约占进口总量的22%，从非洲的进口量占18%。而上述三地区石油进口的运输都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是美国全球战略中明确必须控制的世界16大咽喉水道之一，“过分依赖”马六甲海峡对中国的国家能源安全必然构成威胁。虽然我国对此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所谓“向北看”的措施，但是成果有限。2003年3月，中海油和中石化联手展开的收购英国天然气集团(BP)手中持有的里海北部油田股份项目，最后在被认为胜算在握之时却遭失败。2003年底，就在中俄原油管项目（安大线）节外生枝之时，中俄韩天然气管道项目（科维克金项目）又突遭变故。至此中俄目前4个大型能源合作项目中（西气东输工程;中俄原油管道项目;科维克金项目和俄萨哈共和国向中国供气项目）无一顺利完成。

在以上种种分析的基础上，就可以初步得出中国在台海战争期间的损失。根据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帆的估算我国的损失将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受到严重损失。指福建、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南部，有2亿多人口，耕地面积1000 万公顷，占全国7%；国内生产总值3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37%。如果东部地区，重要城市与能源基地受军事受打击，加上经济封锁，经济可能下降1/4---1/5。

第二， 2008年GNP可达16000亿美圆，外贸总额11000亿美圆，外贸依存度70%。进出口各一半，贸易平衡。在美日封锁下，出口可能下降50%，进口降低20%，出现300亿美圆贸易逆差。考虑到进口武器增加，贸易逆差达到500亿美圆。国家3000亿美圆外汇储备可以支持6年-----如果不被美国冻结的话。

第三，加工出口占我国贸易的50%，由于制裁全部中断，我国贸易总额即下降50%，外贸依存度降低到35%。就业因此增加2000万人。

第四，每年500亿美圆外资将不再进入，利润汇出从每年200亿美圆增加到 500亿美圆，使国际收支增加800亿美圆的逆差。

第五，工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原材料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一旦被封锁，可能造成许多高精尖工业的暂时瘫痪。

第六，总体估计，假设战争继续2年，开战第一年西方全面封锁，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下降10――20个百分点，如果遭受军事直接打击，损失加倍。

为了使中国能够承受这种损失，我国必须对国民经济进行提前调整。而这一调整应该是以国土整治为内容的西部大开发。以西部大开发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降低外贸依存度，将中国经济有外贸导向变为内需导向。整个调整中最为根本的就是国土整治计划，该项应包括以下几个主要内容：

第一， 南水北调，整治长江，黄河和塔里木河；

第二， 改造沙漠荒地，将耕地扩大1/3；

第三， 治理环境污染，植树种草，改造气候；

第四， 建立大批中小城镇，将中国城市化比例由30%提高到70%以上；

第五， 全面建立农村公路网和电网。1

如果实行以国土整治为主要内容的西部大开发就将为中华民族16―18亿人口创造生存空间，是从全民族长远和总体利益出发的大战略，意味着以经济高速增长为中心的增长战略向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变；以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以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向重点发展中西部转变。西部大开发是以能源战略和地缘战略为基础的，在20―30年内集中国力实现南水北调，改造长江，黄河和塔里木河；新增加5亿亩耕地，数亿亩森林和草原，减少水土流失和自然灾害；以西安为中心开发新疆一线，安置3亿以上人口；将城市化比例由30% 提高到70%，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以上措施将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并使经济重心西移，并将影响力扩大到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区，大大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目前提出“开发大西部”的直接原因，是启动内需，继续发展中国经济。集中在沿海地区的过剩生产力，没有中西部的资源和农村的市场，就没有出路。以每年千亿以上的国债投入西部开发和国土整治，关键是能够调动劳动积累，增加农民就业，提高农村购买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克服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提高工业企业的效益并防范金融危机。

在此基础上更可以在西安，重庆建设第二股票中心，必要时准备内迁。在湖北建设新的经济文化中心。以江西等地作为上海投资者的腹地，以广西作为广东的腹地。剩余资本可以到内地投资，农村劳动力可以进入上海广州修地铁，交通备战两用。以低成本办法迅速清除腐败，提高政府能力。制定战略产业振兴法，长期不懈地发展战略产业。

这样的内需只要一上轨道，就可以保证中国经济持续数十年高速增长。也只有这种以国土整治为主要内容的西部大开发才能降低我国经济对外国的依赖程度。台湾看到我们预先调整，不怕打仗，自然不敢独立。我们才有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才是充满人道主义的上上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理想，避免手足相残的悲剧。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能源安全。石油对现代工业的重要作用在此无需多言。真正需要探讨的是我们如何才能保证石油的供应特别是在西方封锁下的情况下的石油供应。中国对进口石油依赖程度有多大呢？国家计委的一项统计表明，近十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7％，石油消费年均增长5.77％，而石油供应年均增长仅为1.67％。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产品净进口国，1996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2000年共进口原油、成品油7000万吨。据统计，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存度已由1995年的6.6％上升为2000年的25％，预计到2005年，进口原油占国内总需求的比例将提高到32.5％。

　　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石油，但原有油田的老化，产量的递减，开采成本的提高，都使得进口成为必然。我国的石油开采量在2001年为1.65亿吨，在世界排第四位。但产量增长在近几年明显放慢，石油供应和消费的差距越来越大。以大庆油田为例，作为全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和重要的石油化工基地，开发建设40多年来，大庆已累计生产原油16.76亿吨，占同期全国陆上石油总产量的44％。可是大庆油田在连续26年高产稳产后，近几年，产量已经以每年150万吨左右的速度递减。2

为了应对可能随着西方封锁而到来的石油禁运，我国政府在去年已经开逐步建立和完善石油储备制度，总的考虑是以原油储备为主，将从2003年开始，在东南沿海地区建立陆地石油储备基地。初步设想，在2005年前建立一个相当于30天石油净进口量的储备，到2010年建立一个相当于40天的储备。然而这仅仅几十天的原油储备是远远不够的，是不足以抵消可能到来的石油禁运的影响的。面对此种困境我国一方面要扩大石油的战略储备（至少达到90天），购买储备石油的款项可以由我国的外汇储备中支出，因为外汇储备再多也只是纸币或者干脆就是债权，一旦西方封锁，我们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回石油。况且有相当一部分外汇储备是以外国政府债券的形式出现的，如果西方打定主意要封锁我们，他们还会按照合同把钱还给我们吗？同时这笔钱还可以购买其他我们十分需要但又无法生产的战略物资。真要是到了封锁时期，货币就是废纸。清末明臣李鸿章就“天真”的认为如果中国可以和列强在商贸上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就可以不战而胜。可是实事呢？这个教训在外汇储备的问题上同样适用，中国的外汇储备有相当一部分购买了美国的国债，如果这样就可以以美国的债权人自居，在战争时以扯资威胁美国人收手就大错特错了。

中国石油安全的另一个难题就是海上运输线的安全。中国从亚太地区、非洲地区、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这条咽喉水道。仅2001年，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数量就已占进口石油总量的48%，而国际权威机构的预测显示，到2010年，这一比例将增加到80%。3但是这条咽喉水道4是极为不安全的。中日韩每年有4.5亿吨的进口原油，要途经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现为新、马、印尼三国共管，易于封锁。美国在新加坡建立军事基地意味着该地区可能被置于美国军事力量控制之下；印度也在马六甲海峡的西部入口处修建了海军基地，并部署重兵扼守，希望能够控制整个印度洋；日本针对“周边事态”的行动范围不仅包括台湾海峡，它的军事触角还可能伸向马六甲海峡。因此对中国而言，谁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谁就把手放在了中国的战略石油通道上，谁就能随时威胁中国的能源安全。

更为危险的是美国通过去年的伊拉克战争取得了在中东产油区战略优势地位影响进一步扩大，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影响却进一步下降。如果几年之后西方真的对我实行石油禁运，中国就被困死不成？毛泽东说过：“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中国在马六甲不是对手，还可以在别的地方出奇制胜。那就是我们要在巴士海峡5和巴林塘海峡6实施对美日的破交战。美国的石油船队不可能向西绕道走苏伊士运河，因为运输原油的VLCC7三十万吨级的油轮是不可能通过运河的。日本的商船队更是必走巴士海峡不可。而巴士海峡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自然地理特征，特殊海洋水文气象特征，可以成为优良的潜艇伏击作战区。如果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地区的有利地理环境，给美日船队以致命的打击，那么美日就可能因为战争成本过高而放弃对台独的纵容和支持。

面对即将到来的台海危机，如果我们能够提前调整就可以争取到极大的战略主动。中国降低了外贸依存度，就可以主动将人民币升值，同时实施进口管制的配套措施。如果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到4：1，而且在半年之内完成，那么等于美国市场上民生产品的价格在短期内急剧上升近一倍，而且在这么短时间内，国际市场上的替代产品没有生产能力成长期，而中国将在短时间内在出口数量下降的情况下，出口收汇将迅速上升，在这个期间中国就要求完成国内产业结构的强制转型，低技术低价格产品的生产能力进行强制淘汰，中国有限的资源不能无限制地集中在依赖国际市场的低技术产业上，要适当转移部分资源去发展其他战略产业，强制提升战略产业的比较优势。这样按照国内货币计价的外贸依存度将急剧下降。美国失去了中国的廉价产品供应，美国工人将比从前更难以忍受低工资，国内劳资关系将迅速趋于紧张状态。而且由于人民币急剧升值的政策和进口管制的进行，国内买办势力在经济上将受到很大的打击。可以预料在这样的战争准备过程中间，买办与官僚资本的势力，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最大化，也一定会有更加充分的表现，也有利于在全国人民和舆论面前暴露并孤立他们。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配合对买办和瓜分势力进行重大的政策打击，斩断他们伸向国有资产和民众口袋的黑手，在经济上斩断他们汲取国家和民众利益的吸盘，必定使得中国社会矛盾得到很大的缓和，全国的民意凝聚将是非常迅速的8。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日台最可以指望的中国国内的买办势力马上就会瓦解。美日在常规力量在台湾海峡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自然会主动同中国寻求和解，同时也会迫使台湾实现同大陆的谈判。到那个时候谈判的价码可就不像现在这么优厚了。从此就可以实现中央政府在台湾驻军。彻底撕开美日的岛链封锁线，将日本的一千海里海上运输线置于中国的威慑之下。

然而，这是需要中国政府排除新自由主义误导和迷思才能真正做到的。这是一切设想和谋划的前提。现在我们可喜的看到中国政府正在迈出第一步，总理温家宝在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新提法，初步修正了以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谬误。希望他们能进一步关心弱势群体，消除两极分化，打击权力资本和买办势力。

1 杨帆/著 《人民币汇率研究――兼论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涉外经济》第365页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2 油价牵动世界经济 中国要建战略石油储备 《环球时报》 2002年09月30日第十八版

3 中华工商时报 2003年07月28日

4 位于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呈东南―西北走向的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其全长约１１００公里，是中东和非洲油轮归国的必经之地。

5 位于台湾岛与巴坦群岛之间的巴士海峡，平均宽约185千米，水深一般在2000-5000米之间，最深处达5 126米。

6 巴林塘海峡位于巴坦群岛与巴布延群岛之间，宽约82千米，一般水深为700-2000米，最深为2887米。

7 VLCC是超大型油轮“Very Large Crude Carrier”的英文缩写，载重量一般为20至30万吨，相当于200万桶原油的装运量。

8 老田/著 《台海战争的两种打法》

技术总监：周文

本期主编：李寒秋

本期责任编辑：新华声（国际掺望与闲聊）、gtssp（一家之言）、蜀南布衣（经济评论、观点交锋）、林昙（社会观察）、班超（思想学术）

本期出版时间：2004年4月26日（五一长假期间休刊一周，复刊后改为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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