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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88:经历和感言 -- 南京老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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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88:经历和感言

前几天和一些河友讨论了多年前的往事。有些东西可能没有说清楚,这里先明确几个基本观点,免得各位误解。

首先,我承认学生当时是比较幼稚的,在目标、方法、组织上,在自身的定位上,不仅是不完美的,而且可以指责的地方很多。

其次,革命大潮一起,各色人等混杂其中。有市民,学生,知识界,工商界,国内的,港台的,国外的。但是农民很少。一般的过程,是519前,反官倒反腐败,519后,是LP下台,反对戒严,“民主自由”贯穿始终。当然口号五花八门,支持党的领导的横幅和要求LP下台的横幅可以挂在一起。

第三,我衷心拥护现行的胡温政府。我觉得他们,作为最高层,是把人民的幸福真正作为党的目标。清官明君也好,民主自由也好,酋长女王也好,不论制度,只要为老百姓谋福利,就是好的。

第四,共产党立国近60年,毛华邓江胡,从来都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统一,从来都没有屈服过外来压力, 从来没有拿中国的主权和外国人做过交易,这点非常值得肯定。再怎么说,文革也好,89也好,这是我们的家事,外人不容插手,脊梁骨还是硬的。

第五,秋后算帐。总体来说,没有。事后也搞人人过关,不过都是走过场。这比过去进步多了。

好了,现在回到8*8。我基本上算随大流,没有去过北京,没有参加任何会道门,只经历过南京的革命运动,其间曾流窜到杭州浙大玩了几天。一家之言,难免偏颇。我的基本态度是:你说学生如何胡闹,美国的手是多么的黑,精英是多么的别有用心,这我都承认,也可以探讨。但是,政府用坦克镇压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是对国民的犯罪。

1。当时的情势:学生被“挟裹”了吗?

在河里各位的叙述中,我似乎看到了这么一幅景象:全国的学生,都紧跟以柴玲、王丹、吾尔开西等北京高自联为首的老大。这是一个勾心斗角,色厉内荏的黑帮总部,后面有一帮精英(是严家其、金观涛这些人吗?陈mm似乎着眼点总在他们身上)唆使,前面“挟裹”了全国的学生。柴玲、王丹、吾尔开西等人一挥手,学生就进一步,向政府施压,他们把手向下一按,学生就退一退,回校休整。总之,他们如同Windows 操作系统,完全、精确地控制了前台的革命进程。而且,一旦革命成功,魏京生就会象孙中山一样回国当大总统,柴王吾等人将执掌国家大权。军阀就会混战,国家就会玩完。

我说,这完全是一幅虚构出来的景象,目的是给铁血镇压找借口,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和党的组织纪律不同,学生是个非常非常松散的整体概念,换个视角,真是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我有个亲戚,女孩,在南大上学,一次游行也没有参加过,好不容易逮个机会,买了一大堆各种布花边什么的,在家里弄针线,做衣服。她家离鼓楼不远,我有时候闹革命累了到她家蹭饭(干革命难得有免费午餐),总看她在那儿捣鼓剪刀缝纫机。有个中学的同班同学,在南航上学。他只到街上看过一次,说,没意思,后来一直在实验室跟着老师做实验。就是在游行最义愤填膺的426,519之夜和520,以及后来的64,他们都没参加。当然这些看破红尘的是极少数。大部分人,革命热情高的就常去鼓楼广场,热情低的去得就少。像出了426,519,64等犯了众怒的事件,去的人就多,如果口号不响,比如只是支持北京同学的某某游行的,属于“支持游行的游行”,去的人就少。那时候,砍树市长王武龙还远未出道,南京马路的自行车道人行道还很宽,人多的时候就占全马路或半马路,人少的时候就在人行道或最多占点自行车道。一般鼓楼到新街口人气最旺,北京东路北京西路也比较火。人多的时候,几个高校从城东赶来,中山东路就很热闹。几拨人马在新街口一碰头,通常是往南直冲夫子庙。不过好像只有在519的晚上到达过夫子庙。有时候游行的人少,走着走着人就散光了。那时候没有手机,传信全是靠自行车,或者根本就没信,走哪儿算哪儿,真是累。很佩服北京学生的脚力。就是最革命的学生,也不可能每次游行都去。不过现在高校都迁郊外了,下次游行,观众就只有路边的老牛了。

那时的学生组织如雨后春笋,四处开花,名目五花八门,而且,官办团委学生会都主动歇业,没有“组织活动”了,对普通学生就没有约束力,游行、论战的组织者当然希望你去,但是决定权在你,你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何来“挟裹”一说?会老乡的,游山玩水的,谈恋爱的,大行其道,那时候易经和梦的解析也很流行。我们班两个老兄五月底北京一游,白天去长城、颐和园,晚上到天安门广场体验革命热潮顺便混吃喝,来去自由,据他们说天安门广场很多都是这样的外地学生,柴王吾等能挟裹他们吗?柴玲等,只是各路诸侯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一支,要拿讨董卓比喻,算袁绍吧,盟主。这只是“影响力”,至少对南京的革命运动,还远远谈不上控制,最多算“指导”作用,就象孙坚跟着袁绍出马,袁绍也管不了孙坚。就南京而言,也没有个具体的“孙坚”,也是一堆山大王。布告栏经常贴今天下午或什么时候游行,或静坐,路线地点,总之名头是支持北京的盟主,具体还有些对话啊什么的要求。不过只有中央大员接见过北京的造反小将,江苏的头们也懒得理会我们。发帖的马甲经常换,今天是“某某联合会”,明天说不定就是“各界联合总会”,也不知道是哪些人。中午,“咦,这么多人,今天准备到哪儿游行啊?”“不知道,跟着走呗,你去吗?”“不去,我的谁谁谁来了。”或者,“下午没事,去吧,不过五点要回来和某班踢球。”

革命发展到6月初,已经很疲软了,老师,还有很多人,包括父母亲戚长辈,劝同学们回校上课,或回家,总之脱离运动。当时回家的也很多,反正火车不要票。当时已经确定毕业班的人正常毕业,很多人开始写论文准备答辩了,图书馆座位开始紧张。其他年级是移到下学期考试,那么暑假呢?学校开补习班吗?开班的话你还回家吗?学生毕竟还是以学业为重的。那时已经没有什么刺激性的口号,民主自由喊烂了,LP恬个脸不下台,大家都疲了,也没辙,游行一圈,累得像个狗一样吐着舌头直喘气。

当时,好像六月份要开人大。赵倒台了,最革命的同学,也不过是要求撤销426社论罢了。政府当然不会后退太多,或者不明确否认426社论,只是说,啊,你们还是爱国的,我们会做出改进的,明天一定反腐败,革命也算有个说法了。紧接着放假,这次运动就算完了。魏京生会当总统?至少99.9%的人不会这么想,我现在甚至想不起来当时是不是提到过这个人。王丹柴玲执掌大权?人大国务院?换了你信吗?革命成功后,他们能到蒯大富的腰,就不错了。我估计他们试图“挟裹”学生,可能和害怕秋后算账有关。

所以,我始终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出动坦克和军人“镇压暴乱”,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军事行动。在坦克进城以前,局势很平静。根本就没有“暴乱”。

2.幕后黑手

80年代是由专制走向开明的时代。当时改革开放已有将近10年,从农村走到城市。社会各界,工人,职员,政府,知识分子,各有各的诉求。其实每个阶层还是可以细分的,比如说职员,不同的职员,其诉求是不同的。简单的认为学生如何,工人如何,知识分子如何,也是不全面的。事实上,社会各阶层,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进以影响决策,这是非常正常的社会常态。因为,所有的人都是非常在意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所以,运动一起,各人借机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你不能说,学生是单纯的,其他人只能发出和学生一样的声音,否则就是幕后黑手。因为其他阶层的人,也没有反映自身正常呼声的渠道。

一般来说,学生的口号越“政治正确”,得到的支持就多,越尖锐,得到的支持就少。如果是“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获得几乎所有城市居民的支持,因为这是社会各界的共识。官倒腐败,是要有土壤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腐败的土壤是不民主自由,他们喊出民主自由的口号,这时就只有知识分子才会呼应。因为别人也有认为和自己关系不大的,也有避免引火烧身的。“民主自由”,在字面上,也是个积极的词汇,也很多。政府总不能明着反对吧。当然也有更激进的“LP下台”、“GCD下台”、要求实行多党制的口号。这是要改变国家体制的要求了。

学生通常有个“独裁导致专制,专制导致腐败”的公式,但这仅限于一小部分课堂和宿舍。在一些组织比较周到的游行中,为了避免打击面过大,避免使政府难堪,吸引大家参加,或者组织者给自己避祸,有时候也会举“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道路”的横幅。不过呢,因为是自由参加的,就在这些大旗的附近,也会时常冒出来“争取民主”,“争取自由”,“打倒独裁”的口号,似乎和组织者的初衷相反。不过这些都是四十多年前共产党反对老蒋的口号,从理论上来说也不能算错。政府也不能说自己要独裁啊。老江当年在中央大学,算进步学生吧,是不是也呼喊过同样的口号呢?不过呢,人一上万,就稀奇古怪了,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深究的。

要求改变国家体制,应该是一部分人的呼声。对吗?错吗?我不知道。事实上我后来也体会到,把美国那套照搬到中国是行不通的。但是当时无论提出的观点对不对,他们也有权利这样说吧。你如果在加拿大或澳大利亚,鼓噪实行共和,取消女王做国家元首,你会被判罪吗?这还得请当地的说说。即使我有罪,我是个杀人抢劫犯,如果我并没有正在犯罪的行为,我就一定要被当街射杀吗?我难道就没有被法庭审判的权利吗?天安门广场,大家都坐在那儿,没有谁的生命受到威胁,没有谁的财产受到抢劫,政府有什么理由要出动坦克军队呢?这岂不是说,刘和珍等冲击段执政的大门,是“正在实施”的犯罪,段执政是正当防卫,刘和珍等是咎由自取吗?甚至是这么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当时的政府都没有。

就算一部分人的想法是歪理,想搞乱社会,趁乱夺权,来唆使学生闹事,这些人的阴谋也不会得逞的。因为谁都不是傻子。一种想法要成为现实,必然要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反官倒反腐败”是全民共识,一呼百应。其他的要求呢?难度系数越大,敢于try的就越少,成功率就越低。激进的口号有,但是不多。你幕后黑手,也要通过全民的共识起作用。既然是全民共识,也就谈不上幕后黑手了。比如美国想肢解中国,应该是真正的巨大的幕后黑手了,可是,有用吗?事实上,就我周围的同学而言,第一次觉得西方社会居心叵测,恰恰是89年底达赖获得诺贝尔奖。

所以我从来不认为,“幕后黑手”能从根本上推动一件事。特别的,社会各界连续几天百万人上街游行,这种支持,不是“煽动”能解释得了的。打头阵的学生,已经是够松散的了,“社会各界”就更散了,总不至于“社会各界”后面还有一个“幕后黑手”吧。那谁还有这么大的力量来推动这一切呢?即使是胡、赵也没这个本事。

所谓幕后黑手,不过是各色人等,有各色人等的利益诉求,发出的声音有很多和学生不一样罢了。其实,学生除了“反官倒反腐败”回响大,其他的口号,在老百姓看来,还是属于比较虚的。只不过86年底闹过一次,同样的口号,无疾而终,大家有点审美疲劳了。另外一类“黑手”,是指比公开喊出来的,更加激进的想法。我猜是指严家其这些了(这得怪各位河友,总用JY,其实精英如果在数量上有个万八千,也分各色人等,令人颇费思量到底指谁)。他处于他的政治经济地位,对国家体制有他的想法,这也不奇怪。所谓“某某在什么研讨会上,公然叫嚣说,如何如何”,学者本来就是吃这碗饭的,你不同意你和他辩论好了,真理越辩越明。政府当然是爱护学生的了,生怕学生学坏,赶紧把那些人从学生身边区分出来,谓之“斩断黑手”。

说两句“国际幕后黑手”。A国家发生一些事情,其他国家,比如B,有自己的看法,这是正常的。如果B在A国家有利益相关,那么B试图影响A的政策,以期对自己有利,这也是正常的。每个政府为他那一亩三分地上的人谋福利,有时也充当“幕后黑手”,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比如,缅甸,军政府和反对派斗,好像中国是支持军政府的。那在反对派眼里,中国就是幕后黑手。当年柬埔寨几派斗,中国支持西哈努克,在其他派那儿,中国也是幕后黑手。但凡世界上的热点地区,从中东到南美,从塞浦路斯到非洲,到处都有“幕后黑手”。

  这里关于各位领袖精英的相貌人品,心态鬼胎,我不是十分了解,也并不关心。陈MM 等人的大作里有很多入骨描述,请移步观看。

3.真相与谎言

“不要相信谎言”,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可是,当一件事情发生后,怎么才能知道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谎言呢?这只能像汶川地震发生后,开放的媒体,自由的报道,才能反映真相。

但是事情之后,始终只有一家之言。姑且不论这个“一家”我能不能相信他的人品,这种“我老大,我说了就算”的做派,就不能取信于公众。我出国后几个星期里,曾经关心过这个问题,翻过资料,大概得到的信息是,死亡人数,政府方面曾经承认过300多人的人数,是由解放军少将张工在事件后几天的一次电视谈话中说的,我亲耳听到,而且仅此一次,之后永远地回避了这个问题。从其它方面得到的印象是,似乎是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什么人,主要的冲突是在木樨地六部口等西面。其它的估计从300人向上到几千人的,有文章说杨承认死了600多人的,我也不知道该去相信谁。

这里我不会指责什么人去散布或相信谣言。只有真相能制止谣言,在真相披露之前,谣言永远都有市场,况且你也没办法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谣言。有的人只相信政府的话,其他一概不信,那请便,我只能说我不是,各人习惯不同。一般认为,政府事后应该有过调查,有个相对准确的数字。这个数字是多少?是张工的数字码?那只有上帝知道了。相对于指责某些人制造谣言,很多人相信谣言,不如推动政府出台调查报告。比如,哪个医院收治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哪些路段当场死了多少人,等等。19年,时间是够长的,但是还没有长到让记忆烂掉。很多当时在附近的人,今天还是可以作佐证的。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调查,不仅包括数字,还包括群众和士兵是怎么死的。这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即使是确实死亡人数是300多人,现在的这种做法也不可能取信于民,反而是刻意的隐瞒真相。希望不要像南京大屠杀那样,等到当事者都七老八十垂垂老矣,再去发掘真相。当然,隐瞒真相,对某些人是有好处的,“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大家主要是向前看”,稀里糊涂过去就算了,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4.稳定,人民的错误,后遗症

我从来没有“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想法。社会从来都是由各种人组成的,百业百工,各种人有各种想法,是非常正常的。有矛盾,解决,社会本身就在矛盾的不断解决中前进。矛盾激烈了,是激烈的方法解决,矛盾和缓呢,就平和解决,该打碎的就要及时打碎。就象人,你不能指望没有细菌,你只能指望自己的免疫力足够强,免疫力超过了感染力,人才是健康的。放在无菌室里的人,不会感染,但是绝对谈不上健康。所以不要指望社会没有矛盾,而是要及时解决矛盾。有矛盾,并不危害稳定,而且解决得好,得到的是长久的稳定。硬压是压不住的,总有一天给你来个总爆发。非闲人曾经引用毛的一篇文章,里面说得好,闹事是好事情,说明矛盾暴露出来了,无理取闹是闹不长的(大意)。要是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清末民国,列强环伺,国家危亡,更需要稳定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54,129,都是扰乱治安,动摇国本的事,都是犯上作乱,都该镇压。

我想,当时的主要决策人是老邓,这没有什么异议吧。老邓下了决心,找老杨,小李,陈云几个定了案,这个猜测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我们暂时这么定,总之要有个拍板的。当时赵故意在戈尔巴乔夫面前向全国人民透露,咱哥儿几个其实是老邓的马仔。加东的文章很有新意。“人民也会犯错”,这无疑是对的。人都会犯错,即使牛人如毛泽东,斯大林,也会犯错。镇暴也是对的,“因为19年来的实践证明,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否则,我们就会国家分裂,军阀混战,。。。”。但是人,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是没有前后眼的。我们现在在这儿,我要做决定,我当下如何决定?我怎么知道10年20年后,我今天的决定是对是错?所以“人民会犯错”,这在理论上,是对的。在实践上,也只有事后多少年,才知道今天的决定是对是错。那么你如何决定当下呢?或者我们为了防止人民犯错,设计一个“国师”的职位。由他来作出决定,他能先验地预测未来对今天的看法,我们大家跟着他就行了。当年老邓是军委主席,按事后检验的原理,我建议把军委主席改称“国师”,今天就要能预测,重大决策出台19年,10年后,或者5年后,这个政策是好还是不好。问题是老邓也不是神仙,寿限一到,也得去见马克思。这么重要的一个职位,事关中国的国运,还得要有前后眼,凡人恐怕担当不了,只有神仙才能胜任。

 

社会和人一样,总不会永远顺风顺水。现在社会经济发展比较快,胡温也体察民情,矛盾就小一些。但是未来或许什么时候,矛盾就大一些,有的时候还会很尖锐。怎么办呢?这个事情给中国解决矛盾开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最终用坦克说话。效果好吗?或许吧,代价是长久的内伤。关于体制,胡不归,swordi,都有真知灼见,我就不在献丑了。如果这种方法被继承下去,今后某一天,当矛盾很激化的时候,从法理上说,还会出现坦克上街的情况。下回可能就不是学生了,可能是农民(象今天闹哄哄的韩国),或者打工的。因为你要知道,社会矛盾永远是存在的。这根本就不是解决矛盾的方式。

本人眼界狭小,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归根结底,第一,我不认为当时的情势逼得政府非得动用坦克不可了。第二,无论死了多少人,这种决定是对国家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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