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孙伏伽：有史可考的第一个状元 -- 唐一介

孙伏伽的籍贯在今山东武城的西北，史籍上没有记载他具体的出生年月，他早期的事迹也十分简略，只知道他在隋炀帝杨广在位的大业期间考中了进士，后来前往最高法院供职，担任不在国家的官员品级之内的底层管理员（大理寺史）。孙伏伽仕途的起点低，升迁的速度也很慢，到隋末的时候，仍然还是万年县法院院长这样的小官。

当然，封建时代的官吏系统总是呈现金字塔状，相当多的底层官吏终其一生，都未能向上登上一步台阶。这对那些本身就才干有限的人来说不算什么，对那些既有能力，又敢于作为的人才来讲，迟迟困于底层，不能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却实在是憾事乃至悲剧了。

孙伏伽自然是这样的人才，但他为人十分正直，眼中容不下沙子，不屑通过各种歪门邪道，来为自己仕途的发展铺开门路，甚至还有可能因此而错失本应得到的提升机会。对于他来讲，只有遇到了那种善于发掘，并有权任用自己的伯乐，才有可能取得一展所长的机会。如果不能遇见这样的伯乐，孙伏伽大概终其一生也难在官场上混到一个体面的位置，比如说朝廷大员或地方高官。对此孙伏伽自己想必也是有所了解的，他在牛刀杀鸡般的处理自己职责内的那些事务之余，一定也是常常期盼着有一个伯乐能来到身边，发现自己这匹千里马的吧。

这个伯乐终于还是来了，虽然来的不算早，但也不能算晚，因为当他到来的时候，孙伏伽还有足足四十年的大好人生。不过这一伯乐可并非专是为孙伏伽一人而到来，他所想要发现乃至取得的，是整个天下。

这个人就是建立唐朝的唐高祖李渊。公元617年，李渊在太原起事，同年十一月占领长安，并在第二年的五月登基称帝，国号为唐，正式建立起了唐朝。当时的长安由长安万年二县分领，时任万年县法院院长的孙伏伽，也便由隋官变成了唐臣。

在唐朝刚成立的时候，天下仍处于四分五裂，遍地战火的局面，李渊想要一统全国，军事上的事情固然是重中之重，政治上的作为也绝不能忽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靠的是什么？是人才！虽说人才难得这话对哪个时代来讲都是如此，但在当时的局势下却尤其显得宝贵。

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小的县法院院长孙伏伽，便有了在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的六月，直接给国家的最高领袖唐高祖李渊上疏的机会。孙伏伽的上疏主要讲了三件事，一是劝李渊受疏纳谏，官贤授能，赏罚得宜；二是说皇帝的带头作用和影响十分重要；三是劝李渊给自己的儿子们选择手下官员要注意甄别选择。

孙伏伽所说的这三件事固然是道理，也十分重要，却并没有太大的新意，类似这种意见的奏疏，在之前之后都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的。但李渊在看到了孙伏伽的上疏之后，却十分高兴，专门下诏褒奖，不但赏赐帛三百匹，还连超好几级的将他提升为中央纪委的委员（治书侍御史）。

李渊看中的不是孙伏伽上疏的内容，而是他上疏劝谏这一举动本身。李渊这个人虽然有喜欢别人拍自己马屁的毛病，却也知道靠马屁是不能统一全国治理天下的，所以他面对自己起事已过了一年的时间，却一直没有人直言上疏进谏的局面也十分头疼。

其实这样的现象很正常，既然是谏，那其言辞中自然要难以避免的涉及对受谏对象的批评，可是对普通人来说都是忠言逆耳，何况是龙麟难逆的天子呢？更何况李渊虽然在政治上颇有作为，却也有着相当严重的任人唯亲，赏罚不当的毛病。这样的一个李渊，在看到进谏的疏奏后的反应，固然有可能是龙颜大悦，加以褒奖赏赐，但也有可能是面色一沉，大家贬斥乃至杀头。在这种恩威难测的情况下，那些被宠任的官员，自然是没必要自讨没趣，那些不在宠任之内的官员，当然也缺乏足够的理由来进行这样的直言进谏了。所以虽然李渊求忠直进谏之心甚切，大臣们却纷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在这件事上装聋作哑。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张旗鼓无所回避的直言进谏的孙伏伽的出现，自然是让李渊喜出望外，高兴万分。不过高兴归高兴，他对孙伏伽超出常规的奖赏，却不是一时兴起之下的赏罚不当，而是另有深意，这一点在他下诏褒奖孙伏伽的诏书中很明显的体现了出来，那就是他极力想要竖立起孙伏伽这个榜样，来让其他的大臣们仿效，向他学习，直白一点就等于是在对大家说：你们看到没有，象孙伏伽这样干有加官受赏这样大大的好处的，你们还等什么，快来啊。

李渊的这一举动，是古老的千金买千里马马骨，则千里马自然会纷纷前来这一古老故事的再现。

当然，孙伏伽并不用为得到这样的超常奖赏而惭愧，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是勇士，第一个直言上疏说开国帝王过错的人自然更是大勇士。因为知道些什么固然可贵，但敢于把自己知道的正确的东西说出来，在许多情况下却需要更大的勇气，所以往往也就是更可贵的。

从县法院院长这样的小官一跃升为中央纪委委员，这实在是火箭般的升迁速度，对多年困于官场底层的孙伏伽来讲，无疑更是平生第一大值得高兴的事情。但孙伏伽在提前知道了这之一消息后，却表现得没这回事儿似的，他先是颜色举止如常的回家，然后就躺到床上歇息，直到拿着任命书的官员上门，家里的子弟们十分吃惊的前来通报，他这才不慌不忙地起床穿衣出去接受任命。这一举动是有大胸怀、大度量的人才能做到的，当时的人们因此把他比作三国时期的吴国的丞相，著名政治家顾雍。

第二年，也就是武德二年的二月初四，李渊在考核群臣高下的时候，以另外一个以直言进谏著称的大臣李纲，与孙伏伽并列第一，并在向朝臣发表的讲话中，极力称赞二人忠款诚直的优点，进一步的把买千金买马骨的故事展开。

秦王李世民在败降王世充、窦建德之后，李唐王朝的统一趋势已经很明显了，李渊为此下达了大赦天下的诏令，但随后不久他却准备食言，打算继续处置王、窦二人的支党。孙伏伽自然是看不下去，对此再次上书，又取得了李渊的欣然同意，而他请设谏官的上表，也被采纳。

武德五年三月，李渊颁下了《京官及总管刺史举人诏》，正式开始了制举考试的历史，并于同年十二月，由考功员外郎申世宁主持考试。孙伏伽大概是已经习惯了什么事情都冲在前面，早在隋朝的时候就取得了进士身份，现在已是国家重要官员的他，也对这次的制举考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也有可能是孙伏伽认为这样的制举制度值得提倡重视，所以不顾万一落第会丢面子的危险，想要以身作则来为天下的读书人做个表率。不管孙伏伽的想法是怎样，由于此时科举制度的各项规章制度还并未完善，他最后终于还是与那些白衣学子一起进了考场，同场竞技。

孙伏伽的学问本身就好，不然也不会在隋朝考取进士了，再加上又经过多年的实践锻炼，那些白衣学子哪里是他的对手，所以当制举的结果公布出来的时候，他的名字便不出意料的，被排在了录取的十四名进士（一说四人）中的首位，成为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个状元。

虽然在唐初的时候，对进士之科的重视程度并不是很高，孙伏伽的状元及第，不大可能像后世那样取得巨大的轰动，而他此时也已名声在外，重职在身，不过这对他讲仍可以说是锦上添花。而这样的一个孙伏伽，也基本上算是对得起第一个状元的名号。当然，那位排名第二的进士，是否会因此而在心里暗暗的抱怨孙伏伽为长不尊，以大欺小的占去了本属于自己的分光，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发动了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杀死兄长太子李建成，同年八月初九，李世民接受李渊的禅让登基称帝，大唐王朝便进入了著名的唐太宗时代。

李世民对人才的重视，在历代的帝王中可谓是翘楚，虽然他在登基前已在身边招揽了一大批著名的人才，但却并未就此满足，而是继续将各种原本不属于自己势力的人才收归己用，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原为李建成重要谋臣的魏征，而孙伏伽这样的人才，当然也逃不脱他的法眼。

在李世民登基后，已经在武德元年吃了第一只螃蟹的孙伏伽，再次冲到了所有人的前面，成为了李世民登基后第一个直言进谏的人，李世民则赏赐了他价值百万之钱的兰陵公主园作为回报。这一赏赐的额度，相对于孙伏伽进谏的内容而言，自然是显得过厚了，在当时就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对此李世民在他的回答中，表露了自己与李渊同样的考虑，那就是他准备借机再次上演千金买马骨的故事。

所谓赏功以爵，李世民在赏赐钱财之外，还授予了孙伏伽乐安县男的爵位。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对孙伏伽的才干专长有所了解了的李世民，又进一步的授官以贤能，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的时候，提拔孙伏伽为国家最高法院的副院长（大理少卿）。

要做一个好皇帝，必须要做到恩威并举，两手都硬。这恩威并举体现在官员的赏罚上就是有功必赏，有过必罚，李世民在这一点上是做得相当到位的。所以孙伏伽不但在贞观元年的时候，因为功绩而被加官进爵，也在贞观五年的时候，因为犯了奏囚误失的错误而被免了官。孙伏伽这一错误的具体内容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从之后他很快便被再度任命为司法部司长（刑部郎中）来看，这一错误应该不是很严重，而且应是无心之失而不是别有用心的有意为之。

此时魏征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高大的谏诤大树已经垂天而立，在他的耀眼光芒下，孙伏伽也不可避免的要失去过去的风光，再加上司法部司长也是事务繁重的重职，不允许他在精力上过多分心，所以至此之后，史籍上再无他正式进谏的记载。

已渐渐成了老臣的孙伏伽，从此就在自己的专长上默默地做着工作，成为政权这一国家机器中并非可有可无的一个零件。不过李世民并没有忘记这位曾两次主动冲上前来充当马骨的老臣，不但在贞观十四年的时候称赞了他的识见，还在贞观二十年的时候派他与另外二十一人担任钦差大臣巡查四方。至于在仕途上，孙伏伽则是稳步上升，先是再度升迁为最高法院副院长（大理少卿），之后又升为财政部加民政部的副部长（民部即户部侍郎），最后在贞观十四年的时候升任为最高法院的院长（大理卿），正式列入了中央高级官员的行列。

孙伏伽在最高法院院长的职位上至少干到了贞观二十年，在贞观二十二年之前被外任为陕州市市长兼市分区司令员（刺史）。贞观二十二年的时候，李世民准备再次征伐高丽，为此进行了若干准备，其中就包括派遣此时担任陕州市市长兼市分区司令员（刺史）的孙伏伽召募勇敢之士，如果不是因为李世民在第二年去世导致这次征伐高丽的计划中断，孙伏伽说不定还会率领着他所召募的勇敢之士参战，在战场上一展雄风呢。

贞观二十二年以后，孙伏伽仅在史料上留下了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以年老退休（致仕），和于显庆三年（公元658）去世两条史料。唐代规定的致仕年龄为七十岁，从此大致可以推断出，孙伏伽的出生时间应在公元585年左右，这与他在大业年间中进士，并担任多年小官的记载也比较吻合。而孙伏伽去世时已是七十四岁，这在当时可以算是比较长寿了。

孙伏伽虽然以直言进谏知名，又是以刑罚法律方面的知识为专长，但却是个度量胸怀十分宽广的人，这除了从他得知自己要被升任中央纪委委员的消息后的反应可以看出来外，也在下面这件事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一般来说，早年出身平凡卑微的人，在发达了之后，是耻于言早年的经历的。与孙伏伽同为初唐知名谏臣的张玄素，早年也曾担任过隋朝不入流的小官，他对此深以为耻，有一次李世民在这个问题上对他打破沙锅问到底，结果搞得他面如死灰，几乎都不能抬脚走路了。而孙伏伽对此却不以为意，经常在大庭广众之间自暴当年的经历，而且毫无隐饰，可谓是本色不改，度量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