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青铜时代的终结战争 第一章 -- 潇水

大河奔流 导读 复 18 阅 68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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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5-16 1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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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第一章 胡服骑射 (475B.C.―425B.C.)第七节 11

赵武灵王常有心血来潮的标新立异之举,公元前297年,在他对中山发起总攻之前,他把位子传给自己的小儿子,然后自称“主父”,这在诸侯世界中似乎没有先例。接下来的时间,他开始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

赵主父打算做一次冒险旅行:顺着新占领的三胡之地北上,从山西进入“内蒙古”地区,再向西迂回,进入陕西省北部,依靠骑兵轻捷而长于运动的特点,从陕北虚弱地区南下,直扣秦人的关中平原。这段一千公里的路程,骑兵大约30天可以完成。这么重大的军事冒险,当然得先去勘察地形,赵主父打算自己去。当时只要两国结好,国君互访是正常的(虽然没有春秋时代频繁了,但也不少――比如后来秦昭王与赵惠文王的渑池会)。但是赵武灵王大概觉得正式出访,不能走内蒙古、陕北路线,而且官方活动范围狭小,享宴酬酢频繁,不如乔装改扮去逛,更便于搜集第一手材料。

于是赵武灵王化名赵招,乔装以使臣身份入秦,身边只带几名保镖,按心血来潮的方向迂回入秦。沿途他观察了解秦国风土民情,对山川形势,尤其留心。陕西中部北部,是平坦的黄土高原与低缓丘陵,人迹较少,形势便利,急行军可以穿插南下。但是到了逼近关中平原的时候,却陡然耸起连绵高山。秦人在这里依险峻而设要塞,国防坚固,未必比东部的函谷关易于打通。

赵武灵王再向南进入关中平原后,看见渭水两岸土地肥沃,林川优美,气候合宜。进了咸阳以后,只见咸阳道宽阔笔直,两侧高墙大瓦,飞檐斗拱。赵主父转了一圈,对商鞅变法以来秦国政治、生活的变化,颇有耳目一新之感。根据同时期的大学问家“荀子”先生入秦时的记载:秦国国内风俗淳厚,人们穿戴很平朴,对官吏很恭顺,保留了古人遗风,没有放纵妖冶的娱乐项目和音乐。这都是法令严格的效果。在秦国,讲究轻罪重罚,比如说盗窃桑叶,总赃物价值不到一个钱,就判劳改三个月。老百姓能不恭顺吗?法令也不光约束老百姓,对官吏的考核更是一丝不苟。于是政府各级普通官吏办事都很认真,“恭俭、敦敬、忠信”――意思是没有把自己当成大官老爷的样子,而是恭敬、俭敬,真正的公众之仆人。而且他们不“??”――??就是树杈长歪,意思是公款吃喝、受贿卖公、巧立名目什么的。官吏们没有这种现象。

至于职位较高的官僚士大夫,如果到朝廷上一看,他们听事决议,效率非凡,“百事不留”:没有拖拖拉拉、议而不绝、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百事不留”,就是解决问题效率高,工作产量大。“恬然如无洽者”,意思是百官、各部门之间沟通渠道通洽,拖、硬、卡现象没有;互相推托、积压、不闻不问不处理的现象,也没有。而且官员们闲适安然,并不显得辛苦。总之你感觉那不像中国,而像外国,不是什么衙门,大老爷办公的衙门,而仿佛进了外企什么的。秦国政府的运作效率堪称后代楷模――我们后面可以举出相关的例子――在当时技术很不发达条件下,秦国政府把诺大的疆土管控得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每个齿轮、每个零件的功能都全效发挥,毫厘不爽,甚至让今日之人汗颜。赵主父深深感叹道:“秦国自孝公四代国君以来,攻无不胜,占无不克,真不是侥幸的啊。”

荀子的书上还用是“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来形容秦国的官僚。就是说,大官们早晨出了家,就进了公门办公;中午吃盒饭;晚上下班就出离公门,直接回家睡觉――没有互相吃请,走串豪门,一层给更高一层送礼送贿的(当然,钱还不是从别的渠道贪来的,但是往上一层层送了,将来互相罩着,就不会出事了,这就叫做钻营结党,以谋私利。但是秦国官僚没有这些贪污敛财和结成帮派的事例,他们“不比周,不朋党”,意思是不会搞帮派,不会互相牵连成串。他们下了班就各回各家,跟外企下班以后一样,纯粹是工作关系,明天再去上班,公事公办。也没有开着公家小车,大晚上进出高级夜总会的。“早上围着车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的情况也看不到。这就是法家“法令严苛”的成效啊。法家建立职业官僚制以取缔分封制而,接着用繁细的法令与考核使官僚们尽职尽责、心无旁骛。比如法令规定,官吏调任到新的机构以后,不许携带原有属僚赴任,就是避免他们结成帮派。官僚们一旦凑成小团体,你保着我,我罩着你,一起蒙蔽君上,架空王权,那就完蛋了,就得由着他们一群人在下边任意胡为、弄私作奸、腐败收贿。事实上,秦国官僚每个人单独对公负责,显得“明通而公也”。

(潇水曰: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结党营私,朋比周奸,我手边刚刚看到一条消息:“1996年至2002年,王纯在担任白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期间,全市的科以上干部除了他儿子和儿媳外,均向其行贿过,且数额巨大。”这就叫朋比周奸,结党营私。“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疯狂敛财,全市近300名处级干部,只有4名没有涉案。”这些人向上可以架空省长,向下可以鱼肉百姓。消息同文指出“辽宁省委书发出一封信,切实解决领导干部借节日之机收送钱物和借机敛财等问题。凡收受200元以上的,一经查实就地撤职,决不姑息。”你想,这些领导干部收了下边送的钱,他还好意思严格考核管理下属吗,当然不能,那下属们嘻嘻哈哈鬼魂,整个政府的效率还能高的了吗?当然不能。所以,杜绝官僚结成小团体营私,是保证政府对外高效廉洁的前提。如果真能收受200元以上,就撤职,倒是达到秦人的水平了。秦人“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几句话非常简单,却说明了秦国官僚下了班,没有游走领导家门,送礼行贿的现象,也就不会结成小团体,保证了政府的廉洁和高效,这个境界不论是当时的山东诸侯还是后来者,都难以企及,十分汗颜。

秦国能实现这一点,靠的是法家通过详细的法令和严苛的执行,保证着政府高效率和高素质,秦国的法令制度是当时最先进、最完备的,有田律、仓律、厩苑律、金布律、关市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置吏律、效律、军爵律、行书律、内史杂、尉律等等。譬如这个尉律就是约束官员的。这是真正的“狠抓制度、狠抓落实”啊。秦国对法令、政令、制度执行的非常认真,以至于被后人形容为“秦法苛”,但我觉得正是它苛,才是它的优点,是秦国强大的根本原因。按照秦律规定,官府的资金,官吏不能私自借用。秦国官吏,譬如督造一杆称,如果称的准确度,每一斤差了七分之一两(及总体误差千分之八),就罚这官吏缴纳一件盾,如果是称量黄金的称,误差千分之一就罚一件盾。对于其它各类衡器,都有不同误差率标准。如果修城墙,不满一年而墙坏倒。主持工程的司空和坏倒墙段的官吏,要负刑事责任,绝不允许豆腐渣工程过关。对于地方上来讲,规定牛马的死亡率不能超过三分之一,十头母牛如果六头无子,十头母羊如果四头无羔,那负责的官吏都要受到处罚,罚款是一个盾。谷仓里面有老鼠,对谷仓的官吏的考核标准是仓内谷物饲料的自然损耗率不能超过十分之一,否则不但追究他的责任,连上级县官都要负责赔偿。对于称粮草的衡器,误差不能超过二百四十分之一,粮草帐目误差不能超过区区二十二钱。这都是对地方官吏的法令。甚至地方上的粮仓的仓库门缝,有不得“容指”的规定,窗户缝不能大到“禾稼能出”,如果超过这个规定,连县令在内都要追究经济赔偿责任和行政处罚责任。如果粮食保管不善而腐烂,根据腐烂粮食是百石以下,百石以上、千石以上,各级主官官吏要受罚乃至补偿腐粮(具体额度篇幅关系,暂不列出)。

这些例子,都是对官吏们动真格的,不是出了错,批评批评,下不为例就完了。现在我国的人都知道公款吃喝是个社会问题,却遏制不下来。定了吃喝的标准不就行了吗,但似乎连这样的标准都还没有。但是秦人对各级官吏的伙食都做了具体规定。。参见秦律通论。。。。秦国人对领导干部的乘车标准,也有细致规定。。。。。

为了避免公物私用,秦国的公物都刻有标记。。。。。秦人信奉法家,把犯规者脸上刺了字,砍了脚,似乎是很可怜,但如果改行靠思想教育、行政处理来洒点水湿湿地皮,那是儒家的仁义,则其更加猖獗无畏,前仆后继地贪污敛财了。

儒家的仁义和仁政,其实是无能地表现,是对国家的大祸害、大不仁。仁政与苛法,宁可取后者。这就像慈母造就浪荡子,严父塑教英豪才。我们现在不是法令太苛了,而是太仁了,执行的就更仁了。

赵主父住进宾馆,在等候安排会见秦昭王的短暂时间内,他微服筒从,在咸阳城中走街串巷。只见秦国老百姓神色淳朴,着装稳重,走在路上熙熙攘攘,甚是规矩。有乘车的,有坐轿的,人人脸上喜气洋洋,甚至连抬轿子的也颇显轻松,喜气地笑。大家都很高兴,人生都已被政府安排得井井有条。军人受到了普遍的尊重,而做买卖的则抬不起头来。政府职能高效运转,从咸阳城优异的卫生条件也可以看得出。(假如一个城市的政府渎职,你只要一看它乱七八糟的市面就知道了。收了百姓的税,却“不作为”,不为百姓干活。)

赵主父来到农贸市场(市),从大门进去,看见商店也都按什伍编制,每五家商店设一个“列伍长”,协助市吏对商业活动进行检查。市场管理非常严格,首先要求明码标价,律文规定:“有所买卖,应分别系上木签,标明价格,小件物品每件值不到一钱的,不必系签。”

秦律规定:“百姓在交易时,使用钱币要不管质量的好坏,一起通用,不准选择。又规定:“为官府出售产品,收钱时必须立即把钱投进盛器中,使买者看见投入,违反的罚交一套皮甲。”秦国的法令确实严谨啊,难怪是法家的国度。

赵主父到处观察,深有感触,很多心得,都认真详细做了笔记,交给身边的秘书处理。最后,他不得不承认,秦国先有秦孝公、商鞅内立法度,教民耕战,外修守具,后有张仪因利乘便,连横于中原,为深化改革创造良好平定的外部环境。继孝公以后,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三代固守,割据要害,鞭策巴楚,并取汉中,收地千里,有发愤东向之势,成为列国最凶恶的对手。列国虽有公孙衍、孟尝君合纵缔交,相与为一,终于奈何不了秦人,这不是偶然的和不可理解的。赵主父懂的了什么叫做“战胜于朝廷”,深刻意识到所谓富国强兵之道,首先在于政府自身效能的提高和官僚机制改革上。列国之间,差距明显啊。我们赵国,还是很多王亲贵胄,世代门阀家族,在那里气指颐使,兴之所至,随情恣意地、人治地管着我们的国家。

赵主父想的是事实。在山东六国,分封制得余绪根深难撼。那些子乘父业,无功受禄的高干子弟,都进了政府,甚至当了封君,全凭着有个好爸爸。而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这些人被断了活路。没有军功,剥夺世袭权,该扫大街扫大街,自谋出路,愿意当官得先去立功,为聘用职业官僚扫清了道路。

几天之后,秦昭王接见并宴请赵国来使。秦昭王正处于青壮之年,气宇轩昂。他看赵国使者也是中年,身材魁梧,神采奕奕。席间,“赵使”一方面代表新立的赵惠文王向秦昭王致意,同时也转达了“主父”――赵武灵王的问候。这自然引起秦昭王极大兴趣,问他:“为什么赵主父尚健在而将王位禅让给太子。”

“赵使”回答解释中,大大宣扬“主父”超凡出俗的考虑,对下一任国家领导人传、帮、带的深谋远虑。“赵使”并为从前公孙衍联合五国第一次合纵攻秦事辩解,说明主其事的并非赵国,赵国主力也没有参加,希望与秦国保持和加强双边合作,维护秦昭王继位以来的两国邦交良好氛围。“赵使”还巧妙地从秦昭王口中了解到,秦国近期内的主攻方向是魏韩。 “赵使”提着的心放立刻下了,主攻方向不是我们赵国就好了,回去以后,我们可以放心继续北驱三胡、东攻中山了。

秦昭王之所以愿意与赵国继续建设和保持良好邦交,也是因为孟尝君已经笼络了韩魏,秦必须笼络上赵国,才免得自己身单力孤。一旦秦人与齐、韩、魏三国联盟对抗的时候,赵武灵王不会从北方抚秦国项背,乘机殴打秦国,所以这里要秦、赵结好。至于孟尝君怎么笼络到了韩魏,那也不是他如何多么了不起,而是因为在秦昭王即位之初,频频对韩魏用兵,这俩被打急眼了,所以投靠东边的孟尝君去,建立齐、韩、魏阵线,刚刚帮着齐国去打了楚国。

宴罢,秦昭王回去休息。他躺在床上,越睡却睡不好,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对不起,那时候还没有)回想起白天的“赵使”形象来,以及他的音容笑貌。“赵使”身上散发出来的强烈的非同常人的电磁波,深深刺激着年轻的秦昭王――这个人好像比我还想王。

“我感觉他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秦昭王自己对自己说。他翻来覆去想着白天的对话,直到糊里糊涂睡去。几天之后,秦昭王越想越不放心,传令再此召见“赵使”面谈。

哪里去找啊,赵使者已经不见了。赵主父圆满执行了窥秦计划,脱身离开秦境,已从函谷关走东线回国了。秦昭王事后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所谓“赵使”,其实就是赵武灵王自己!秦昭王闻讯,无限嗟讶。

赵主父回来之后,孟尝君发起的齐、韩、魏与秦国的三年战争正式爆发。赵国信守结秦承诺,没有帮着合纵的齐、韩、魏三国打秦国,秦国应该很感谢他。赵秦关系继续保持良好,并且赵主父利用齐、秦俩大阵营对抗的时机,对中山发起“终结”性总攻,并在齐、韩、魏与秦国的三年战争末尾,攻灭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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