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格林斯潘自白(零) -- 本嘉明

我坚持认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改革(GLASNOST & PERESTROIKA)是苏联消亡的最重要原因.这二者向苏联人民展示了自由(LIBERAL)的价值,这恰是斯大林及其继承者们所长久压制的.潘多拉盒子打开后,言路大开,集权的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崩溃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中共对网络信息的控制告诉我无疑他们深有同感.

1994年,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遥想毛主席当年站在左近地方宣布新中国的成立,不禁感慨于把中国蜕变为一个跟上时代的国家是何等艰难,这几年来又何等成功!同样在这个广场上,5年前刚刚发生过对追求自由的学生的镇压,我不禁疑惑在好几代人经历了马列主义的灌输后,14亿人民何以能突然转向,决然抛弃自己少年时代的激情呢?或许,即便中国社会有了极大进步,这些旧价值观仍根深蒂固地留在意识中.当然中国到处在变,但毛主席的头像仍在人民币上,无所不变之外仍有经久不变.

中共以革命取得政权,从一开始其寻求政治合法性的手段就是奉行 “改善全民生活”的哲学.但改善生活,毕竟只是人生需求的一部分,仅此一项不足以支撑政权的存续.时光流逝,人们对井喷而来的财富会习以为常,而且成为更高期待的基石.过往25年里,人民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准确实使执政者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但不管怎样,光阴匆匆之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与生俱来的自相矛盾终究要浮出水面.

马克思主义和毛思想的余绪,在繁荣昌盛的几年里冬眠了一阵后,2006年又由刘国光,一个年届八旬的退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所惊醒.他提出震动性的意见,要求从根本上修改物权法草案.他在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引发的意识形态争辩,出人意料地一呼百应,在全国人大获得相当的支持.舆情已由北大法学院的巩献田教授在网络上点燃起来.(本嘉明注:<<物权法>>自1993年来七易其稿,以刘巩所代表的反对声浪最大).对于左派的指责,胡锦涛主席回应道: “中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不管这场意识形态上的突发遭遇战是否是老一代人的最后一次呛声，抑或是对中国奔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基础性震撼----让我们拭目以待----令人鼓舞的是全国人大于２００７年通过了这项法案，只有少少修改．

在上一代，中国领导层在回避一个尴尬命题上机变百出，这命题是：看起来命里注定每个中国人都会明白过来：就算他老人家粉聪明，马克思关于人民能够组织起来大公无私地创造共同财富的论断是错误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拥有生产资料是社会富裕的基本条件，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信托政府拥有全部物权．物权如果分散在私人手中，只会成为剥削的工具,对公有制的反动.他提出劳动力的公有制,所有劳动者集中精力于某些单一目标比各显神通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高效得多.那么公有制是否是人类社会未来的最佳选择?所有各种思潮的最终评判是现实生活.公有化能如人所愿地运转吗?现在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化经济模式在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实践并未带来富裕公平.公有制的基本原理已告失败.

西方的社会学学者已改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处,重新认定,所谓社会主义并非要求所有生产资料归于国家,一些较小国家里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政府反对国有体制而试图渐进改良资本主义社会.

邓小平镇定地直面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大步跨越意识形态禁锢,把党执政的合法性建筑在满足十几亿人民的物质需求上.他毫不拖泥带水地把国家带入了8% 的GDP实际增长率,附带效益是直线下降的婴儿死亡率和增长的人均寿命.但就像中国其他领导人一样,他担心拱手交出物价控制权会弱化党的领导.

1994年我访问上海,亲眼目睹这一事实.一个市级官员回忆说,5年前他受命统管全市的菜篮子供应,他从此每天凌晨5点上班,去分配源源不断运进上海的农产品.虽然他没详谈是如何地煞费苦心,但我可以想象掌握绝对支配权时要尽可能公平合理有多繁难.最后当国营菜市场转变为自由市场,他终于解脱了.现在,小贩和批发商自由论价,这位官员再不必为哪怕一根竹笋的价钱发愁了.行情决定价钱后,批发商根据供求关系安排供货.在基础截然不同的指令性计划和市场体系之间,桥梁就此搭建.因为这一改变,该官员高兴得简直忘乎所以: “至少我不用4点就起床,我能继续高枕无忧而市场在替我上班.”

我不由自语: “他能明白自己说了些什么吗?”市场一旦接手,党的领导就算完蛋了.共产党体制是一座金字塔,权力自上而下.比如说,总书记授权十个人辅佐他并向他汇报,随后这十个人同样向下分权,这样直达基层.这体制凝结不散是因为每人都有直接上级,这就是政权的基础,党领导国家的方式.只要市场化侵入其中任何一层,政治领导就会中断,在党的权力结构中导致危险的紧绷----你不能既有市场自由定价权又有政府控价,鱼和熊掌不可得兼.

好在党的元老们面对这与生俱来的窘境还游刃有余.不过,增长的财富必然把中国农民从土地和温饱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有闲暇顾及自己生而不平等的待遇.我不相信党会对财富和教育将把中国推向牢骚遍野的前景视若无睹.今天,胡主席看起来比江泽民更缺少政治威权,而江又不如邓,最后邓则远不如毛.在这条威权逐代削弱的道路尽头,是西欧模式的民主福利社会制度.在这条路上仍充斥着大量路障,把中国和邓追求的目标----发达国家----远远隔开.这些大挑战有:

极左保守派;

没有分享到发展红利又不得城市之门而入的庞大农村人口;

巨大蹒跚的苏式计划经济成份,包括国营企业;

被国有企业拖下水,在苦苦挣扎的国有银行;

现代金融会计人员不足;

腐败,这是所有金字塔权力结构的副产品;

最后,欠缺政治自由.这在急就章的经济改革中还不紧迫,但长远却是公众对不公不义的怨气的重要安全阀.

还有,中国面对惊人的环境污染.

以上诸项,任何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即便在经济体中已有很大部分转为开放自由,中国仍受行政控制之累.由此总结,我担心中国经济仍很脆弱,不足以抵御一次类似911 对美国经济的撼动.

中国残留问题之深之广,使得领导层努力从经济机器上剥离余下的计划经济部件时依旧困难中重重.1980年代邓的改革遭遇内部爆发的挫折,改革的深化被搁置了好几年.其中很重要的是中国被误导的人民币汇率和阻止公民自由迁移的户籍制度.中国要想更上层楼,必须拆毁这两个重大的计划经济壁垒,当然这还不是全部工作.

首要的是汇率.不,2007年人民币币值并没有人为低估,别听那些多数 “人”忽悠.1980年代早期,币值确实高估了,中央大员们把官方汇率钉在不切实际的高位,而黑市则低得多.因此当时外贸出口可以理解地偏缓.中国的出口商花人民币采购,再折成高得离谱的美元价出口.对比刚刚放松而活跃的国内贸易,金融当局开始循序渐进地贬值人民币,不过就拖拖拉拉贬了14年.到1994年外贸管制取消,外汇黑市也告消亡,人民币兑美元从2:1贬到了8:1.

经历一阵自我约束后,中国出口开始发力,从1980年的180亿美元到达2006年的9700亿(译注:2006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17610亿,出口9690亿),年增17%.当然其中50%是中国的进口料值.中国的出口产品正逐步高价值化,不过仍不清楚在上升的平均单价中有多少是在中国的增值,或仅是进口了更贵的原材料.

这十分重要.中国创造的附加值越大,代表中国商品对发达国家的竞争能力越强.中国正在科技阶梯上稳步上升.今天的 “中国制造”比十年前要精致得多,这是中国产业的进步,还是仅仅组装了更多的漂亮进口件?<<经济学人>>在2007年春季号发表了NICHOLAS LARDY(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部分研究成果,认为: “中国的出口模式……包括将大量劳力及土地厂房廉价租给外国商人.哪怕是中国最成功的本土电脑公司……也依赖台湾公司加工的核心件.”我判断假以时日,中国必然会以本土高科技部件最终取代进口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