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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6)邓公新话之六--上 -- 史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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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6)邓公新话之六--上

一九五七年的转折,是新中国命运走向下行曲线的肇始。因为至此以后,作为执政党的TG和东哥本人都逐渐异化为不可批评的权威,一个不受批评的权威是必然要犯错误地,而这条原理应用到政治领域,错误会延伸为灾难。

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导致后来万马齐喑的“反右”运动,其初衷恰恰是东哥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为了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在土共党内进行的整风运动。当然,理发师的头发不可能自己来理,土共的整风靠自己来执行,力度不够,于是,东哥将目光投向当时的民主党派,请他们来帮忙,给执政党提意见。接着,潘多拉大娘的盒子被打开了。

在说民主党派给土共提意见之前,我们先要确认一点,那就是当时作为执政党的土共里面,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问题是普遍存在地。-----因为很简单,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里面,领导阶级应该是工人阶级,这个阶级来自城市,接触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又富有组织纪律性。----然则,土共,虽然在抗日战争里面,加入了一部分的知识分子,但是,就其成分的大部分而言,都是“连抽水马桶都不会用的农民”,(这是陈毅的话,不是俺说得。)但问题是进城以后,大部分的工作还是要依靠这些前农民们去做,---当然,在这部分“土共党员”里,有很多人都很努力地学习知识,使自己尽量满足工作的要求,比如,有名的“将军做大使”,红一方面军的名将,曾经和陈明仁同睡一床,后来的国防部长耿飚,就成了一个很牛的外交官。----但也有一大批“土共党员”在进城后依旧保留了他们先前的一些较为落后的缺点,习惯,-----举个例子:

聂荣臻元帅不仅在军中是红一军团,和华北野战军的旗帜,他同时也是晋察冀模范根据地的“特首”,这个人脉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可不谓牛也,但聂帅搞两弹一星,把各部门头头叫过来,要求从他们处调出专家来搞这个绝密工作,却一时无人响应,个个都是推托本部门任务重,专家金贵,不能调出,-----只有哈军工之父,大将陈赓站出来,表态把他初创的哈军工最好的四个专家献了出来,(陈赓草创哈军工的时候,也是到处挖专家,曾经把周公堵在厕所要签字的,但他非常识大局,知道聂帅的任务有多重要。)---但纵然如此,陈赓作了表率,开会的其他单位还是没人吭声,---陈大将咬咬牙,又站了起来,提出再给聂帅两个专家,就这样,其他部门才开始哼哼唧唧,说回去商量,给聂帅调人,但后来会后有些单位还是很不痛快,好比打虎将李忠被鲁智深募捐似得,最后,负责项目的钱学森怒了,向聂帅撒娇,聂帅只好找党内疑难问题最终流向---周公那儿,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把人调来凑齐。------这是当时各部门只管自家一亩三分地的写照之一。

另一个例子,周公的办公时间之长,令人心酸。----他老人家常常是上床睡觉的时候都抱着一大堆文件的。有一次,来给他护理的护士看到周公带着老花镜,用计算尺一个一个校对下面报上的数据,甚为痛惜,不禁进言,:“总理啊,这种事儿您老人家就不用亲自查对吧,”,但周公不过是谢谢她的好意,然后依旧如此,-----做为当时的中国人民,当然为有这样细致,负责的总理而庆幸,但作为后来的历史评论者,我们未免要为周公所带领的队伍的职业素养而担心了。----事实上,当时即使是高层的中央干部,其职业素质的水准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周公主持的国务院会议,被罚站的部长是常有的事儿。-----中央如此,何况地方,下级部门乎?----尤其是这些前农村干部碰到职业素养较好地“小资产阶级分子”时,他们又如何能让那些被领导者心服口服呢?

因此当时的党内整风运动,无疑是必要的,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这是执政党第一次有意识地要提高执政水平。-----但对于小媳妇和如夫人似的民主党派而言,他们并没有理解执政党的本意,把装潢理解为改建,把建议理解为质询。------所以,除了大部分仅仅是提意见的好心人士外,有一些野心勃勃的人物,开始了他们的表演。

后来著名的“章罗同盟”的两位首脑,就是一个代表。

举一个例子,1956年11月,彭真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在中共刚刚于匈牙利事件里助苏共一臂之力之后,所以温迪叔叔们很高兴,也很隆重地接待了代表团。赫上官亮同志专门在部长会议的办公室会见了代表团,合影之后,赫鲁晓夫和彭真开始就刚刚结束的好多大事交谈,(比如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等等),这时,突然有一个中国代表团的家伙站了起来,大声说:“见到赫鲁晓夫同志我很高兴,我想对赫鲁晓夫说几句心里话。”------是谁在这种外交场合说这样的话呢?------就是代表团副团长,章伯钧。他说到:“我想讲讲压在心底多年的一句话,过去没有机会,今天听了赫鲁晓夫讲话,我非常高兴,我要借这个机会讲讲。我过去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因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和有些同志不一样,就遭到排斥。后来我离开了中国共产党,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是个悬案。。。”----所有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都很吃惊,料不到章伯钧竟然在这个场合说出这样的话,-----而赫鲁晓夫对这个事儿既毫无所知也毫无准备,他扯个淡让在座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发表意见,费德林也不知道,所以章伯钧只好讪讪地坐下了。

回去后,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大怒,尤其是另一位副团长,程潜程颂公,专门跑来和彭真说:“章伯钧在这样的场合向北极熊发牢骚,太不像话了!”章的辩解是“我只是叙述心情,没别的意思。”-----后来,彭真也只好“严肃又适度”地批评了此时的交通部长章伯钧,就此处理了。---------(见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

这个事例很清楚地向我们表明,章伯钧的政治素质和智力水平。显而易见的,他这样在北极熊那儿发牢骚,既非常地不得体,又对他的抱怨不能带来任何好的后果。而这种表现更让我们质疑,章伯钧对当时执政党的感情。-----我们说,章伯钧后来提出“政治设计院”这个建议,从理论上讲,肯定没问题,但具体到章伯钧这个人,以他这样的政治智慧和能力,来提这个建议,就很有意思了。-----古人云:“齐家治国平天下”,章伯钧和罗隆基两个,连自己的组织里面的团结都搞不好,而两人落难的时候,批斗他们最厉害的,就是民盟的战友。所以简单地说,章伯钧连“齐家”都做不好,却妄想着“治国平天下”,因此,他的提议的实践可能性有多大呢?

罗隆基的小故事,更好玩:根据当时体委办公厅 (刘克己 刘丕辉 郭淑明)的揭发材料:

过去每逢体育馆有比较精彩的球赛时,罗隆基总来要票,一不如意,就发脾气。为了照顾也是为了减少麻烦,体委会常主动的给他送张票去。就这样,仍然得不到这位难伺候的部长的满意。去年6月间法国劳联篮球队与我国联队的一场比赛,罗隆基打电话来要票,体委就给他送去了一张北台前排的票。因为不是主席台的票,罗隆基就大发脾气说:“不叫我看就算了!给我北台的票,我的汽车放在那里,我的安全谁来负责!”其实,有许多外交官员和各部的首长,也都是坐在北台。

去年8月间,罗马尼亚的篮球队,来我国访问比赛时,为了照顾各部首长,体育馆特印发了优先购票的通知,当然也无例外的给罗隆基部长发去了一份。这位习惯等人家送票的部长,对于这个通知很不满意,马上给体委办公厅打来个电话,说:“我没有接到通知,部里是否接到了我不管”、“就是部里接到,他们怎么知道我要去看球赛呢?”“购票时间见报纸,我那有时间去注意报纸上那些小广告呢”、“就是我接到通知,又那有时间去买票呢”等等。总之,愈说愈明白:不买票,要赠票,最好给他发张主席台的请帖。

在罗隆基看来,象他这样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不坐在主席台上,是丢面子的事;不发给他主席台的请帖,体委也是太不识时务。罗隆基的这点心事,除了通过秘书替他表达说,“他是四级部长,应当发张主席台的请帖”以外,他也直接的打电话透露过几次了。一次说什么他看到有个党员部长坐到主席台上了,为什么他不能坐;一次说什么他在飞机场上见到高崇民拿着一张请帖,为什么就不发给他;一次干脆直接了当的说他要一张主席台的请帖,还要给黄绍紘也要一张。其实,据我们临场所见,时常拿着普通票,死皮赖脸的硬到主席台上坐的,却只有他这样一位特殊的人物。

罗隆基的这种非坐主席台才舒服的欲望,由于主席台的坐位太少,不能给他解决,这便在他心里一次一次的积下了难以遏制的怒火。去年10月14日晚上举行的参加奥运会选拔赛的一场篮球比赛,报上登着明明白白,持优先购票证者于13日中午十二时至下午五时,到体育馆购票,过时不候。这位罗部长偏在14日下午票已售光的时候,才派人来买票,这当然是很难解决了。罗部长大怒,抓起电话质问体委:“我问你们,为什么不卖票给我!不给部长留票是谁的主张,是贺龙还是蔡树藩!你们把前排的票都卖给谁了,主席台的请贴发到那里去了!你们体育馆的工作人员简直是腐败作风,体委领导是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以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检查你们的工作,你们必须马上将全部情况向我报告。”(这时他问了一下接电话的人叫什么名子,以便于检查)“告诉你们今天我一定去看,没有票也要进去!”“光”的一声,摔下了电话。

所以,只看章伯钧家才女章诒和的回忆美文,我们无法知道章罗两位曾经的风采。

土鳖出现。。。

通宝推:说几句,尚儒,cao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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