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说太平轮 -- 王外马甲

曾经有朋友问我，既然“蒲公英”里讲到了俞季虞死于“太平轮事件”，何不进一步说说那条船与蔡康永家的事。

我原本是不想说的。一则是因为这些八卦与“蒲公英”并没有什么关系，二则也因为“太平号”已是一条被岁月淡忘的沉船，现在既然有人愿意拿出来煽情并且还有那么多粉丝乐意被感动，两边的巴掌拍得正响，我又何必去添堵呢？但在刚才，看过了北宸MM的《在"黑水溝"中消逝的太平輪》之后，我忽然觉得似乎也可以写一点文字，换个角度看看这条其实并未完全消逝“太平轮”。

1949年1月27日子夜，中联公司“太平号”客轮与建新公司“建元号”货轮在浙江舟山水域相撞后沉没，除41人获救（“建元号”3人、“太平号”38人），其余近千人遇难，史称“太平轮事件”。

（这是当时报纸的一角，红框中的遇难者名字是辽宁省主席、东北系元老徐箴和他的一子二女，排在后面的就是俞季虞）

事实上，那个时期的海事灾难屡见不鲜。48年12月的“江亚轮事件”至少造成了三千人遇难，死亡人数比“太平轮事件”多得多，但在今天，媒体和网络却显然对“太平轮”更加关注。对于这个现象，我想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三：第一、台湾名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是中联公司的股东，也就是太平轮的船主之一；第二、台湾作家白先勇以太平轮事件为背景创作的小说《谪仙记》被改编为电影《最后的贵族》，使得太平轮也因此而充满了“贵族气息”；第三、太平轮事件的遇难者中有“名人”或者名人的亲属，比如音乐家吴伯超、比如华人神探李昌钰的父亲……“太平轮事件”也就具有了更多的眼球效应。

那么，这条“太平号”究竟是艘什么样的轮船呢？

“太平号”是美国Manitowoc船厂制造的大湖型客货船，1920年下水，排水量2500吨，长80米、吃水7米，装备 Scotch锅炉两具，蒸气主机一台，航速9节，46年卖给中国时作价17万美金（送货上门），虽然比LST级坦克登陆舰要贵重一些（萨苏说过，“LST”的价钱是十二万五），但显然也算不上什么“豪华邮轮”。

这条船原本是属于招商局的。招商局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国有性质的航运公司，46年从美国打包购买了十九艘大湖轮（所以才会这么便宜），但他们只留下了其中的十六艘（除“海辽轮”起义外，其他十五艘被军队征用，撤往台湾），而卖掉的三艘之中就有一艘是“太平轮”。

抗战以前，由于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压制，中国的航运市场长期被外国列强所霸占，民族企业能够占据的份额微乎其微。抗战胜利之后，不平等条约被废除、日本人败了、英国人一时间还回不来，航运市场豁然向国人敞开，立刻就成了政界和商界疯抢的肥肉。当时，顾祝同、上官云相、汤恩伯，杨志雄（交通部次长）、徐恩曾、杜月笙、钱永铭（交通银行董事长）、骆清华（通商银行总经理）等高官名流纷纷置办轮船，上海滩一夜之间就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航运企业，而这“中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也在其中。

“中联公司”是抗战时期由宁波籍商人合资组建的运输企业，总经理周曹裔，最初的买卖是把浙江的茶叶运到重庆去。茶叶是流通品，日本鬼子并不反对这个行当，而国民政府交通部门的掌权派又大都是浙江人，所以宁波商人的生意就越做越大，后来连广东福建的茶叶也由“中联公司”包运了。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是中联公司的发起人之一，生于1912年，193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但在大陆期间还算不上什么“大律师”（似乎只在宁波做过“小律师”，而且执业的时间并不长），倒是他的摄影水平挺不错，艺术天分很高。

抗战胜利后，“中联公司”的总部设在上海市的四川中路，但他们的航运业务大多是由招商局代办的。说起来，中联公司参与航运的靠山是陈仪和徐学禹，陈仪是台湾光复后的第一任行政长官，浙江人，自然愿意让同乡来台湾跑船。轮船招商局的总经理徐学禹（徐锡麟的侄子）也是浙江人，他们手上的船只多，于是就把一些好船化公为私，徐总经理自己开了家“通安公司”、副总经理胡时渊开办了“志新公司”，而宁波帮的“中联公司”也因此得到了包括“太平号”在内的几条船，从此就做起航海生意来。

细讲起来，“太平号”并不是中联公司最好的船，他们旗下的王牌应该是“华联号”，这条船曾经接待过蒋介石，但有人因此就把它说成是“总统座舰”却太夸张了——“华联号”是英国人设计、加拿大生产的“B型海轮”，比太平号的吨位还小一些，因为是按照客轮的标准制造的，所以比起其他由兵舰改造的轮船更加舒适一些。北宸MM崇敬的梁实秋先生就是乘坐“华联号”去台湾的，从时间上看，他比蒋总统还先享受这艘船。

“华联号”运送蒋介石的时间是1949年的10月，任务是把总统从基隆拉到厦门再把他拉回去。这时候已经是“太平轮事件”之后的半年多了，中联公司破了产，“华联号”也赔给国民政府成了国家的公物，所以蒋总统坐的船和蔡康永的爸爸根本没有关系（梁实秋坐“华联号”是49年6月，也在“太平轮事件”之后），反倒是蔡先生的“太平轮失事之后，公司的轮船被封在港口成了废铁”的说法颇值得怀疑。

小蔡先生把事情记错了没有关系，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出生呢；老蔡先生把事情讲错了也可以原谅，因为他是律师，说话打折扣是职业的特征。但蔡康永是在西洋接收过高等教育的现代精英、是以知识渊博著称的高级文化人、是受到无数青年崇拜的精神偶像，所以似乎应该知道这场与他家有关的悲剧的真相。

“太平轮事件”发生于1949年1月27日，正值农历大年除夕的前一天。当时，许多家眷在台湾的人都想赶着回家过春节，这艘往返于上海和基隆之间的客轮自然也就票价高昂而且人满为患——那场景，只要见过大陆春运的人都能够明白。

这时候淮海惨败、北平起义、蒋介石刚刚下野，解放军大举向长江北岸集结、国民党匆忙向长江以南收缩，上海立刻就成为了国军防御的重心。上海港口司令部（司令杨政民）为保证人员和物资调动的畅通，规定天黑以后是军运专用时段，任何民船在此期间一律不许进港出港。而“中联公司”为了能在春节期间多拉几趟多赚钱，不仅在夜间违规出航，而且超载、而且为了躲避检查不开航行灯、而且专走狭窄水道不走正常航线……结果一家伙就撞上了同样也是违规、关灯、窄道航行的建元轮——那“建元号”属于建新公司，老板荣鸿元也是个要钱不要命的老财，蒋经国在上海“治理金融”的时候就曾经把他抓起来过。

这两家航运公司为谋求暴利在除夕的前夜引发了一场特别重大的安全责任事故，自己沉了两艘船，却葬送了近千条生命，这比因触雷爆炸而沉没的“江亚轮”更恶劣，比今天的黑心煤窑、有毒奶粉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件事情的结局不过是船东宣布破产而已。如此结果，到底是谁更应该叫苦喊冤呢？

说实话，我同情的只是那些葬身水底的亡灵，无论他是官吏还是百姓，也无论是男是女是白是红，除此之外，在我眼里，所有与此有关的人都有着不可饶恕的罪责。

事过境迁，船过水平。今天，我自然完全能够理解北宸MM的离乡的哀愁，我其实也能够理解蔡康永先生因“心灵创伤”而回避真相的软弱，我甚至可以理解蔡先生所描述的他父亲的天真善良，并且还可以理解那些傻了吧叽的粉丝的“蔡爸爸，请你不要伤心”的呻吟……

但是，我实在很讨厌有些文章把“太平轮”比做“泰坦尼克”，实在很讨厌有些人把逃亡台湾描绘成出埃及记，更讨厌有的媒体把这场惨祸演绎成传奇、拍成了什么“1949大迁徙的序曲”（语见《寻找太平轮》）。

太平轮沉了，那是道德的沦丧、那是人性的扭曲、那是社会的溃乱、那是世间的悲剧，那是丧钟，哪是什么序曲，那是内战的恶梦，哪是什么迁徙的传奇。

“不，太平轮不是中国的铁达尼号”，北宸如是说，我也很同意。

泰坦尼克是天灾，太平轮是人祸；泰坦尼克是追求文明途中的代价，太平轮是信奉暴力罪恶的后果；泰坦尼克沉没了，我们或许还可以从中去寻找崇高和浪漫，而太平轮却并没有完全消逝，只要同胞间的隔阂尚存，只要两岸间的敌意仍在，它就有再次重演的可能。

我们无法迁徙。除了中国，我们的灵魂无处可去。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水手，只能同舟共济。人世间不太平的并不只是太平轮，倘若我们再度坠入迷茫，倘若社会失去和谐、道德失去自觉、国家失去秩序、天地失去公理、内心里没有了情谊，任何人，无论他是真的幼稚还是故作天真，无论他是风光无限或者趾高气扬，都会象舟山水道上的那两条在黑暗中行驶的轮船一样，迎头撞上——头等舱、二等舱、普通舱以及试图逃票的乘客，全都被命运的浪潮所淹没、统统沉下海去。

• 《西河文萃》第18期 下 2009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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