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革命的终结：历史是沉默的群山 -- 燕青

俯瞰当下的朝代，革命已黯然收场，随着而去的是社会主义的终结。

回首检视上个世纪的中国，无论辛亥革命、南昌首义还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文化革命，都是中国人整体救赎运动中的一部分，其实质是知识精英及其政党以革命为正当性动员下发生的社会运动。有人说：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政党所追求的目标是建立民族国家，被动员起来的工人和农民所得到的政治承诺则是“解放”。

而在自诩工人先锋队的政党夺取了国家政权实现了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一革命目标后，则如托洛茨基所预言的那样，这样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只是一个过渡的社会，或者继续推进革命，直到建立起对执政官僚的政治制约和工农的真正“解放”；或者，权力与货币相结合，消解对工人和农民的原始承诺，堕落为官僚资本主义。

于是，工农的“解放”与精英主义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之间就形成了新的冲突。

作为无产阶级领袖的毛泽东来说，他选择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展开了一场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历史的进程是无可逆转的，虽然英雄伟人可以暂时扭转历史的局部进程，但当他们死后，历史的车轮将毫不犹豫的回到他们应在的位置上，而这个坐标回归点将反应的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作为普罗米修斯盗窃火种的代价，毛泽东在身故后，其本人也被木乃伊化和博物馆化，成为官僚阶级回归后的祭天贡品。

将毛推上祭神台后的统治阶级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摆脱：革命时期曾经做出的政治承诺和阶级动员方式对执政者制度性选择的制约。而中国的实践表明，统治者和知识精英选择了发展主义的旗帜，在这样的旗帜下完成了真正的“和平演变”，即“起初只是特殊的权力和权力垄断而产生的政治利益，然后是带有物质性和文化性的社会经济特权，最后，是完全的蜕变。党——国家的官僚与经济管理的官僚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硬化的、不可变更的社会阶层。它利用它的权力垄断来维持和发展它的物质——社会地位。工人官僚掌握着国家政权这一事实，把所有的群众性工人组织和工会和党的官僚机构中所能观察到的反工人阶级的、保守的和寄生的特点都十倍地扩大了”。

在这样的官僚资本主义社会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虚化，成为了当代新儒家，外儒内法依然是统治者不能宣示于口的治国方略。而马克思主义和儒家对接的基础平台则在于“仁学”或者说“人性本善”。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生修养相应的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概念的偷换，使得儒家伦理得到了全面的回归：个人必须接受自己是社会组成的最基本元素的现实，其人格是在社会中得到规定的，即在家族、国家和天下这几个不同层次的社会结构里得到完善和展现的。同时，个人也应该把儒家思想中个人存在的意义完整接受下来，而这种个人存在价值则指向的正是社会，要把促进社会的完善（即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和谐状态）作为个人所要追寻的最终目标。同时，个人要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意义必须不断完善自己，也即“修身”，不断地克制自己的本能欲望，践习在自己的社会演变中长期形成的各种社会秩序的规定，继而保证自己进入社会以后，能够严格遵守既定的社会秩序，并在这种社会秩序维持的基础上进一步使其得到改善，也就是说“克己复礼”，通过这种“克己复礼”的学习，主动放弃要求统治阶级兑现其革命承诺的要求，最终消弭自身的革命性，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

所以，革命肇始于理念的力量，而当理念只剩下权力，革命乃告终结。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走上的也是这种道路，统治阶级利用传统的儒家思想，悄悄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此时，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可以看作中国特色社会的两个理论形态，其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执政阶级提供了一种理想化了的经济形态，这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发展的产物；而儒家文化作为本土思想资源，则为执政阶级提供了一种本体性的理论和具体的伦理、政治形态。

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是统治阶级造反期间的革命武器，而革命成功后，包裹着马克思主义面纱的儒家文化则成为国家建设和稳固统治秩序的不二法门。

但这种儒家文化下面掩盖的是统治阶级法家的真实面目，所谓儒表法里，建立的是全面和不可逆转的排斥性体制，即权力与资本和知识的联盟垄断了全社会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而工人和农民社会边缘化程度却日益加剧。

这种儒表法里，是一种由社会主义倒退回去的官僚资本主义，相对于从封建社会脱胎产生的资本主义，更加血腥和肮脏，权力获得了货币的充分表达形式：

正印证了张春桥的话：“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比旧的地主资本家还要凶恶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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