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经济学读书心得 -- 科大胡不归

五胡的内附及其强大

早在东汉初年，由于内战造成的破坏，导致边疆人口减少，汉族实力削弱，大批外族开始进入中原。经过东汉末年末年大战乱以后，黄河流域人口剧减，北边和西北边诸州郡地旷人稀，居住于恶劣环境下的五胡各部族出于对良好生活的渴望，大批向内地迁徙。而当时的汉族统治阶级急需补充人力，对游牧族人的入境居住是极为宽容的。

而与此同时中国古代气候，从东汉时起，有趋于寒冷之趋势，而寒冷之气候，在“第三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公元280－289年的十年间达到顶点，……这一时期，太阳黑子的活动较为频繁，而在我国古代，凡太阳黑子活动记录多的世纪，也是严冬较多的世纪。由于太阳活动对大气层对流层气流运动的振荡影响导致冷暖干湿气团活动的增强，在这些时期往往相应出现剧烈的天气变动，多发疾风暴雨霜雪等严重灾害性天气。魏晋时期的史志中，有关此类天气物候的记述，可谓寓目辄见。（根据竺可桢等学者之研究，）

西晋统一以后，不少塞外部族为了躲避塞外的恶劣环境要求内附，晋武帝为增加人口，允许他们居住塞内。《晋书》就有下列内附诸部的记载：

晋武帝即位后，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内附。散居在平阳、西河、太原等六郡。

二八四年，匈奴胡太阿厚率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内附，居西河。

二八五年，参离四千余落内附。

二八六年，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匈奴十九种之一）等各率种落共十万余人内附，居雍州。

二八七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率种落一万一千五百人内附。

二八九年，奚柯男女十万人内附。

从事后看晋容纳五胡居住塞内是个极大的错误。用唐代魏征的说法： “突厥世为中国仇，今其来降，不即诛灭，当遣还河北。彼鸟兽野心，非我族类，弱则伏，强则叛，其天性也。且秦、汉以锐师猛将击取河南地为郡县者，以不欲使近中国也。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万，若令数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魏时有胡落分处近郡，晋已平吴，郭钦、江统劝武帝逐出之，不能用。刘、石之乱，卒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谓养虎自遗患者也。”

表面上看，各部内附满足了西晋对于劳动力的需要，又使统治者得到修德而能使远人自愿归附的美名。但是随着大量五胡部族持续的涌入塞内，进入内地后无拘无束的部落民必须由游牧改为农业，同于编户。生活习惯的改变必然导致他们的不满。而随着归附各部族同于编户，丧失了权力的各族贵族也对晋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上层希望能恢复过去的权力，下层希望能恢复到不受控制的生活。加上内附各部族都处在社会发展很落后的阶段，互相之间战争和掠夺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一方面看到汉族丰富的财富，一方面自己又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地位。则怨恨是必然的。只要有如官吏的残虐，民族的冲突等等引子，则冲突就会爆发出来。在八王之乱前后类似的民族冲突已经发生了多次，虽然帝国仍然能镇压下去维持统治。但是五胡内附部落人口不下数十万，关中地区到西晋时已经是“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了。而并州匈奴总数至少不下数十万人。分为五部。散居上党的还有大量匈奴别种羯族，匈奴上层刘姓为首的贵姓，仍拥有旧时声威，又有现成的五部军事组织，一呼百应；此外，加上居于并州附近虎视眈眈的鲜卑族、扶风等地的氐族、以及自东汉以来散居关中诸郡的羌族，数股势力都蠢蠢欲动，只要有机可乘，大乱会向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帝国之所以定都于洛阳，是因为洛阳经过东汉曹魏数百年经营已经成为关东乃至天下的政治文化中心，定都洛阳就是承继汉魏之正统，得天下之望。然而伊洛系易攻难守之地，欲保洛阳，则第一必西入关中以控函谷，二必北上晋南以守孟津。所以武帝做石函之制，只有宗室才可以镇守关中。对并州处置也非常谨慎。但是并州、雍州五胡势力强大，则无异于帝国首都上悬着一把随时会落下来的利剑。

诚然，只要西晋能维持自己的统治，随着长期的和平导致的互相接触和共同生活。内徙诸部族必然会逐渐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低文化的少数民族被高文化的多数民族融合。然而，这需要时间，需要各族的长期接触和共同生活。绝不是一两代可以完成的。而西晋能否维持统治几百年等到民族融合完成呢？当时的人们和看完前面文章的朋友都不会有乐观的想法。民族融合依然遥不可及，而胡汉冲突却已经迫在眉睫了。

现在有人站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认识上认为匈奴、羯、慕容鲜卑、氐、羌都是居住在当时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同是中国人。认为五胡之乱民族冲突的责任在汉族统治者。而五胡是起来反抗暴政。

但是民族矛盾不是视而不见可以忽略不计的，决定当时情势的是当时人的认识。当时的晋人决不认为他们是中国人的一部分。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当时的五胡各族也决不认为自己是什么中国人。如果说五胡乱华是反抗暴政，那五胡起兵后肆意的屠杀掠夺等等不是暴政又是什么呢？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民族融合得以实现靠的是各民族在长期和平中共同生活和交流。而不是所谓“反抗暴政”的民族仇杀。五胡乱华无非是各族的豪酋利用本族人民反对汉族统治者来夺取权力。而由于各族的落后，因此五胡各族的趁乱起兵就格外的具有强烈破坏性和报复性。

在从春秋战国到西晋的近千年的漫长历史中，由于拥有人口，财富，文化军事和组织的诸多优势。汉民族对东亚世界的霸权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在和异族冲突中汉民族总是胜利者。说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汉名将陈汤就认为：由于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三个胡兵才能抵挡一个汉兵。强如匈奴那样称霸草原的游牧大帝国在汉武帝的大军面前也只能靠大漠草原周旋。最终无非成就了卫青霍去病等汉族名将建功立业而已。即使在汉民族内乱的三国，三国各汉族统治者也能从容的在冲突中战胜异族。

但是到了西晋时期，随着匈奴人居塞内日久，接受汉文化也日深，虽然民族融合遥遥无期，但是上层贵族的汉化却大大加快。刘渊的从祖刘宣是名儒孙炎的学生。刘渊师事上党儒生崔游，习《易》、《诗》、《书》三经，尤好《春秋左氏传》及孙、吴兵法，并博览《史记》、《汉书》、诸子书，文学武事，无不精通。刘渊的儿子刘聪，通经史诸子书，工草书隶书，尤善作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刘渊的侄子刘曜好读书，尤好读兵书。这些拥有军事和政治经验的领袖的出现大大强化了五胡各族的力量。而民族界限依然清晰的情况下，这些上层贵族的汉化反而大大加剧了他们对西晋的不满。为西晋灭亡埋下了祸根。

西晋对此也并非无人察觉，刘渊就被人怀疑多次显遭杀身之祸。以江统《徙戎论》为代表的一些议论，认为西晋政治黑暗，官员贪婪容易造成民族矛盾。也认识到他们对帝国的巨大威胁。主张用兵威驱逐他们出内地，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然而徙戎迫使这些部族回到边远地区必然导致流离死亡。即使能准备充足，也不会有那些部族心甘情愿退出富裕的内地而回自己气候恶劣，环境糟糕的边远故土。徙戎之论就等于对五胡的全面战争！东汉一朝羌氐大叛乱的时候，类似的斩尽杀绝，一劳永逸的议论不是没有，但是帝国全盛之日倾国之力进行战争也不过把叛乱镇压下去。而今日西晋国力不能和东汉比。内忧外患却远过于东汉。可以想见当时焦头烂额的的朝廷主政大臣的想法：打算把所有五胡都逼反了？还嫌朝廷麻烦不够多吗？形势已成，情况下要实行徙戎是不可能的。

武帝死后留下的是一个各种势力互相制衡的局面。权力分散，任何一方打破均衡的企图，都必须会受到其它各方的制约。由于惠帝完全缺乏治理国家的能力，只能成为一个受人摆布的傀儡，在唯一可以名正言顺的代表惠帝统治又能被各方势力接受的贾后失败后，中央控制能力完全丧失。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最高权力的空虚，导致各方都无休止地追求最高权力，形成了均衡建立与打破，再建立与再打破的内战死循环状态。因为内战各方都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所以借助外力来打破这种均衡就是理所当然的选择。这将使潜在民族矛盾的爆发，在权势均衡被打破的同时，民族间的均衡制约也被打破了，汉民族对中原的统治就此告一段落，中国历史即将揭开了五胡乱华，十六国混战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