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读浅探 -- 涉雪之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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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问题,是中国近两年来的焦点社会问题.也是中国左右两派共同利用来发表各自看法的题眼.围绕着这个问题,右派的自由主义者提出了"土地私有化","户籍自由"的两个解决方案,而左派中激进的毛派应是以"公社化"和"户籍自由"作为解决方案的.

那么需要先了解农村情况和农业的情况,才能对这两种方案作出判断.(说两种方案,我是认为右派的两个方案其实是一个方案)

首先,了解一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

在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在农村出现的是,大量的破产现象,即农民失去了土地.这种失去,是由四个因素交互促成的:

一是农业的生产关系因为城市里的资本主义发展引发的生产力水平提升(机器)发生了改变.生产力水平提升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人力,比起原来,减少了.要生产出原来产量或高于原来产量的农业产品,不需要固有的劳动力数量.

二是由城市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影响到了农业的生产关系改变,在农村原属于地主阶级的成员,发现如果将农业按照工业的标准运作,最终会获得更多的收益(货币地租的出现）,而要如此运作,首先要把农民与土地剥离开来,因为在封建时代,地主不能取得土地收益的全部,他只能提出实物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的实物收成将被农奴消耗,而这种消耗是纯粹的消费,无法变为利润.而当地主将付给或留给农民的那部分土地收益从实物变成货币时(工资),则他可以在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的隐含差额中非常明显的降低他的成本,而工资(购买劳动力的价格)因为市场的弹性(劳动力卖方市场过剩引发的工资下跌),将近一步使土地所有者的经营成本下降,这对于地主来讲,可真是妙不可言的美事.但似乎没有察觉到,他也因为这一改变,由封建地主变成了农业资本家.

三、由于采用了工业的运作方式，改变了农业的生产关系，于是新生的农业资本家要扩大自己的财富，有两个方法：1是尽量减少雇佣的人员，降低工资。2是大量的兼并土地。而2，是让农民与土地剥离的现象扩展到了自由农，一般的自由农因为竞争不过农业资本家，而被迫出卖土地，裹入了失业的破产农民大军。

四、城市的资本家扩大生产量，扩大财富，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而破产农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事实上，最早把工业的模式运作进农业生产的，很有可能就是从城市伸手的工业资本家。地主只是跟风而已。而城市资本家通过让农民破产，即攫取了土地这类的原始资本，也获得了大量劳动力。

事实上，如果靠如上几个因素漠视着让其自然发展，恐怕要一些年头，而历史中，资产阶级似乎并无如此耐性，而主动的加快农民破产，是通过了政府强令进行的。比如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最初让农民破产，随即的反流民法实施，实际上是逼迫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工厂。威廉八世通过单方面的反流民法（不阻止土地兼并和农民破产导致流民的起因继续恶化），总共在绞刑架上吊死了72000名英国公民（因为他们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并且拒绝进工厂劳动,要求重新分配土地）。

一般来说，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封建的农业经济，被称做小农经济，而在小农经济的破坏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资本积累得到了一次飞跃，其中小农经济的破产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者，也就是工人。工人是农民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初期迅速壮大的群体。最后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群体。

如果带一点冷血的思维，农民破产，小农经济的破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是这个趋势在真实的历史当中，血腥，暴虐！

那么重新回到破产农民的最初感受上来，他们凭着直觉感觉到是因为自己失去了劳动的对象，维持生存的保障，土地，以及由此迩来的旧生产模式导致自己沦落到流民处境，而他们的要求一如以往，是要求平均地权（重新分配土地），收回因兼并而失去的土地，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和耕作权。这和他们一贯熟悉的农民起义要求，没有太大的差异。

当然由于新的生产关系模式已然发生了作用，他们虽然要求回到的起点与过去的农民起义回到的起点在形式上一样，斗争的对象是也是兼并土地的地主（其实多数是资本家），但事实上今后的发展模式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因为重新获得土地的农民，并没有改变私有制的特点，土地依然是可以被转卖的，而这就阻止不了下一次的兼并，而且日臻成熟的资产阶级在打击了地主阶级后，依然可以插手农业，于是农民在资本主义的革命诉求和在封建时代的诉求一样结果，是反复的一次又一次的折腾他自己，前者是让另一个皇帝，另一个王朝来统治自己，而后者，是农民半推半就的，甚至是主动的消灭自己，让自己的性质要么转变为农业的资本家，要么转变为破产的流民（城市工人），或者是农业工人。前者的可能最少，因为地权平均以后，社会上的经济老大是城市的工业资本家，他可以轻易的插手农业，击败在农村的竞争者。（这一逻辑是建立在“假设农民要求平均地权的革命能成功的情况下”，事实上，这种革命在英国或法国没有成功，城市资产阶级利用了农民的无知，在打击了政治上顽固经济上与自己竞争的地主阶级和农业资本家后，窃夺了革命的成果，而很遗憾的，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为农民设想过如何温和的过渡这一历史的必然阶段）。

应该知道，俄国进化到苏联，中华民国进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没有完成小农经济破产的历史进程的，至多，进行了一部分，而这一部分的进行，就在俄国引发了二月革命，在中国，由于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进入实践，于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在其领地内进行了主动的土地革命，以此借助了农民的力量，完成了新中国的建立。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中共是把新中国的建立称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但国民党之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也是中共完成的,就是完全的打击地主和封建势力在经济上的力量。

但接下来，中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由于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判断，在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重要最核心部分的“土地革命”后，社会的发展是存在一个必然走向的，那就是“农民破产”。这个破产是由土地革命中保有的土地私有性质决定的，只要土地私有，在封建时代，农民都会因为土地兼并而大量破产，那么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的时代，就更不可避免，如果封建时代还需要数百年来完成这个进程，那么在当时，即使自然发展，大概就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一百年或50年，就足够了。

如果共产党是17世纪的西欧资产阶级政党，大概很乐见这个过程，说不定还要主动去推动一下。但是有两个因素共产党不能这么做：

1是，当时中国的工业相当凋敝，如果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破产而出，但城市工业不能吸纳的话，就对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造成非常沉重的威胁。饭少一点，可能大家骂两句，也就忍了，但没有饭可吃，流民就是要以死来博死。

2、对于1，如果共产党心狠手辣一点，用军队镇压流民，如英国的威廉八世那般，大概没有问题。可是按照共产党的原则和理念，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且农民阶级瓦解后其原有成员就是变化为工人，如果镇压，那等于镇压自己未来的基础成员，镇压同盟军。也同时是摧毁自己基础对自己的承认。这种事情，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做。对么？

那么当时的共产党是怎么做的呢？他开始把土地收归国有。这样做的考虑很多，应该是比较好的而且现实的选择，首先这吻合共产党的理念，既生产资料社会化，公有化（一国公有），第二，既然国有，个人就不能转卖，于是兼并的可能暂时就被遏止在摇篮里了。由兼并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也就被杜绝了。

可惜的是，这立刻造成另一个后果，就是农业的公社化。

农业的公社化是一个政府主动推进的政策，需要解读思路。

共产党是严格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群体，他对社会的实践是严格按照马克思的论述逻辑来的。共产党为防止土地革命后必然发生的土地兼并以及农民破产以及相应发生的社会问题对社会的稳定，政治的稳定冲击，采用了土地国有的政策，这种政策看似国家资本主义，其实分析一下，不如说国家代理的不是农业资本家角色，而是地主角色，因为是国家掌控土地，除它以外没有任何资本家存在，也就不可能出现土地的转卖，但同时也不可能出现流动的与土地剥离直接关系的农业工人。这等于停滞了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由于土地的国有化，使得小农经济的破产，停止了。这一点比中国历来的封建王朝，做的都彻底，封建王朝不可能实行公有制，所以他用行政法律来遏制土地兼并的效力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从宪法上根绝土地兼并的法理依据来得爽快，等于一刀，把土地兼并切死了。但这样做的话，工业所需要的工人就等于没有了来源，等于中国农业的生产关系永远要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农民阶级在经济地位上等于从属于国家这个超级地主的农奴。这显然在现实中不能证明共产主义社会是最高级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

于是共产党就暂时面临了第二个悖论。

于是共产党作出了不知道是大胆还是错误的选择，他决定跳过让农民破产的过程，用公社化的集体经济模式直接把农奴变成农业工人，完成一次无痛的分娩。但是，由农民转化为农业工人，需要成员纪律性的提升，需要操作与配合的熟练，还需要机械化来提升效率（否则按农业生产的特点，没有机器，把再多的人集合在一起也达不到城市手工业作坊单单把人集合起来生产造成的效率提升率，等于还是与个体劳动一般），而这都不具备。那么对于农民来说，其积极性的打击可想而知，依照公社模式劳动的产量并不比个体劳动的总产量有大的提升，还要平均分配，这些都涉及到最现实的经济利益问题，当革命的热情过后，那么怠工就要出现了，消极反抗就要出现了。

这项政策推动了几十年，效果已经看见了，到了文革以后，土地承包制出现了，等于否定了公社化在现今阶段的可行性。它其实改变了什么呢？其实只是改变了除成本及税收以外的剩余产品的分配模式，但由于土地国有的宪法没有改变，所以等于几十年后回到建国初实行公社化前的起点，绕了一个圈罢了，农民依然是从属于国家这个超级地主的农奴，而不是农业工人，但土地国有和承包到户结合在一起，解决了积极性问题，依然杜绝了农民破产的问题。

共产党开始按照实际情况，老老实实的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必然规律办事，如果无法回避小农经济破产的阵痛，那么首先要解决：

*城市工业吸收劳动力的容量问题。*

而后尽量温和的实现小农经济的破产。

城市工业吸收劳动力的容量，取决于投资总量与投资成效。但国家的资本能在工业上投入多少，能有多大成效，不能太乐观，因为按现有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模式，国家作为资本家代理根本无法有效对所有的资本进行管理和运营。这就是计划经济所遇到的最大困难，他因为管理技术局限而无法达到理论上的效率水平，甚至因为超过了技术水平的支撑能力而出现效率衰减。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开启市场经济之门。（但这同时开启资产阶级重生之门，这是一个扳机）

但是，即使如此，开启市场经济之门，创造社会的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就业容量，要达到收容小农经济破产之后的流民的目的，存在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一般来说，GDP每增长1%，就业岗位增加140万（现在大概是80万，将来会更少），那么按照中国现有的增长率来看，每年创造的就业岗位是560万左右，而中国国内需要转移的农村人口应该是多少呢？按照专家的估计，是5到6亿，而下一个1亿2千万转移目标，是定于2020年完成，届时农村转移城市的人口，大概有3亿。

而在此之前，农民的自由流动应该是绝对不可能在法律上被认可的，也就是说除非中国突然捡了一个就业的大馅饼，大幅满足了农转非引发的就业问题解决需要，关于户籍制度的改革，就只能是光打雷不下雨，因为所谓的农民自由，平等权利不能给失去土地的农民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而让土地兼并可能产生的土地私有化，仅仅因为它必然产生大量的破产农民，在现阶段，更不可能。

所以基于以上考虑，右派解决农村问题的两个提案可以被排除。根本不予考虑！除非右派发动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并且极其天真的去实现他们现在所热切呼吁的提案（我很乐意看见他们因此享受不到胜利果实，而比共产党政权更短命）。

现在来看极左毛派的建议，重新回到公社化。

假设现在农民已经具有了工人的纪律性和自觉了。也不怠工了，但是现在农村能实现大规模机械化么？这我不敢确定，但需要提醒的是，机械化农业的结果将使农业劳动力需求大幅下降，而产生比现在更多的农村半失业人口，这些失业人口，城市也没有做好吸纳的准备。那么让公社养着他们吗？不是不可以，但是机械化提升效率后的产品增加平均分配（只能是平均分配，如果是要公社养半失业人口的话，按劳分配只会造成公社成员彼此指责打架）后，到个人手里的可就比单干，要少一些，而这样做，只会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因为一比较，这种分配的结果不能满足农民在市场经济下的生活需要。需知道，环境的变化比人想的快。

(在把此文给我的一些朋友看时，长津湖提出了一个见解：即我如何看待“南街村”和“华西村”现象，我对此的回答是：

“南街村”和“华西村”是转制成功的企业"公社"，他的绝大部分产出并非来自于农业，而是工业,而南街村模式最可称道的经济特点只是他集约了零散资本。或许有些人对这不太认同。我不准备对此作出争执。因为不成熟。

但可以提供一个资料来说明这种公社难以推广的原因。在国内关于“南街村”的新闻中，始终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消息，而这个消息被德国图片报报道出来：即，南街村的村民人年均的工资，仅仅是工资，就达8000美圆，对此我都想当农民了。但是，南街村这个实体之下，还有一万多名被雇佣人员，这些人员的工资是100~120美圆每月。

那么我很容易就从南街村这一模式里看出了“杜林主义”的影子，而且应该说，南街村的模式还没达到杜林主义设想的理想状态，可以让自己内部的所有成员都获得公平的待遇，而这相当于，原南街村的所有成员作为整体，成为资本家，对其雇佣人员剥削，大而化之，甚至可以认为南街村，就是美国的缩微版。

那么就可以设想一下，当全国都采取南街村的模式时，其必然的趋势，是将局部大民主群体的经济压力向外释放，那么释放的趋势是什么呢？由于全国的各个群体都成就了南街村模式，在群体之外的相互联系是市场经济，那么在经济链条上就可能上家和下家的粗略分流，而要在群体之间产生不致完全对抗的平衡，群体之间产生的挤压力要向国外释放，那么，可以说，现在全面推行南街村模式，会使中国在国际社会日趋好斗，而我不确认现在的中国是否作好了与全球各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准备）

现在提醒一下，农村问题就是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如何改变农村的小农经济现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决策绝大多数是围绕着这个问题的解决而展开蔓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