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中国崛起策三十八 （二） -- 文博

中国崛起策三十八 以全国统一的失业保险来抵御经济危机（二）

11. 在19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的阶段，地方政府都非常积极投入转岗培训和再就业服务之中，那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改制关系到大量国企职工的生存，也关系到社会基本稳定，因此政府较为重视。而这次经济危机来临之前，大量的失业人员都不是有城市户口的城市职工，而是以农民工为主，因此在管理上往往不属于地方政府核心任务，加上农民工流动的特性，使得地方政府恐怕没有那么大的热情投入到农民工的社会福利之中去。因此我建议将保护农民工，提升他们的生活、福利和社会保障，特别是保护他们进入再就业领域，采取广泛的农民工就业培训措施等均列入对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之中。只有这样，农民工的福利才不会在经济寒流袭来之前遭到严重折损，从而带来损害中国经济整体消费需求的不良后果。

12. 考虑到许多企业依然是以出口导向为基础的，短时间内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到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也不太可能，许多企业的确在生死线上挣扎。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结构性矛盾，为了提升内需，保持良性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社会福利，但是社会保障费用的增加在短时期内又会加重许多出口导向型企业的负担。因此在特殊的转型阶段可以考虑兼顾民众和企业的措施，既要坚定不移地走转型之路，提高国内需求和社会福利，同时对困难企业进行免税和优惠等措施，对于过去没有参加社会保险或是拖欠社会保险费用的企业在新时代虽然要依法严格监管，但同时可以考虑发放给企业特殊低息贷款，使得企业可以渡过难关，，同时严格按照法律缴纳社保费用，等到经济景气循环和大经济环境发生根本变化后，再实行分期还贷。

13. 建议在特殊的发展阶段——世界经济危机、美国需求下降和中国艰难转型的时期，国家运用庞大的财政收入建立专项的、针对出口导向地区的特殊基金和特别贷款基金，对于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和地方社会保险的缺口由国家的宏观财政支持来缓解某些受到经济危机严重影响地区的困境，中央政府的强势介入是帮助地方解困，实现经济逐步转型的关键，中央的转移支付是为了保住中国经济奇迹的发源地，促进这些地区向更高产业链条的迈进。

14. 国家实现更加科学的数字化管理，对全国失业人数和各地区失业人数进行分门别类地科学估算和预测，并且发布每年和每季度的失业人数估算，不仅仅是在国家社保机构进行正式登记的人群进行统计，更应该将广大进城务工群体纳入统计范围，也就是学者估算的隐性失业也必须体现到科学的数目字管理之中。在科学统计、预测和科学数据的基础之上实现科学的评估，能够根据经济景气指数预测失业人数可能发生的变化，能够根据各地不同的产业结构和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对失业进行比较准确的预测，从而达到科学管理的目的。现在的问题是学者无法得到准确的数据，国家统计局也无法提供完全准确的失业统计和隐性失业的数据，缺乏这样的科学数据，很多情况下就像是“瞎子摸象”，各说各话，要实现可控制管理和科学预测相当困难。国家应该进一步放开对失业的统计和研究，这里并不存在着什么秘密，而是一种公开化的量化研究和科学管理，数据越清晰，情况越清楚，我国各式各样的研究队伍就越有能力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和合作，将失业问题研究透彻，并可以对国家提供有效建言，以保国家长治久安。

15. 国家采取危机预警机制和危机调控机制，对于可能出现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带来的就业形势的变化，从而可能诱发哪些社会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进行中长期的研究和预测，同时采取相应的措施防范社会危机的发生，或是制定详细计划应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广泛进行实际调查，广泛进行抽样访谈，广泛在社会各个阶层了解民意民情走向，广泛进行对社会形势走向的推演和演绎，从而制定社会综合治理和危机防范措施。比如世界众多经济预测机构都预测明年是全球经济衰退的一年，这对我国经济景气以及就业形势和失业形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明年是建国六十周年，距离1989也已经有二十年，失业率的激增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情绪和社会波动？是否会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团体利用中国的危机期，来达到或极左、或极右的一些目的，从而导引失业危机和经济危机转化成一场政治危机？是否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团体会利用这样的局面，来实行对民意的利用和煽动从而达到民粹主义的目的或是危及中国当前的宪政结构体制？如果存在这样危机的可能性，为中国改革开放计，为民族复兴大业计，为中国崛起的事业计，我们该怎样来防范可能会产生的社会危机？我们该怎样的理性通过制度建设来消弭各种影响安定团结的、来自极左或极右的不利因素？中国理性的知识分子应该一起思考，一起冷静的进行考察，同时决策者应该树立危机意识，防患于未然，为改革开放和中国崛起这艘巨轮保好驾、护好航。

16.特殊阶段放宽失业保险金的措施可以先从经济危机比较严重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受打击最重的城市开始实施，然后以点到面的扩展到其它各省市。我国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工作人员应该根据农民工流动的特性探索制度创新，如何在人口流动较高的情况下转移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积累起来的社会保险资格权益，保证农民工在跨省市流动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取得之前已经积累的福利待遇。

通过以上分析探讨了失业保险对于未来中国崛起大业的深远意义，有些事情急不得，需要渐进，比如政治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千万不能突进，在很多复杂的社会变量和很多难以预测的风险因素没有完全通盘考虑清楚的时候，我们只能一步步来；而有的领域则是慢不得，比如失业保险和其它社会保障领域，比如法治国家的进程和宪政建设，我们丝毫不能松懈，必须抓紧时间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二

1929到1934年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一场空前经济危机的时候，由于奉行自由主义和国家绝对不干预的教条，主要西方国家先后错失了国家进行必要救助和干预的良机，让危机升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资本主义世界在更新中探索出扩大社会福利、扩大国家干预和扩大国家公共支出和货币供给量的新政。人们慢慢认识到单纯依靠自由市场是不足的，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救助和干预。坐视人们失业、饥饿和死亡是错误的，这不仅消磨着人们对一个制度的信心和合法信念，更使得资本主义的存在面临合法性危机。慢慢人们认识到了，通过国家救助挽救穷人就是在挽救一个制度，就是在挽救一整套体系和信念。是的，我们离不开市场经济，但是我们需要人性化的市场经济，需要有道德的市场经济，需要关怀穷人的市场经济。 罗斯福新政开启了资本主义一个新纪元，也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凯恩斯的国家介入思想开始成为新的信念。

在1929年到1934年这个关键历史阶段，我们容易忽视两个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对于我们今天的充分启示，这就是德国和英国。在两国面临空前的经济危机和失业狂潮的时候，德国——这个历史上开启社会保障制度先河的国家退却了，国家害怕失业浪潮，国家害怕承担自己的责任和重担，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一个年轻的民主政体——魏玛共和国犯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性错误，国家退却了，制度退却了，国家极力将失业保险的责任推卸到联邦各州，各州又继续下推到各市县和社区中去，导致失业保险体制严重倒退，各个地方政府财政严重入不敷出，失业大军汹涌成潮流，严重危害了社会稳定，最后是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党”——纳粹党上台，而纳粹党一个动人的民粹主义的口号恰恰是——消灭失业。而另外一个一向以“自由主义”和国家不干预而著称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代表国家——英国，则反其道而行之，大量扩张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和调控能力，将本来是散乱的、地区化的失业保险制度建立成为一个全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国家不仅没有在失业浪潮前怯阵败退，反而是迎难而上，加强中央政府管理的效能，扩大国家管理和调控危机的能力，尤为重要的是英国的国家力量在关键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关键的强势转变，国家一举将失业保险变成一种覆盖全体国民的全国性制度，国家承担起了巨大的责任和重担，却帮助这个岛国顺利渡过了经济危机最艰难的时期，迎来了经济的复兴。两个不同的欧洲国家，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命运。

熟悉那段欧洲历史的民众会了解到，当时的德国和英国都是西方定义的民主政体，但魏玛共和国是一个国家动员力量弱小以及国家制度功能不断削弱的国家，而英国虽然是一个传统的民主国家，但是当时的政府在采取全国性的失业保险制度时却是力排众议，采取的近乎是一种威权体制的、强有力的动员模式。一个是民主的，但却是低效的，弱功能的，政府效能低下的，一个也是民主的，但在关键时候却采取威权的手段建立起统一的保险制度，这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

今天的中国吸取众多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在关键的历史阶段完成关键的历史任务，提高国家的效能和动员力量，完成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的全面建立这一重要历史任务，这里我们需要的是科学决策之后的强有力的决断和迈进，这当然不是“专制”，而是一种现代化初期经过科学探讨后、在法治基础上的强有力的行政动员。我们不需要的则是：再花一百年来讨论是否需要失业保险，是否需要全国性的社会保障，那样我们就会失去太多太多。科学和法治契约后是行政的有效性和决断性，是中央政府的果断措施，而魏玛式的民主再动听，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是孱弱无能的弱政府和弱中央无法有效管理社会，最终放出了一个可怕的魔鬼，将德意志推进了深渊，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刘涛 于德国比勒菲尔德2008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