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小眼看文革】清理阶级队伍 -- 柳叶刀

前言

大串联

一九六七年底，江青在出席首都工人座谈会上说：“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随后，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提出要彻底清查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坚决处理。

一九六八年，清队正式展开。此时福建已经实行了全面军管，军宣队已经进入了各个单位，卫生系统由海军负责。“革命群众”在军宣队的怂恿下，使用了各种合法的非法的手段，目的只有一个，抓出所有隐藏的“阶级敌人”。

随着清队的逐渐深入，福建省卫生厅有一个王姓付厅长因为挺不过拷问，供出了一个惊天的大秘密，说是福建省的卫生系统存在着一个叫作反共救国军的地下组织。既然有此组织，当然就该有成员了。王老头儿也毫不含糊，竹筒子倒豆，把他认识的福建各大医院的院长，科主任，医药界的名人全都名列其上，并一一封了官衔。于是“革命群众”和军宣队乘胜追击，把所有在册的人都给圈上，然后再顺藤摸瓜，层层剥笋，扩大战果，最后竟弄出来一个好几百人的地下反共救国军。

我们后来才知道，其实所谓的反共救国军也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福建卫生系统确实存在着一个在一九六二年老蒋叫囔反攻大陆时成立的组织。但问题是，这个组织是共产党的福建省卫生厅组织的战备医疗队，解放军的后备医院，怎么就变成了国民党的组织了呢？

虽然经过了第一波的冲击，楼里的人们都有了一定的处变不惊的能力，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某某割腕自杀”，“某某跳楼自杀”的消息不断地传来，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了。有一天，终究传来了恶耗，是我家楼下的内科王中方主任。他出身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我的父母一直都尊他为兄长，我们都叫他王伯伯。据说他是在午休时用刀片割开了颈动脉，发现时床上床下已经是血流一片了。

没有惊天动地的号哭，只有压抑的低声抽泣。只记得王哥哥拆了他父亲为他做的乒乓球桌，试图拼凑起一副棺材。直至今天，他紧抿着嘴唇，用榔头使劲敲着钉子的样子依然历历在目。当时他只是一个高二的学生。

我和王家的哥哥姐姐们一直都保持着联系，但我从来不敢问王哥，当年是否因为父亲工资被冻结而买不起棺材，我甚至不敢触及任何有关清队的事情。那张乒乓球桌其实也不是正规的乒乓球桌，比门板稍好些，但我们院子里的每个小孩都有着在那张台子旁度过的美好时光。

当年进牛棚的人都是被二十四小时监控，我就不明白了，大白天的，还有两个专案组的人和他睡在同一房间，怎么就没发现？因为公检法已被砸烂，当时也没有公安机关的鉴定（就有，能相信吗？那时可是一切为政治服务的），现在只能姑且接受自杀这一说法。

六八年清队期间，仅仅我父母所在的这个五百多员工的医院里，自杀成功的就达五人之多。在这五人之中，除了一名据说当过蔣军连长的工人外，其他四人全都是主治医生以上级别的。给自杀的人按的结论都是一个，“自绝于党和人民”。

每当同父亲说起这一段经历时，他总要惋惜地提起他科里的刘俊翰主治医生。刘医生除了“参加了”反共救国军之外，还有历史问题，因为他上中学时参加过三青团。他是跳楼自杀的，一位年轻有为的脑神经外科专家啊。

至于自杀未遂的就更多了，我家邻居的妇产科主任是王付厅长的侄女，被逼得割腕自杀又被抢救过来，清队结束出来以后脸上没有一点血色，而且一直没有恢复，她再也没有从事过正常的工作了。前几年我回国去看她的时候，已成植物人多年。当我和她说话时，她的脸上竟然浮出了笑容，她的小女儿看到也惊奇不已。

九十年代，有好事者编篡了一本《福建博士风采》。在第一卷近五百人的名单中，我父母一辈的只剩下寥寥数人，其他的都是改革开放后的博士，中间隔着一个三十多年的空白。说句题外话，习近平也在这本书上，他的自述挺有意思的，可惜找不到电子版本，什么时候我有空把它敲出来，贴到这儿让大家伙瞧瞧。

八十年代给文革冤案平反时实行宜粗不宜细的政策，没有追究加害者的责任。那些在文革中参与整人的人，算起来现在起码也应该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我希望他们在午夜梦回的时候，能够手把良心（如果还有的话）对当年所做的事情作一个反省。如果只是一味推诿责任，把一切归与上当受骗，甚至津津有味地怀念当年的“光辉”岁月，那就真的是十恶不赦了。

至于我父亲当年是如何逃过这一劫的，容我以后另文讲述。

柳叶刀:几个TG干部（2）

参考资料 王中方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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