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奥巴马可能是美国的最后一任总统，兼谈中国如何应对危机 -- 万兹

　　奥巴马可能是美国的最后一任总统，兼谈中国如何应对危机。

　　最近看到葡萄有文章说，这次金融危机好1997年的有很大不同，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应对。这个观点我是深以为然的。不过我对葡萄有关中美轴心联合瓜分世界的思维倾向不是太赞同。按中美轴心的思路，美国应该肯定可以渡过这次金融危机，我倒觉得不一定，就是说，我们应该做好美国过不了这个坎的打算。从老百姓角度，特别是有美元的人，就是要做好美元崩溃的打算，不要把鸡蛋放在美元这一个篮子里。自然，出美元也是要逢高出局，不要逢低逃命。

　　我以前觉得美国可能要在2019年分裂，因为世界还是需要一个美国来暂时维护一下现有次序，等中国再经过10年准备好了以后，美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过现在看来美国分裂可能要提前，因为事情的逻辑是，别人不会给中国足够的准备时间，中国被迫应战，结果就是美国提前分裂，这是合乎逻辑的辩证法。

　　分析一个社会，无非从四个方面进行：物质生产，经济，政治，文化。

　　美国的社会结构是以经济中的金融业为重心或头脑，政治家不过是银行家的代言人。中国是以政治为重心或头脑，虽然也有官商勾结，但是官起支配作用。金融危机对美国来说可能致命，对中国来说就算人民币作废也不致命。所以分析中美应对危机的措施，不能用“普适办法”去分析，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现在把美国人全部换成中国人的灵魂，那么金融危机对美国也不是件大事，不过这是不可能的。

　　1929年的危机，罗斯福是可以代表某类银行家的利益去行新政。但这次金融泡沫太大了，WASP的文化也久受冲击，WASP银行家估计已经打好包裹准备走路，留下一个烂摊子给黑人总统奥巴马当冤大头。经济学比政治学更象一门心理学。

　　回到文章开头的课题，中国现在和1997年有什么不同，现在应该怎么走？

　　从更早的历史进行分析可能更容易揭示现在中国的社会状况。TG在1949年之前的创业史，是一个军事共产主义集团的创业史，以主义为精神皈依，以军事民主集中制构建起强悍的政治军事架构。所以1949年以后，政治是国朝的强项，文化暂时有主义统摄，生产和经济几乎是空白。1949-1978，初步建立起完整但粗糙的工业体系，经济（贸易和金融）仍然几乎是空白，不过生产不再是空白，只是不具备自我协调发展能力，要靠从上到下的指令计划，这是政治协调方式，不是经济协调方式。生产和经济的不平衡必然要求改革开放，1979-2008，目标就是建立市场经济，利用市场经济进行生产方面的协调，生产也从粗放逐渐转为精细。到2008年，尽管积累了很多问题，比如市场换技术效果不佳，出口依赖过多，但总算初步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建立起来了，产业聚集的规模也上去了。可以说中国历经150年的艰辛，终于完成了工业革命。

　　可能需要说明的是，近10年来从表面上看我们浪费自己的资源得到可能作废的绿纸片，亏大了，但实际上恐怕没有亏那么大，那相当于是让中国人民经历了一次市场经济的训练，而且也有产业聚集留了下来，结合中国固有的政治传统，成为了人民币背后的真实的支撑力量，外汇储备只是表面的支撑力量。不过，虽然只是表面的支撑力量，我并不同意钱只是印出来的完全没用，外汇储备可以随便乱扔的说法，因为它代表了背后的一些支撑力量。

　　1997年的经济危机，我们还要去争市场争产业，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过分争这些东西了，现在工业化已经实现了。现在的情况和1997年的情况有本质不同，所以应对方法自然会有不同。工业革命完成以后，下一步自然就是信息革命。

　　首先是消费拉动经济的模式应该受到约束，这是一种落后的适应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消费经济发展，必然后果就是寅吃卯粮，不断欠债直到崩溃。消费经济也不利于环境保护，不利于地球的未来。

　　其次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从工业化向信息化迈进。把信息技术应用到生产、经济、政治等社会的各个层面。应用到生产上，可以使生产更加深细化，而不是粗放式扩张；应用到经济上可以使贸易和金融渠道畅通，监管起来也更容易；应用到政治上则提高民主集中的质量，用技术进步来消融不同制度之间的道德指责。

　　第三，很多交通和基础建设投资也是必要的，出口萎缩也可以适当转移到国内消费，或者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交换资源共同富裕。很多人论述中国应对危机的手段，重点集中在第三点，可能还是受西方消费经济的影响太大，恐怕有点本末倒置。其实这第三个办法只是锦上添花而已，就算没有，中国发粮票也能把危机对付过去。中国人从吃不饱饭到能吃饱才没几天，其心态和美国人从塔尖上掉下来的感觉是有天壤之别的。把启动中国国内消费作为重点，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起来也很困难，因为中国人现在还是爱储蓄。在信息社会到来之前盲目开发中国西部，可能带来得不偿失的生态灾难。

　　中国发展到现在，建国时的生产和经济空白已经补上了，但文化上出现了新的空白，原来的主义被很多人怀疑。所以下一步除了信息革命外，新文化的建设也是迫在眉睫。

　　这次经济危机，对中国来说在文化上也是一个突破的契机，因为原来的国际话语权的权威性受到怀疑，出现一个话语权的真空。现在中国和世界都需要一个有说服力的哲学体系。

　　我们这些人在西西河大喊大叫，就是在为这个突破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