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年庐山 （三十七） 回顾和评论 （之一） -- 史文恭

当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早已告别东哥的理想而走上她自己的道路时，有很多历史，虽然仅仅发生在五十年前，但回首时，已恍若一梦。此刻，东哥的躯体还在中国的心脏的中心，日日起起落落。但他的肉身仅仅是一个政治符号，所以被装饰在了共和国的表面，而他的理想和他不顾一切，向前迈进的气概都失去了曾经的威势和重量，留下的不过是一些飘飘忽忽的羽毛。

历史是如此绝情地向前飞奔，或许因为她见过太多的欣喜和悲欢，太多的胜利和屈辱，太多的错误和掩饰，太多的自信与沧桑。----所以历史不得不超然，因为她无法承载太多个人的得失和成败，对于她而言，她有自己的生命，生活在一个超乎远大和深阔的空间。按照她的规律和周期，从容不迫地生长。涵盖万物，不舍昼夜。

因此，从这样宏大的历史视角看去，庐山会议的风风雨雨，跌跌宕宕变得沉郁而悠远，在剥去了当时愤怒的指责声，尖利的批判声，凄婉的辩解声和呜咽的检讨声后，我们得以看到一些真正的筋骨和结构，一些横亘于历史，不变的主题。------就像真正爱一个人总会找到不同的表达方式一样，历史的规律和内在的结构同样在具体的历史事件里，通过直射，折射或衍射，变幻着地演示出来。

下面的章节是俺勉强铺叙了庐山会议的一个大致的轮廓后，所获得的一些小小的心得。恰如上面所说的，俺希望用一种较为超然的态度来勾勒出一些略为形而上的东西。

第一，“政企不分”

庐山会议的起始是一个令人回味的事件。为什么？因为从大致的内容看，庐山会议所探讨的本应该是一个宏观经济发展的问题，换言之，这似乎更应该是周公和他的国务院行政系统的事儿。----但我们看到的是，庐山会议的主角和要角们是东哥和他麾下的各路诸侯。------这宣示了当时中国国家机构的一个大的问题，即“党政不分家”。----用更确切的表述，即东哥的职权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

而这个问题，是一个发展阶段中一个时期的现象，所以，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纯粹的历史。-----但就事论事，当时的东哥，头衔应该是党主席，军委主席，而在国家机构里，东哥并没有一个特定的职位。这一点，是需要特别指出的。------当然，说到这儿，我们可以说，既然宪法规定，我国是我党领导的，那么作为党主席的东哥，他领导经济又有何不可呢?-------事实上，这个疑问恰恰是上面问题的一个展开，----即党的领导和国家行政行为的关系。--------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划分的问题，而是对于一个正常的国家行政行为标准而言，当时的TG，有着不同于一般意义上政党的几个特质：即她是一个纪律严明，以大部分成员来自农耕社会而进行工业化的，并怀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改造计划为目标的革命政党。------而上面的几个特质，在战争年代，成为TG胜利的基础，但到了发展经济的时候，这几个特质需要改善的一面聚集在一起发作了。

为了说明这一点，俺谨引用东哥在庐山会议开始阶段提出的十八个问题的第一个来给大家说明：

“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8月份用一个月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卷（第3版）。去年我们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此书总结了苏联经验，但有缺点，如和平过渡，通过议会夺取政权之类。哪有那回事，革命必须通过武装斗争（1957年右派无一根枪，还要进攻）。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本书，问读了没有？读了一点，读得不多，自己也没有读。……”。

东哥上面的话其实很清楚，他承认了，首先，当时一大批TG领导不懂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所以，他要求他的同事们读一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同时，他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他本人其实连这本教科书也没有读。

后来到七月二十三日，东哥讲话里说到：“。。。我也是个没有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 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事实上，在一九五九年的岁末，东哥还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他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历时两个月。

俺之所以要引这些材料，其实只是顺便给大家说明，固然，东哥对经济学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但在庐山会议之前，他还没有读完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大跃进的起源之一是东哥反反冒进的结果。-----俺认为东哥对大跃进要负的一个大的责任就是，他不仅发动，还亲自领导，组织了这个大跃进。假如，他仅仅是给出目标，而让周公，陈云负责具体的实施的话，这一场席卷中国的浪潮本不会如此场面喧哗而下场惨痛的。-------因此，回过头来，这还是一个“政企不分”的问题。

而这个矛盾，因为东哥本人经济学素养的稀薄，和他敢于任事的气魄变得更加的尖锐。----1957年，东哥收到他回家探亲的警卫员带回来的一个窝窝头，因为极其难吃，而让他伤心落泪，慨叹这就是种田人吃的粮食。并因此动心研究如何更快发展经济。----但想不到的是，历史的后续发展告诉我们，三年之后，无数农民连这样的窝头都吃不上了。

说到这里，也顺便提一下“备战经济”的话题。----俺觉得这个视点未尝不是观察前三十年中国经济的一个好视角，但探讨“备战”这个因素对中国当时经济影响的比率多少却是一个要害。俺举一个小的例子，聂力中将的书《山高水长》中提到，“五院搞导弹，航天技术，1982年的时候，算了一笔帐，从1956年建院开始到1982年，26年研究导弹，火箭花的钱，还没有宝钢一期工程投资额多。”

“文革前，有一次聂帅碰到陈云同志，陈云问到：“听有的同志讲，你们搞两弹，花钱太多，你说说到底花了多少啊？”

聂帅把大致数目告诉陈云，陈云说：“想不到才花了这么些钱，搞两弹是值得的。”

与此相较，据姚依林的口述，大跃进期间，国家的收入少了几百个亿，一直到1966年，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还低于1957年。

所以很多无声的事实其实铿锵有力。

但在此，俺并非追究东哥个人的责任，庐山会议的前因是一个复杂的国家行政行为如何组织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来自于历史的承接，来自于中国当时的具体经济发展现状和公务员队伍的平均素质，来自于海内外的政治形势，因此，这是一个大的，远非以俺寥寥的知识储备可以概括的问题。但这个观察的角度，俺觉得是值得向诸位推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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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1年9月17日，周公参加完第二次庐山会议下山来到江西南昌。江西省委设宴招待。席间没有山珍海味，最好的也只是粉蒸肉。因为时值困难时期。-----酒酣之际，周公招呼时任江西省长刘俊秀，举杯自干以感谢江西对中央的支持，在那个困难时期，江西每年支援国家12亿斤粮食，在当时的中国，这意味着什么，就不必多说了。----为了答礼，刘俊秀自然要敬总理一杯，-------

“周公却说到：

"俊秀同志，一杯不够，你要敬我，那就敬三杯，咱们连干三杯。"

　　刘俊秀一怔，随即更兴奋了："好，我敬总理三杯！"

　　"慢着，"总理那边已经又发话了，用人们熟悉的手势阻止刘俊秀马上喝，仍然是一副神秘的笑容："这三杯酒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刘俊秀不放酒杯问。

　　"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1亿斤，我们干三杯，要你3亿斤粮好不好？"

　　"总理啊，"刘俊秀苦着脸放下了酒杯，那神情像作亿苦报告似地："国务院今年给我们的外调粮任务12亿斤，我们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再增加3亿斤就是15亿斤了，怕有些困难啊……"

　　谭震林站起来助兴："老刘啊，总理34年没来南昌了，来一次这么高兴，看你们形势好么，要3亿斤粮你就心疼舍不得了？"

　　罗瑞卿也站起来鼓劲："老刘，你既然敬总理那就真拿出点敬意么；敬三杯23亿斤就3亿斤！"

　　总理摆手不叫逼这位省委书记，身体稍向前一倾，算帐先生似地："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3亿斤虽然有困难，还是承受得起的。"

　　"总理是8亿人民的总当家，总理的心情我也理解。"刘俊秀点点头，重新端起酒杯："可以，3杯就3杯，3亿斤就3亿斤，就按总理的意见办。干！"

　　"谢谢江西的同志们。"周恩来兴奋地举杯："干！"

　　就这样，总理连干3杯，要来3亿斤外调粮。

引自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俺少年时读到这段，总为总理在杯盏交错间，轻松搞定国家大事的风度而折服。但现在看这一段，却读出了身为一国总理，手中无粮的痛苦和苍凉。-------在“三年自然灾害”严重之际，武汉市全市断粮，情急之下，市委书记下令把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强行扣押。同样在此时期，由于全国各大城市出现普遍的断粮情况，周公不得不组织几列火车，装满粮食，随时待命，哪里缺粮，就开往那里。-------当一个大国的总理，为了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口粮窘迫到了这个地步时，-------吃腻了山珍海味的年饭的俺，于此刻，深深地感到我们国家的进步和那时总理瘦削的身影的单薄。--------当然，如果不嫌俺粗鲁的话，-----俺也深深叹服那些对于过去年代的看似令人激动实质并非如此的“理论”和神话如此留恋的同学们的痴情。

• 【期刊】《西河文萃》 第20期 2009年3月2日
• 【西河文萃1月16日至2月15 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