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的研究 1．概述 -- 润树

2.4 林毅夫的谬误

上节从经验数据上证伪了林毅夫的“博弈论”是三年粮食减产的首要因素的论点，这一节检查其理论及证明过程中引用经验数据的谬误。

前面提到，林毅夫在提出自己的“博弈论”后，企图以比较不同生产时期的农业生产率来证明其理论的正确。他所依赖的农业总要数生产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数学模型如下：

TFP = 农业产值/总要素

其中，总要数是以下四个要素的加权平均:

劳动力 – 从事农业产值所涵盖的农作物生产的劳动者人数

土地 – 农业产值所涵盖的农作物赖以产出的土地面积

资本投入 – 为购买耕畜，机械 和电力设备等投入的资金

流动投入 – 为改善生产条件（农田基本建设，水利，肥料等）和提高农业科学技术的人力物力投入

林毅夫在考察了几种不同模式的加权系数来计算总要数后，采用了Tang（1984）提出的

总要素 = 0.5 * 劳动力 + 0.25 * 土地 + 0.1 * 资本投入 + 0.15 * 流动投入

来计算和比较新中国1952 – 1988年的农业生产率，如表2.6所示。表中的所有变量都以1952年为基准的相对百分数的形式表现。其历年的农业产值数据取自文贯中（1990）的研究，以此计算出的农业生产率命之为Wen TFP。

表2.6 林毅夫引用的农业总要素生产率

将上表中的TFP用图型表现出来，就得到了第二章所示的马鞍形曲线（图2.1）。此图一出，引来无数惊叹，仿佛林毅夫所谓1959至1978年强制性集体化生产制度下的低下生产率就被无可争议地定型了。

然而，无论这个TFP模型如何完美，这条曲线如何夺人眼目，它们并不能给林的“博弈论”帮什么忙。原因是，当随着人口增加而带来的过剩劳动力不能在别的领域找到出口，而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不但不能随之按比例增加反而下降时，这个模型至多说明，人类有赖于土地这个自然资源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困难，必须从土地以外的因素去开辟道路。换句话说，无论人类想要从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更多粮食的愿望有多强，积极性有多大，勤劳度有多高，如果他们不能提升总要素中的后两项，即资本和流动投入，并从中获得相应的回报，那么照此定义的农业生产率将总是随人口的增加而趋于下降。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就林毅夫所划分的各个阶段农业生产的主要特征分析如下：

1952 – 1958年 - 这段时期农业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主要是由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而获得的，由于这些改善是在过去比较差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相对于此后的时期较易实现，而且效果也更显著。比如，1）到1957年止，六年时间里共新开发了一亿亩粮食耕地，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7.5%（此后从1958年起开始下降，到了70年代下降达15%）；2）复种指数从131%增加到了142%，相当于增加播种面积8%，这个指数再往上就很难了，此数值保持了十几年后才得到继续提高；3）水利灌溉面积由18.5%增加到了30.6%，此后30年也只增加了这么多；4）以修梯田和平整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田基本建设，提高了水土保持度。如果没有合作社提供集体劳动力，这些成就是很难取得的。

1959 – 1979年 - 人口急剧增加，而耕地减少，粮食生产在经受了1959 – 1961年的严重挫折后，逐渐得到恢复。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继续进行，农业机械化也于70年代初起飞，化肥生产和施用量的快速提高，良种的开发和推广，成为这段时期粮食产量增长的主要动力。70年代是新中国历史上粮食增产最快的十年，基于耕地面积的亩产年均递增达到5.23%（1950 – 1957是4.8%，60年代3.96%，80年代2.97%，90年代2.19%）。

1980 – 1988 – 人口和劳动力增加速度开始下降，粮食产量突破临界点后，使部分耕地转向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的生产成为可能，家畜的饲养也得以快速增长，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但包产到户后一段时期内，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的投入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幅下降，农业机械化的速度也放缓，在某些领域甚至倒退，成为其后一段时期的粮食危机和三农问题的重要因素。

这些分析也许可以帮助人们理解TFP和那条马鞍形曲线。但是，读者可能仍会想，曲线所描绘的两端高中间低，差别毕竟太大了。这就需要通过对林毅夫在数据和加权系数选择进行分析，才能一窥奥秘。

第一，生产力要素中的土地项应该是耕地面积而不是播种面积，两者之间的差别是由复种指数引起的。由于耕地面积呈下降的趋势，在其它变量保持为常数时，计算出的农业生产率就会上升；而由于播种指数的提高（劳动量需增加），播种面积基本上是个常数，土地项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就不见了。

第二，林文采用的历年农业总产值没有用可比价格指数加以校正。1952年至1978年农产品收购价格变化不大，可以忽略不计。但自1978年起，农产品价格提高很多，这就抬高了农业产值，使计算出的生产率与此前的数据不具有可比性。1979-1988年未按价格指数校正前的产值增长达228%，而校正后只有53.2%，增长被夸大了三倍多。（将新中国50几年的 GDP绘制在一张图上来张扬改革开放的伟大成绩，与这条马鞍型曲线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本来，在土地和劳动力能够同比增长的条件下，以林文所采用的TFP模型来来估计某国或某地在某个时期内农业生产率的变化，并非没有道理。但明明知道中国的农用耕地在减少，人口却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仍然给劳动力因素加以0.5的高权重，其合理性需要质疑。毕竟，种庄稼不是靠人海战术。

第四，从表2.6可以看到，集体化时期的流动投入（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化肥的使用）以很高的速度增加。原因无它，既然耕地在减少，那就只能通过改善生产条件和发展科学技术来提高单位土地的产量。1959 – 1979的二十年间，这部分投入平均每年以31个百分点增加。这些投入，除了化肥在当年就能见效外，其它都有不同程度的滞后效应，但是有长期效用。然而，分田单干后，1982至1985年的流动投入平均每年却减少了74个百分点。由于这几年化肥的使用和良种的推广都处于快速的上升期，流动投入的减少集中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前者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亩产，而后者由于滞后效应非但在那几年没有产生多大的消极作用，反而使计算出的TFP得到很大提升。这就是那条马鞍型曲线在后一段急剧上升的奥秘。但是以后呢？以后就是1985至1989年粮食产量的零增长，和九十年代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下降，以及严重的三农问题！

综合以上几点，将耕地面积取代播种面积，以粮食产量（实打实，不受价格影响）取代不可比的农业总产值，将劳动，土地，资本，流动四要素的权重分别取为0.3，0.4，0.15，0.15，并按平均流动投入增长来设定1983 – 1988年的数据，就可以得到与林文的Wen曲线有很大差别的润树曲线，兹将两者制于同一图像如下：

表2.7 润树TFP与Wen TFP的比较

图2.4 润树TFP与Wen TFP的比较

笔者这里不是恶作剧，也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旨在证明，随着人口增加，耕地减少，人类有赖于自然资源的生存环境越来越艰难。当然，笔者并不认同这样的TFP。当中国农业1957至1979的二十二年间粮食亩产量增长了108%（印度在相同时期只增长了约40%， CIA World Factbook），在人口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劳动力人均产粮增长了15%，却被指责生产率下降，实在不符合我们的逻辑常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按林文引用的TFP，“博弈”之年的1959年是94.3，比包产到户后1982年的93.7还高，不知林毅夫当年注意到这一点没有，又是如何解释的。其实，唯一的解释是，这个所谓农业要素生产率完全不适合用赖衡量中国这几十年的农业生产。

至此，对林毅夫“博弈论”的证伪可以画上句号了。但也许还有人会说，即使“博弈论”不是三年粮食减产的首要因素，但强制性的集体化导致了农民的偷懒，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却是肯定的。对此，我们也许可以从别的数据看出蛛丝马迹。

像其他信奉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人们一样，林毅夫把这个理论的基本假设奉为普世真理，那就是，“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一个决策者在面临几个可供他选择的方案时，会选择一个能令他的效用得到最大满足的方案”。林由此导出，当农民加入人民公社后，在勤奋劳动还是偷懒这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中，理性地选择了偷懒这个能令他的效用得到最大满足的方案，这就是农民玩的博弈。林有现代经济学作后盾，似乎立于不败之地。然而，既然这个原理是普世的，那么农民们的这种行为在中国的范围内就更应当是普遍而且无大差别的了。大约是基于这个“普世”的理由，林只选择了全国性的农业总产值的数据来作证据。他这样做固然效率高，省力，符合理性人假设，但同时他也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危险的境地，那就是，一旦把这些数据拆散分类，找到反例，他的立论就从另一角度再次被证伪了。幸好，中国自然资源数据库的分省和分谷物类别等的统计数据使这个工作成为可能。

表2.8 1959年各省区市粮食亩产量的变化（%）（注1）

从上表可以发现很有趣的现象：

1）虽然1959年全国有八个省市亩产减产高达10%以上，但广西，江西，浙江，上海，吉林，陕西这六个省区市增产百分比却分别是8.4，4.2，14.9，14.4，10.5和4.1，平均增产9%，差别不可谓不大。难道这些增产省区市的农民都不“博弈”？

2）比较稻谷和小麦的亩产变化，某些省区市，稻谷减产，小麦却增产（或相反），有些甚至差别很大。难道这些省区市的农民，种稻谷时博弈，种小麦就不博弈 （或相反）？

3）即使都减产，某些省区市在某些谷物种类上却差别巨大，难道是这些省区市的农民博弈程度不同造成的？

这些问题，如果深入到地市县，甚至区社队的生产记录，会更多更复杂，“博弈论”者是很难回答的，而从自然灾害的记录上找到答案的机会却可能要大得多：1）那些省区市都不在严重受灾之列；2）这些省区市在不同的季节受灾；3）这些省区市的受灾程度有较大差别。

客观地说，除了受灾或不受灾以及受灾程度不同这些主要因素外，不同省区市的各级干部在决策和领导上发生错误的程度不同，也许会给那些亩产变化的差别造成不同的影响，但与博弈论毫不相关。林毅夫为了解释为什么1962年后粮食产量开始回升，在文章中提到，1962年起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对纠正此前的“共产风”和大公社体制在管理上的弊端起了积极的作用。事实上，这个政策中央在1959年初就制定，而且很快得到了落实（谭震林，1960年《政府工作报告》），无须等到1962年自然灾害减退后才发生作用。因此，如果说瞎指挥，共产风这些领导和管理错误在60和61应对粮食减产负责，那么将这个责任归之于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也比所谓“博弈论”更具说服力。

最后，从常理和常识判断，林毅夫提出的“博弈论”，并非全然无理，因为在人类的各个群体中，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但是经验也告诉我们，在生产劳动上，多数人都能抱以正常的态度对待，并付出自己应有的努力，而特别积极或落后的都是少数，这个认识同时也来自笔者70年代中期两年半农村集体劳动的个人经验。由于管理体制的改变，可能会使这种状态产生某种程度的变化，但其基本形态不会改变。象林所提出的“博弈”现象这种变化，当然会影响到生产劳动，但由于只是很小的变化，与其它因素比较起来，只能是非常次要的。更重要的是，林毅夫忽略了统筹计划，分工合作的集体劳动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效率提升。那六个省区市1959年平均亩产增长高达9%，以及在1959年受灾加重的情况下，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仍比1957年增长了0.2%，这些事实表明，人民公社这个集体生产体制一样可以給粮食生产带来像高级社这种集体制下同样甚至更高的增长。而且，按林毅夫信奉的理性人的普世性，这六个省市区的农民没有“博弈”，那么其它省市区的农民也都没有“博弈”。

到此，真的可以给林博士的“博弈论”划上句号了。

注1：对各省区市的粮食总产和这几项谷物的产量之和以及对应的播种面积，与当年全国各项的总计进行了核查，误差均接近零。但有少数省区市的增产数据看上去似乎过高，原因是这些省区市在其对应的谷物生产上数量很小，容易导致较大的误差。而天津，青海，西藏或无数据，或某些类别产粮则几近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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