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人为什么包二奶 -- 乐水小子御风

中国当然不是世界上唯一包二奶的国家，但中国人绝对是世界上包二奶最出名的。

亚洲国家普遍有妻妾制度的文化传统，虽然社会发展到现代形态，顽固的传统文化基因并没有因为社会形态的改变而完全更替，更别说现在还有很多物质文明和科技文明都已经很发达的阿拉伯国家仍然保留着妻妾制度。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一个男人除去妻子以外，在外面还养着一个甚至几个的现象同样存在。不过二奶现象被社会普遍关注普遍接受、妇孺皆知，作为妻妾文化在现代的一个畸变，以至于甚嚣尘上空前绝后，中国人可算上独占魁首了。

二奶在中国是有钱人的时尚消遣，是“大奶”们的仇视对象社会不安定因素，是商家眼中的二奶经济，是律师眼中的维权对象，是老百姓饭前酒后的谈资，嬉笑怒骂的话柄。哈哈，看看我们，有哪个国家的二奶能担负这么多的社会责任。这还不包括在社会潜层暗流中的影响，诸如权色交易和钱色交易，绑架勒索刑事案件等等。更不包括家庭内部关起门后的纠葛与明争暗斗。说来说去，中国人为什么要包二奶呢？

一， 男人的梦想——妻妾成群。

中国从倡导一夫一妻制到现在也有一百多年了，从法律上维护一夫一妻制杜绝多妻制度到现在也五十多年了。为什么这种观念还是无法改变呢。

记得作家苏童在《妻妾成群》中有一句让很多男人都津津乐道的话——男人都有一个梦想，妻妾成群。这种根植于农耕社会小农经济男权思想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文化形态中，性别对立被根本削平了，不是用性别平等的方式，而是用取消女性性别权利的方式。

这是维护男权形象的最高表达。“你是我养着的”是这种表达的世俗化写照，但这种话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是我的。人的权利和性别的权利由于物化的结果而被取消了。

在西方社会，女性的自我表达首先拥有明确的个体表达权利和明确的性别表达权利。对于是否要和一个人在一起的选择权是前面两种权利的具体表现。个人意愿是基于一种性别前提下的表达。因为我是女人，我喜欢这样作。但在中国社会中很难培养起一种完全的独立的个体意识和性别意识，表面上很多女性行为也是自我自由选择的结果，但其中潜在的思维方式却是——因为我是男人的女人，所以我要这样作。

很多女人总喜欢说一句话“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但我们有没有细细品味过这句话？这显然不是东方式的思维模式。这句话中隐含的性别对立和性别冲突是中国传统思维中所没有的。东西方都有过诬蔑女性的历史，但中国的女性评价中没有夏娃引诱亚当偷吃禁果的智慧因素；有的只是妲姬引诱纣王的色情因素。红颜祸水也是传统中关于女性的主流评价。对智慧与色相两种完全不同的指向背后，从两种文化的源头就已经看到了男女性别之间平等意识的巨大差异。西方诬蔑女性是因为恐惧和仇视，东方诬蔑女性是因为轻视和忽略。

色是什么？显然是男人拥有绝对权力后对女性的肤浅定位，可悲的是由于这种权力的硕大无比，使这种肤浅定位的价值观念不单单通行无阻而且也自然而然的被女性坦然的接受着。“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也许现在很少被女性引用了，但它的现代翻版依然颇为时髦“女人学那么多东西有什么用，长的好嫁个好老公比什么都强”。因此“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的背后是“女为悦己者容”的传统思维方式。因为征服的手段也就剩下一个可怜的色相了，而这个东西还是男人为女人设定好了的。

所以，当我们引进西方的词语时就能看到有趣的变迁，“性感”在西方是一个中性词，男女都可指称，到了中国就主要用于女性了，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性感的观念而只有色的观念，而色是没有男性称谓的。

女性这种在文化潜意识里对男性的依从表现在伦理道德上就是贞操观的建立。

香港电影《大丈夫》是一部带有黑色幽默味道的伦理片，在其续集中有一句台词是片中女主人公说的“女人又有谁想出来滚呢”（其中的滚是粤语的发音，就是在外面“乱搞”的意思）这句话除了影片劝善（很有意思，中国的劝善这这种事情上表现的尤其多）的主题外，也确实道出许多女人的心声。

我们抛开道德审视，但看一个现象就颇值得玩味——在一个社会中，男人和女人同样面对道德审判的前提下，行为却是截然不同。更有意思的是女人在此表现的态度不是对不平等的愤怒，而是对道德的恪守。这和西方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女性主义的强力介入而形成的“性泛滥”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此我当然没有鼓励“性泛滥”的意思，只是从中看到男女不平等的深层社会意识。问题在于，女性在面对这种不平等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态度。前面所提到的妻妾文化在现在观念中的传承不单单是男性一个角色能独立完成的。

二， 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才有钱。

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才有钱。这是一句流行语，言下之意是强调有钱和道德的不可融合。然而如果我们对这种话较真的分析一下，如果我们按照这种世俗逻辑的视角来看待社会问题，如何解释有些当官的人包二奶的问题呢？为什么不说男人有权就变坏呢？

其实钱也好权也好，其本质的共同性都是表现在对于权力的占有上。之所以没有“男人有权就变坏”这句话，无非是因为我们民族性中的“官本位”思想，对于当官的人莫名的敬畏，从意识中就没敢把不好的词语与这种形象联系起来。

当然这里不是讨论权钱关系，而是经过内在逻辑关联后的本质上。简单说按照某种世俗逻辑，男人要有了权力后有了占有的能力后才能乱来。如此，所谓乱来就变成了对某种东西的占有，而且这种东西可以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姑且不论这句话的卫道士意味和生硬的道德评价方式，就从这句话的内在逻辑关系看，女性在这里自然被处理成某种东西或者说某种商品，人性的含义荡然无存了。有趣的是持这样说法的人群中女性的比例非常之高，也就是说当女人用这句话责难男性的时候，也把自己放在了非人的地位上。

这也是让许多来中国的老外对中国的二奶现象大惑不解的地方。干吗非是保养呢？如果我没有钱，但我幽默风趣或者仪表堂堂就不能有情人吗？反过来你再有钱，凭什么能包养我，我又不是你的一件东西，或者你养的宠物。如此看来，在这种关系里所谓的男女情爱应该是不存在的，因为前提已经变成了买卖关系了。如果人可以这样定价的话，这就是一种商业行为，如果没有违背商业操守的话就没有道德问题了，哈哈。

这只是一个逻辑上的玩笑，这种事情不能这样简单的评价。但开这个玩笑的目的确实也是为了证明这种世俗价值观内在的荒谬性。按照这种逻辑，女人变坏才有钱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三， 我想有个家。

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从国家这个称谓上可以发现民族心理结构对家这个概念的强烈认同感。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

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和伦理道德基础上的国家观念使家的概念和国的概念具有了同构的性质。在家讲孝悌，在国则将忠义。

我们也非常习惯这种泛化的血缘关系制约和伦理道德评价。很欣赏一种把时候关系等同于家庭关系的处理方式——例如把某种和谐的上下级关系比拟为父子关系等等。因此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裙带关系扮演着重要角色。

同时，与西方社会人不同的对应是，我们其实很少有明晰的社会人角色，更多的应该是一个“社会家”的角色，也就是说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内外有别很大程度是不是个体和社会的对比，而是家和社会的对比。

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家内部似乎是很少有秘密可言的，这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把家最为私密的最小单位，而不是人。中国传统中以集体主义为行为方式的价值观形成我们更多是以小集体内部的统一和谐为最大价值诉求，这种情况下个体的绝对自由和完全的隐私就变的很不和谐。

我们在西方影片中看到的一些情节在中国人眼中是不可思议的——诸如当某个人遭受了巨大痛苦的时候，当事人面对亲友的悉心关爱和陪伴拒不领情，非要求一个绝对独处的情境。这种行为在中国会被认为是不通人情世故。在传统夫妻之间，如果一方要求自己的独立空间会被看成是别有用心。

两种价值观的差别决定了不同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模式，相对于西方强调特立独行，中国人更依赖于小集体的和谐相处和互帮互助。

实际情况确实也证明了这种行为模式对平衡个体心理的良性作用。家对于中国人的意义完全是在现实生存层面上表现出来的。同时，要满足这些意义，家就必须有个形式的表达。比如固定的居所，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夫唱妇随的家庭作风。关键是女性方对男性方的忠贞和顺从，同时女性的生活范围仅限于家庭范围和与此相关的环境，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社交场所。按男人的讲法，这叫做放心。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到，如果单从生理性要求和情感补偿的角度来讲，情人似乎更适合这个角色。显然二奶是和情人完全不同的两种角色，所以在中国二奶现象大行其道，男性一方决不单单是生理性要求和情感补偿。

因为和一个情人在一起组成的并不是家庭，无法得到中国传统家庭给个体的心理平衡与隐私的释放。由于传统家庭中对女性的极大限制使男性在家庭中处理自己的私密事件是可以减少很多顾虑和隐忧。同时家和社会的对立也使个体面对社会的焦虑被家庭成员分摊了，这些是对于有独立自主性质的情人角色所无法承担的。

最后，一种形式化的家庭生活对于个体心理稳定也有极大的促成作用。

四， 你有压力，我有压力。

你有压力，我有压力。这是目前台湾地区的流行语，源于一个“巴士阿叔”的口头语。在这里借用过来是对现在社会状况的形象描述。

压力现在越来越成为现代人尤其是现代都市人的强烈的心理体验。

在中国，很多人把压力单纯归结为社会结构变化后竞争加剧所导致，用节奏快变动多这些模糊的体验式语言来描述。如果单从社会竞争角度讲，中国目前比起许多发达国家，这种竞争压力还并不算大。

这种压力更多的来源于社会转型过渡期精神力模糊所带来的困惑。即社会形态的改变必然带来社会观念的变化，当现代生活观念和传统意识发生冲突的时候，带给个体精神层面尤其是道德层面抉择的巨大难度。

现代社会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经济模式的社会形态把个体和社会的关系作为社会结构的核心，这种个体——社会模式和以往中国传统的家庭——社会模式有极大的不同。与此相伴随的是完全不同的社会认同和社会人际交往方式。个体直接对社会负责，社会反过来维护个体的利益。这和中国传统一家、族群、小集体等等作为个体旅游保护者的社会责任观完全不同。

按照马克思的社会结构论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经济模式下个体的利益已经很难用凭借感情纽带微细的小集体来维护。这样的工作必须是全社会的视角，针对每个社会人的利益保障体制。同时，相应的社会交往方式也要有相应的改变，从熟人交际变为社会交际。

只有这样宏观（社会保障体系）和微观（社会交际方式）的结合才可能为身处其中的个体创造相对平衡的心理感受。

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具体情况在这些方面都不能尽如人意。社会保障体系建构的长期性使我们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相关建设工作，另一方面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社会交际模式在中国人中培养的难度更大。现在还很难让许多国人明白，自己最应负责任的对象是社会，这一点从现在的社会公益心的反映可见一斑。

既然传统观念的惯性力量强大，而现代社会的结构模式和传统有必然的冲突，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国人在精神世界的迷惑就很容易理解了。对安全感的要求是人基本的生存要求，当人们不能顺利的适应现代化社会方式的时候，心理惯性自然会对传统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极大的依赖性。家是给予中国人安全感的最佳场所，而二奶作为家的代偿品就至关重要了。

本文不是一篇道德评判文章，单纯的批判对社会建构的意义不大。笔者尽量想站在一个中性的立场上对二奶现象的发生做些社会文化宏观角度的探讨，请道德维护者不要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