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60年代对于青蒿素研发工作的报道（一） -- 快刀浪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从事青蒿素研究的一些老专家，看到Silvia兄的文章，也提供一点文字，内容与科技的关系似乎不大，但看一下这些久违的文字（可能也有人从没看过这样的东西），多少总会有些收获吧^_^

干革命就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广东地区五二三 第十三组副组长 李国桥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

摘自《五二三与青蒿素资料汇集》（1967-1981年）

为了从免疫这个主要矛盾方面突破缺口，我觉得有必要在无疟史的疟疾病例身上探索有关免疫力方面的规律。如果在一些有疟疾病史的病例身上观察，不能准确说明问题。在首次发疟的病例身上观察，如果一时拿不到疗效，最多三、四天就要投药，怎么能观察十天、八天呢？而且，一个新的试验，是先在病人身上试还是在自己身上试，是执行哪一条科研线路的问题。我想起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大”讲话中号召我们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感到现在正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时候，为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科研路线，为了尽快在攻克五二三这一高地方面摸出办法来，我下定决心在自己身上进行观察，只要能为五二三摸出一点规律性的认识，提供一些经验，使五二三工作少走一些弯路，我愿意忍受最大的痛苦。

决心下定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组长，组长支持我的想法，但不同意我作自身感染，说要请示领导，如果同意，他身体比我好，让他先做。我想，苏修在珍宝岛向我们开火了，在边境加紧进行军事挑衅，还在拼凑反华军事包围圈，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越来越大，看样子很快就要打仗。革命的形式要求我们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高的质量拿出办法来武装部队。我们的任务的确是分秒必争，刻不容缓。组长不同意，我去找护士小杨同志，小杨也不肯给我做注血感染，她反而要求我给她感染。后来，我耐心说服了小杨，于七月九日下午让小杨首次把患间日疟的病人血注射到我身上。

病人的血注入我身体后，我倒紧张起来了。“糟糕，我为什么不事先了解这个病人有无肝炎、结核，还有康氏反应……”，越想越多，我怪自己不该如此卤莽。于是，原来的满腔热情一下子冷了下来。为什么会这样想？我检查自己，这是大叛徒刘少奇的“活命哲学”的流毒在作怪。怕死的思想使我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动摇性原形毕露。此时我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人民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形象，一个个浮现在我的眼前，对比之下，使我认识到，不肃清“活命哲学”在我身上的流毒，我就不能高举先烈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行，我就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想到这里，我的思想豁然开朗了，我以愉快的心情，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感染后的第二天，出现了全身反应，注射部疼痛，走路困难，刚好这天又收治了一例首次发疟病例，病人是半夜发作还是明天才发作，从病史上不好估计，要准确的掌握针刺时机，必须在晚上密切观察血片和病情，对于这个工作，我是比较有把握的，为了保证每个病例都能严格执行治疗计划，这天晚上我通宵坚守岗位，愉快的迎接了这一初步的考验。

感染后的第六个周期，即7月21日，出现了第一次轻发作，血检看到疟原虫，我又高兴又激动，因为一场严峻的考验即将来到，我将要在困难面前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检验和教育。从7月21日到7月26日，每天都发作，原虫一天天增多，每天中午12点以后，体温就上升，身体老是恶寒。直到晚上十一、二点才退热。为了观察自然发作的规律，我坚持不作任何对症处理，每天下午就不想吃饭，我想，不吃饭，怎么能坚持战斗呢？于是我作为任务去完成，坚持把每天的晚饭用水冲下去。第一次患疟疾的滋味确实不好受，每天晚上深夜出汗，退热，睡不好，白天头更疼，这时正是四好初评的后期，每天都紧张的开会，还要动点脑筋搞总结，是躺下来休息还是坚持下午呢？有时候下午和晚上，我真想少参加一、二次会议，休息一下，可是一想到毛主席的教导，又使我精神振奋起来，坚持战斗。

出现了症状的第七天，体温上升到40.1℃了，我们按计划开始了治疗。为了缩短五二三任务的战斗路程，我把在总结前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几个新方法都综合在我身上试。而且了集中兵力打好第一仗，我们还设计在第一个48小时内做四次治疗。在治疗过程中，由于有些新的刺激点不够熟练，每次治疗都要做1.5~2小时，而且有些治疗确实难受，经过一次、二次、三次治疗，同志们都有些手软了，不愿再给我干下去。我全身都痛了，自己也犹豫起来，脑子里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这些方法未必全有效，还要继续做下去吗？”可是我又感到这种思想不对头，难道我就这样临阵逃跑吗？就甘当“活命哲学”的俘虏吗？我想起了我给工人同志做治疗时，工人同志非常配合的告诉我，哪一针扎的不够好，反应不强，还鼓励我大胆扎，不要手软。

他们这种为了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扎针的无畏精神，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应该向工人同志学习。我想，现在是为了准备打仗，不能考虑个人得失，无论有效无效都要继续战斗下去，即使是无效，也为将来的有效创造条件。于是我对大家说：“现在我多受些痛苦，阶级兄弟就可以少受些痛苦。”同志们又继续给我扎了下去。

第八天，从原虫数字和前一天的症状来估计，将又是一次典型的寒战高热。上午做完治疗后，我想，今天怎样度过呢？是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等待发抖吗？不行！这不是一次单纯的疗效观察、技术实验。我应该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武装自己，要锻炼硬骨头精神，决不能在疟原虫进攻面前示弱。主意打定了，在明显恶寒开始后，我默念着毛主席“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些教导，拿起锄头跑到外面去修路，挖排水沟。挖了十多分钟，果然不觉得冷了，再挖下去，开始冒汗了，这时体温虽然升到39℃，可是我却不感到怎样难受。同时们午睡醒来，怕我支持不住，不让我干，我想起首长说过：战士们发高烧也一样坚持打仗，我就是要试试看我能不能坚持“打仗”。每隔半小时左右，我停下来查体温脉搏，喝开水，又继续干。汗不断的流，体温就无法往上升，始终不超过39.7℃，由于发烧加上劳动，心跳增加至每分钟140次，我也有些考虑，“能否挺的住？”随后我坚持劳动到体温开始下降，共劳动了二个半小时，这一次，我不但在思想上打了胜仗，而且在症状上也确实比躺在床上好受的多，只有一种剧烈劳动的劳累感，连头痛也没有感觉出来。停止劳动后，出汗逐渐减少，下午6时体温仍停留在39℃，不往下降了。同志们都劝我服退烧药，我又要求同志们给我作了一个小时的针刺治疗。

第九天，为了观察同志们提出来的控制症状的办法是否有效。寒战开始后，我脱了衣服去洗澡，可是这个方法不能达到出汗的目的，最后还是不能避免寒战的出现，因而体温又升至40.7℃，口唇烧烂了，原虫增加到每立方毫米10016个。同志们又要我服药，争论了一个晚上，用毛主席的思想的统一了我们的思想，最后同志们还是同意继续给我用针刺治疗。我提出增加一个刺激部位，就是从颈布刺激迷走神经，以直接调动内脏特别是肝脾的机能。有的同志说，这是直接支配内脏的神经干，如果损伤了某一束纤维，就会影响到某个内脏的正常活动。有的同志说：“这个地方太危险，过去我们做动物实验，从这里一刺激迷走神经，血压马上就下降，旁边又是紧贴颈总动脉，弄不好会出问题，你又病那么多天了，还是不刺这个地方好。”要不要扎这个地方，产生了分歧，我感到同志们关心我是好的，但是我不能因此而放松对自己继续革命的要求，要攻克五二三任务不冒点风险怎么行？这是摆在我面前的一场严峻考验。我是个共产党员，又是副组长，我应该带领同志们不怕苦，不怕死的练针，向科研难关进攻。经过了充分讨论，我和同志们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又迈进了一步。第十天，在我身上初步摸索了针刺迷走神经的方法。这一天，本来我是可以预先使用退热药以减轻症状发作，使自己舒服一些的，但为了观察另一种控制症状的办法是否有效，我又心甘情愿的让它发作。每天发作前后，都要做血象和原虫检查，是躺在宿舍里等同志们给我检查，还是自己动手去做呢？同志们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都要我多休息，我觉得我每一个行动都要为在我们组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作出应有的样子。因此，每天早上我就到办公室去查血，做治疗工作，中午就以各种方法同疟原虫做斗争，发作过后，体温尚未完全退下，我仍然坚持到办公室去工作。

这场斗争刚刚结束，由农村送来了一个垂危的病人，小组的同志知道我有病，没叫我去。可是当我知道后，立刻穿上衣服投入了抢救工作，直至抢救结束，连续战斗了20多个小时。

在这次试验中，单靠我的身体和体力，我是不可能坚持这场战斗的，早就躺下来了。但凭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尽管我的体力一天天在消耗，我却感到我的精神越战越强，排除万难去攻克科研难关的斗志就越战越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