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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瘟疫下的集体意志 -- 外务府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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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瘟疫下的集体意志

昨天看新闻才突然发现那个“猪流感”已经如此厉害。凡是中国人,没法不想起03年的SARS。可巧了,昨天晚上重温美剧《都铎王朝》,正好看到演英国闹汗热病的那段。虽然《都铎王朝》是个小成本的电视剧,但对瘟疫的可怕以及人群的恐惧和无助还是刻画的入木三分。今天上网查了查“汗热病”,百度上正好有这么一段:

“从1485年8月的第二星期开始,英国突然出现了一种疾病并延续到9月底。这种病以出其不意的速度和奇特残酷性把灾难降临到英国人身上。有些人早晨正在开窗户便突然死去;有些人正与孩子在街巷中玩耍,却突然倒了下去;还有些人正高高兴兴地吃饭,但饭未吃完便一命归天。从病症发作到病人咽气前后不用两小时。1485年晚秋时节,汗热病神奇地销声匿迹。有人说是一场猛烈的风暴把它刮到海中去了。不管怎么说,反正它不见了。第二年它没出现,第三年也没见它的影子。事实上,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中,它已不知踪影。1517年,汗热病再一次神奇地出现在英国人面前。这次,它来势凶猛,吞噬了更多人的生命,亨利八世的红衣主教、大法官沃尔西就险遭它的毒手,牛津大学400多名学生被它夺去了生命,伦敦街头丧钟不断。著名的政治家托马斯·摩尔曾在信中感叹道:“我相信,血战沙场也比呆在伦敦城内要安全得多”。该病的可怕之处在于突如其来,而且通常在夜间致凌晨之间袭击人们。发病开初病人浑身发冷、颤抖,有的还伴随着头疼、背痛、干渴、食欲不振、呼吸短促或高烧。几小时后,病人或是立即痊愈或是在昏迷中死去。1528年6月发生的那场汗热病是第四次爆发。亨利八世的情人,即他后来的妻子安妮·博琳也染上了疾病。虽然后来她被治愈了,但其他很多人都没有她那份运气,他们纷纷死于疾病恶魔的手中。贫困的人们好像确实比富有的绅士抵抗力要强得多。也许他们悲惨的生活环境使他们逐渐地增强了免疫力。另外,穷苦的人很少去找医生看病,而当时医生的一些疗法比疫病本身更可怕。其中一种常用的疗法是找一群人看护在病人周围并以各种方式不让病人睡觉,因为汗热病人大多是在睡眠或昏睡状态下死去的。还有的医生不仅不让病人休息而且还让人往病人鼻孔中压入气体或灌入烈醋。1551年,汗热病再次袭击伦敦,此后便销声匿迹了”。

《都铎王朝》这个古装片子时尚元素十足,很黄很暴力,如果把英法西班牙换成大公司,把国王、主教、大臣、公主换成董事长、CEO、经理和继承人一点也不影响情节发展。但今天发现它还真是蛮忠于历史的。在这集中,沃尔西、安博林的患病、亨利八世的四处逃窜、当时医生的熏醋和不让睡觉疗法以及托马斯摩尔的哀叹都有描写。更触动人心的是瘟疫中那种哀鸿遍野、求生的渴望和死亡随时降临的恐怖。一切的一切都同SARS时期那么相似。

今天有友人在网上说,历史其实是在车轮的旋转中不断重复。确实,“汗热病”、SARS、猪流感的突然出现、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伤、以及突然消失(希望这次也是一样)如此相似,但更让人无语的是,翻遍史书,发现原来人类社会在面对瘟疫时的态度,丝毫没有因为物质的丰富和科技的昌明而有所改进。

在和平时期,瘟疫恐怕是人类所能接触到的最大恐怖,这是一种公平的恐怖,一下子抹去了人们之间的阶级、行业、年龄甚至性别的区分,剩下的只是病人(危险者)和健康的人(受威胁者)的区分。于是,我们会看到一种在其他状态下,人类社会难以见到的自发集体意识,那就是保存自我,消灭危险。原有的地缘、阶层和业缘分层被迅速打破,只剩下作为集体的健康者和作为个体的病人的“对立”。在蔓延的瘟疫下,为了集体的利益,对于个体的剥夺和压迫是难以避免的,最典型的就是强制隔离制度。这种制度随着科技的发达和社会组织程度的提高而更加完善。在这种情况下,病人是“有罪”的,他们的患病就是“罪恶”,因此为了集体的安全而必须遭到惩罚。在隔离过程中,病人作为个体的意愿和利益是理所应当被剥夺的,这就是一种集体意识对个人的“压迫”。这种对病人的“压迫”古往今来一直存在,从古代对麻风病人的排斥,到SARS时期对发烧者近乎疯狂的恐惧,人类社会几乎没有任何的改变。在瘟疫中,对于病人或者“疑似”病人的恐惧和处置,无疑是一种全民的witch-hunt,当然,作为病人,其被隔离的同时,得到的是治疗,这是一个补偿。但社会永远存在偏差,只要存在体制性的歧视和压迫,就必然有无辜者。在瘟疫时期,那些因为疑似症状而被强制隔离,而最终可能真的染上疾病或失去照顾而丧命的人,他们是绝对的被剥夺者,他们的个体利益和价值在集体意志下被完全剥夺了,而几乎永无被平反的机会。这决不是某个政府或某个体制的问题,这是人类自身的问题。对此,知识界和思想界也许应该有一丝一点的反思。

由此引申,能否说,集体力量和意志的最大来源恰恰是恐惧。这种集体的恐惧力量之强,我有亲身体会。SARS之初,北京开始抢购之风,各种谣言四起。我自信是个理智的人,相信改革开放25年的中国绝对不会让自己的首都陷入物质匮乏的境地。但当我有一天去楼下的小超市随便买点东西时,我看到的是从东墙排到西墙的长队,以及真的空空如也的货架。老实说,我的头发呼的就竖起来了,一种巨大的恐怖感瞬间摄住内心。那是一种被抛弃、被孤立的恐怖,别人都有的吃有的喝,但你将一无所有。我就像溺水的人想抓住稻草一样,不过一切的想买点什么,好让自己安心。我相信所有参与抢购的人,乃至在6年前的春夏之交在北京度过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集体的恐惧无可抗拒、无可逃避,其凝聚起来的力量足以粉碎一切个体的挣扎,于是集体的行动也就具有了正义的属性。这种人类社会的特性在瘟疫中表现出来,但决不仅仅表现在瘟疫之中。。。。。。

当然,我绝对不是冬烘先生。我坚决承认,从医学的角度,隔离制度无疑是控制瘟疫的必须手段。我母亲就曾经是地方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个负责人,在上次SARS中已经退休的她还被召回,临时管理一个供医疗人员修养和隔离的医院。只是最近的猪流感一下子勾起了我读书的欲望,让我回忆起遥远的家里书架上那些买回来就几乎从没看过福柯的著作。最后想说的是,物质和技术的发展、社会的整体福利和所谓“人民”的利益,都不是抹杀个体价值和尊严的必要条件。是的,为了集体的意志和利益总有人会被牺牲,这是无可逃避的,而这些牺牲并不总都是光彩照人,他们也应该在某个幽暗的黎明被想起,被悄悄怀念。这才是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

通宝推:xtqntd,唵啊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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